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红色乐队的回忆)-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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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段报告，这里指的是吉姆的发报机。
　　　　在日内瓦的观察中（观察哈梅尔夫妇）我们探测到了第三个电台……
　　　　1943年10月9日我们已经确切地知道，它们（电台）在洛桑……
　　　　1943年10月22日我们已经确定在哪个城区……
　　　　1943年10月25日……我们已经确定了电台的地址……（楼层）
　　　　警察局设立了特殊的监听电台，记下了多日吉姆的电报文本。
　　　　1943年11月19日，他在发报时也被捕了。
　　　　我是1940年12月告别吉姆的，后来他作为变节者受到英美特务机构敞开怀抱的
欢迎。关于他的历史我须作少许补充。我不相信他从一开始便扮演了两面派角色。
我相信，他在《间谍手册》里以玩世不恭的方式所描写的一些情节，当初他并不是
那样看待的。此外，他在变节之后也并非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是个什么从容的人。
一位我们当初吸收他时就与他相识的奥地利同志，曾经于1947年请求我立即去见他，
他讲述了下面的情节：门铃响了。他打开门，在他面前站着一个哆哆嗦嗦的男人，
他并未立即认出他来，以为是个乞丐或者病人。那是吉姆。他拒绝进屋，他颤抖着，
结结巴巴地说了些不连贯的话：“伦和索尼娅。太危险。别于了。毁掉一切。”然
后他急匆匆地走掉。这位同志觉得吉姆的脸色和表情比他说的那些话还可怕。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投降的事情，后来我们才弄明白他这一次出现的原因。他
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出于英国资产阶级的“礼貌”而已。他并未做什么针对我们个
人的事情，所以在安全部门抽出时间上门来找我们之前，他冒险秘密警告我们。
　　　　吉姆是1944年9月从监狱里放出来的，这时瑞士已经确信法西斯主义要失败了。
吉姆很可能是在瑞士监狱里便开始动摇了，他是从这时开始变节的。我认为更可能
的是，他于1945年在拉多帮助下去了苏联，他是在那里做出这个决定的。吉姆从西
班牙回来以后便加入了党，但他的思想基础很薄弱。在苏联他经历了1944—1945年
那些不信任的岁月对别的同志所产生的影响，当他再度被送去外国以后，遇到合适
的机会他便跑掉了。
　　　　与这些可怜的人们不同，许多真正的同志，像加保、罗尔夫和数百个别的同志，
在这个犯了倾向性错误的时候，比吉姆经历的困难更多，他们却从未动摇过，一旦
他们获得自由，作为共产党人立即开始继续工作。我愿意，我能够就这些同志生活
中的一天写成一本书，不论是苏联同志，还是德国同志，他们的行为对于社会主义
的强大生命力，是一个了不起的证明。
　　　　吉姆的投降表明，他与我们很少有内在的联系。他满怀厌恶的心情成了一个不
折不扣的变节者。他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才采取最后的步骤的。放弃为苏联工作，
也只不过意味着前途未卜，但如果向英国特务机关报告，官方便可以接受他，并给
他提供一个体面的职位，事实也是如此。此外，再发表一本引起轰动的书，他在经
济上也就完全有了保障。
　　　　1940年12月，与我尊敬和喜欢的人们告别，我感到心情特别沉重，特别是想到
不会再见到他们。伊蕾内·福贝斯一莫塞说，我恰好在这个时候走，她感到特别遗
憾，因为她打算圣诞节时来拜访我们，给我们每个人，伦、米沙、尼娜和我各送一
辆自行车。现在我必须从她手里接受点别的东西，尽管我拒绝，她还是送了我40个
英镑。她知道我们生活得十分节俭。这笔钱对于我是个很大帮助。她那热情友好的
态度，令我更为感动。
　　　　我不记得我去英国的旅行是怎样进行的。反正我未能带许多行李，我的书籍都
寄到了舍布雷伊蕾内·福贝斯一莫塞家里。在上海时，我只得把一个丰富得多的图
书馆留在那里，现在在瑞士我又有了许多书。书籍帮助我在陌生的国度如同在家里
一样，而它们在我的家乡德国却被付之一炬。
　　　　它们在舍布雷存放了11年。后来一位自1939年就与伊蕾内·福贝斯一莫塞住在
一起的女朋友，于1951年初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写了