谍海忆旧(红色乐队的回忆)-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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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一些官员、军方和工业界人士。当然，我们没有与日本人取得联系的任务，不论
是恩斯特还是我，均未向中央做过这样的建议。尽管如此，在这个或者那个问题上
也能产生一些粗浅的认识，然后把这些成果用电报的方式转发给中央。
在一次与恩斯特所做的郊游中，我们遇见一些为日本人服务的中国士兵并和他
们谈了话。在这次会面的启发下，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寄给当时尚存在的家里。
我们在满洲，在奉天附近。天在下雨，我们走进村头一家小铺里。
这村庄大约有20户人家。在小铺里可以买到香烟、豆油和空铁桶。后面的大炕
上坐着三个士兵，其中一个在拉二胡。年纪大的掌柜靠在账桌上，两个机灵的小青
年蹲在地上。
在这里见到外国人是稀罕事情。我们被邀请坐在炕上。士兵是中国人，在为满
洲国服兵役。他们问：“你是俄国人还是英国人？”
“我是德国人。”
三个人都发表了一通自己的看法。“德国人脑瓜儿聪明。德国的枪最好。”
“中国人只会吃饭和睡觉，却不会读书和写字。”
我问道：“这附近有土匪吗？”
“没有，现在高粱都割光了，那里藏不住红胡子。 ＇注＇ 你知道张作霖 ＇注＇ 从前
也是土匪吗？”
那个拉二胡的年长的士兵笑着说：“张作霖小的时候，还没长胡子便当上了红
胡子，待他长了胡子，便成了一个大将军。”
我接着问道：“可你们为日本人工作，这是为什么？你们喜欢他们吗？”
大家都笑起来，说起话来既兴奋又杂乱无章。“日本人非常坏。我们袖子上戴
一道杠，每月挣11个满洲银元，日本人戴一道杠，却挣60个银元。只要戴两道杠的
日本人说一句：拿这个去，干那个去，戴两道杠的中国人立即便跳起来。日本人又
肥又胖，走起路来这样。”
年长的士兵把双腿作成罗圈样，下颌前伸，两个拳头撑在腰间，“中国人却是
这样。”他弯下腰，用双手捂着面孔。
那个20岁左右的年轻士兵说：“希望早日发生战争，到那时我们不会跟着日本
人打仗，而是反对日本人。”
“德国有许多土匪吗？”年长的士兵问道。
“能读书写字的地方，没有这么多土匪，”年轻的士兵答道，他接着说：“满
洲国现在就像英国占领的印度。”
第三个士兵说：“你这位太太中国话说得真好，我祝贺你。”
其他人点头称是。
外面在下大雨，又打闪又打雷。
年长的士兵问：“德国也有这个吗？”
我回答说：“有这个，有雨也有太阳。”
“跟我们这里是同一个太阳吗？也这么回？”
“是的，太阳是同一个太阳，月亮也是同一个。”
年轻士兵点头说：“我们大家同在一个圆圆的地球上。”
有一天令我大吃一惊，一个新来的纳粹，他是一家钢铁公司的代理人，其实是
莱因洲一家兵器公司的代理商，他有意租下这个巨大别墅，我的小房子就是它的一
部分。我的水和电都是从别墅里来的，他可以把两者都给我断掉，或者他只消说一
声，他不喜欢我住在这里，房主马上就会解除我的租约。即使他不这样做，这个邻
居也会让我不高兴。他搬进来以后，并不觉得有什么理由来拜访我，可我必须知道
我该怎么做，我必须过去。
这位新房客坐在一间又大又冷的屋子里，别墅里有大约12个房间，他以一个旧
派骑士的礼节迎接我。他是个贵族，50多岁，他的女人和四个孩子都留在德国。他
的姓名我忘记了，我们称呼他“封·××先生” ＇注＇ 。第一次谈话时我就肯定他从
前是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现在是个纳粹，与希特勒相比，他更喜欢威廉二世皇帝
时代。封先生为他那古老的家族及其战争传统而感到骄傲。从他那彬彬有礼和妩媚
可爱的举止中可以看出，他是反对排犹主义的，希望我无论如何也要在小房子里住
下去。
“您不要因为我在这里而感到压抑，您要是搬走，我会感到伤心的。”封先生
也不想规定一个计算电费的方法。“那几分钱的电费是不值得说的。”可我认为，
让一个德国民族主义的贵族，为与苏联红军建立联系而在夜间消耗的电流付款，这
简直是开玩笑。
封先生和我在我们比邻相住的那段时间里，保持了一种良好的关系。
他常说：“我佩服聪明，我喜欢活泼，比起这里那些德国小市民来，我更喜欢
与您闲聊天。”
封先生是个贪杯的人，有一次他请求我说：“邻居太太，如果您在什么地方遇
见我，认为我喝够了，您就把我拖到家里来，好吗？”
有一次他邀请我去德国俱乐部，但是我不愿意再到那里去。他坚持让我去。事
后他把自己那一点都没贵族气的胖胖的手放在我的肩上说：“假如有哪个德国人敢
于动您一根头发，您告诉我。”
封先生在德国社团里是有影响的，这是因为他有地位，因为酒喝得多，不妨碍
别人，还因为他以自己的方式做人。我毫不费力地从他那里知道了一些德国商人的
情况和与他有交往的日本人的情况。
我之所以能够把他描述得这么详细，而游击队员们许多重要行动细节我却想不
起来，是因为我还保持着一些信件。关于封先生我在给家里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由此可见，此人与内蒙古的头人有关系，他叫德旺，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
我的邻居现在正在内蒙古拜访他，他想任命我的邻居做他的总顾问。他可能会放弃
自已的钢铁公司，只跟这位头人工作。这位头人有这样一个计划：他希望由国家来
收购和销售羊毛，现在是中国商人在蒙古私人收购，每200公斤羊毛，付给蒙古人一
盏马灯；我的邻居要做他的中介人，把这些羊毛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卖给德国。百分
之五十的羊毛以货物形式偿付。这是一桩有趣的，非常了不起的事业。最为精彩的
部分是，我的邻居需要一个女秘书，她必须“能说会道”，当然要跟他一同去头人
那里，跟着他去旅行整个蒙古，处理全部有趣文件。这是一个诱人的机会……但是
你们不必担心，总有一天要结束这种流浪汉生活，我不会答应干这种事情。
我敢肯定，这里所涉及的不只是羊毛问题，我很想跟随他去两三个月，一定会
很有趣。我记得我请示过中央，内蒙古和这样一个头人，对于他们来说或许并非没
有兴趣。但是这件事情落空了。
在这段时间里，最令我高兴的事情，是米沙和他的成长。他那些聪明的，发人
深思的问题，他的逻辑和观察能力，都是令人高兴的真正原因。
当他1935年1月份在上海跟随罗尔夫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
道：
尽管我从早忙到晚，还是非常惦念着我的大大小小的生活内容。不是享受，而
是6点半钟就被闹钟唤醒，晚饭和中午饭都不需要在家里，打字时怀里不必坐着一个
讨厌的孩子，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伤感问题，但愿只有这四种情况。
罗尔夫把米沙送回奉天，他还第二次来探望过我们，两次都给我们带来急需的
发报机零件，我记得，有一次还带来了化学药品。
罗尔夫的父母和我母亲，都不同意我这样生活，我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你根本用不着替我担忧，这是绝对没有必要的。我过的完全是我所希望的生活，
并且活得非常满意。我承认，如果我只是在罗尔夫身旁做他的妻子，我会过一种受
到精心呵护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只能在理论上，而实际上我不会感到幸福的……
你们的失败的，但却心满意足的女儿。
我敢肯定，我的父母至少自从我在苏联长时间逗留以后，便猜测到我与罗尔夫
分手可能是由我生活中的政治背景造成的。
在我长时间使用发报机之后，电子管坏了。恩斯特很生气。也许是我的过错。
我必须去大约七百公里以外的天津，设法在那里买到新的管子。我带上米沙和他的
玩具熊。为了应付边境检查，我事先把管子缝进玩具熊里，熊里面原来充填的是木
棉。在奉天我没找到与熊的颜色一致的棉花，现在想办法在天津买到。我拿着一块
旧皮子当颜色样品，走进一家小商品商店。
我前边有一个又胖又圆的女人在挑选花边桌布，她从容不迫地挑选着。那时我
就忍受不了在商店里参观。当米沙开始不耐烦时，这位女士转过身来，这是路易丝，
保尔的妻子！我们二人由于激动和高兴而一言未发。
保尔现在生活和工作在天津。路易丝请我到她家去。我高兴地跟她去，这天晚
上过得十分开心。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客人，保尔的报务员，即当过海员的路茨，他
是我在莫斯科的同学。我们共同度过的那几个钟头（到我们回饭店之前，米沙一直
睡在路易丝的床上）让我回味了一个多月，回到奉天以后，我觉得在天津的那几天，
简直像在天堂里一样。
奉天的气氛几乎是无法描述的。最令人讨厌的是占领军那种小题大做的、愚蠢
的，但是由于他们的规范而变得危险的秘密侦察。那些为日本人服务的中国人，会
因此而受到他们的同胞的蔑视。他们要么搜查外国人的住宅，要么把人传唤到警察
大楼里去。我还记得在警察局的一次“谈话”，一个日本军官跟我讲英语，顺便用
俄语说：“您请坐！”由于我在这种谈话里头脑特别清醒，我反问了一句：“您说
什么？”
我相信，任何占领军最初都特别神经过敏，日本人神经紧张的程度也不会减轻。
当然，有许多事情会令他们心神不宁。这个我们知道得最清楚！
经常利用发报机，购买化学药品，把它们存放在家里，把它运送出去，和游击
队员的接头，对外国人的监视，尤其是对共产党人的歇斯底里的恐怖，这些都是经
常的危险源。在奉天行贿，像在诺伦斯——吕格事件中所做过的那样，也有不顶用
的时候。日本人不入这个圈套。不过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危险，像习惯了这个国家的
气候一样。客观地估计我们的处境，恩斯特像我一样同样会遇到这个问题，它并未
使我们成为特殊的人。我可以因为买了一件新衣服而感到高兴，为丢失一双手套而
沮丧。我喜欢跟“领带”去跳舞，他领舞的本事非常出色，可恩斯特会为此而嫉妒。
而当他与那个住在他那栋房子里的非常漂亮的白俄女人调情时，我也感到痛苦。我
们就是这样过着“平常”的生活。当然，在这段时间里我也为我的一生学会了不过
高估价日常生活中的不快，并迅速克服它们的本领。
我们多次遇到过危险。我们为那个惟一的工人阶级取得了胜利的国家而工作，
我们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我们痛恨资本主义、压迫和战争，不只是理论上。我们
每天都亲眼看见它们的恶果，我们热爱中国人民，热爱他们的苦力、农民、儿童、
母亲，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受苦受难的人们。
我们在奉天几乎工作了一年，1935年4月我去与冯接头。这是我第一次必须等待
他。5分钟，10分钟，20分钟。我告诉自己，他坐的车可能晚点了，他可能生病了，
或者关于我们约会的时间出了误会。我绕道去找恩斯特，我从未在接头之后直接去
他的住处。
两天后冯也未来。
第三天我未带纸条去，我们把我的电台在房子外面藏起来。我相信还能见到冯，
他向我走来，我心情放松得直想哭出声来。可这不是冯。
我发现这是一个日本人，上一次他就在接头地点来回游荡。他也像我一样等待
了15分钟。我心里想，现在可是死到临头了。
那日本人并未跟踪我。
我一直在设法压抑对冯的担心，6天的期限过去了，假如他真的生病，有可能持
续6天的时间。
我把电台取回来，向中央汇报他的失踪。不久我们便听说他被逮捕了，人们从
他家里发现了炸药。我们知道被捕意味着他的死亡，事先要上刑，只有他供出自己
的同志，才能停止刑罚。冯并未出卖任何人，假如他这样做了，某些同志，其中包
括我，也就不会活着了。
中央指示我们，中断与游击队员的一切联系，离开奉天、迁往北京，在那里重
建我们的电台。我想起了冯的妻子和他的孩子，我们却眼睁睁地无法向她们提供一
点援助。我对这种严酷性感到害怕，对那些寄希望于我们的同志弃之不顾，我觉得
这是无法让人忍受的。他们的领导人若是来接头，而我却不在了。我们向中央发报
请求留下来，中央坚持自己的意见。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又向奉天派来新的同志，
以代替我们。晚上我吃了安眠药，仍然几个小时不能人睡。我并未急急忙忙地离开，
而是公开地，像普通老百姓那样离开奉天的。封先生执意要举办一个大型告别宴会，
我无法表示拒绝。
恩斯特把单个的零件，两只电子管和一台整流器，装进一个普通的收音机里，
把发报机装进一台没有发动机的留声机里。我带着我的全部财产，以便让收音机和
留声机显得更自然一些。
在满洲边境一切进行得都颇为顺利，于是来到中国边境车站。在这里箱子也毫
无挑剔地被检查了一遍。突然海关官员说：“收音机您不能带走，需要政府的一个
许可证。”
我的异议毫无用处。我要求找海关领导人谈话。一个海关官员和一个警察把我
带到站台上。我那听话的米沙留在车上看护箱子和收音机，等待我回来。另外一个
官员走过来，我竭力说服他。像在中国任何地方一样，凡是发生什么事情的地方，
都会聚集许多人。
在站台的另一侧驶进来一列火车，下车的人们扩大了围观的人群。这位官员建
议我留下我的地址，一旦许可证到达，会无偿地把收音机运往北京。我不想留下我
的姓名和地址，因为收音机里装着与接收器无关的零件。争执越来越激烈。我借德
国领事馆，借我的美国公司来威胁他，还说要到中国政府去抗议他虐待外国人。人
群聚集得越来越多。
我们的火车在鸣笛，司机走来生气地说，他要开车，火车已经晚点了。米沙站
在车窗前嚎哭。这时站台对面的火车鸣笛了，我向对面望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
眼睛，尼可，那是我在莫斯科的希腊同学，他靠在一节车厢上，充满忧虑地看着这
里发生的一切。我登上我的火车，没有携带收音机，向北京驶去。
我们选择了所有外国人下榻的饭店。我尚未来得及欣赏这座城市的美，第一件
事便是去找海关。原来只有中国人带收音机才需要许可证。我得到一张相应的证件，
盖着图章，别人建议我通过邮局把它寄到边境去，一周之内我便会收到我的收音机。
把收音机和一些附件留在边境上，即使存放一个小时，我能负得起这份责任吗？
况且恩斯特立即会在我和他之间确定一个发报的时间。我接过这张纸条，沿着这几
百公里路程又返回到边境。这次还得带着我的米沙，否则我把他放在哪里呢？这次
返回去我特别不甘心，在边境上可能发生复杂的事情。我把纸条递给一个海关官员，
他的上司为这件错误出面向我道歉。任何人都未发现收音机里有发报机零件。
中央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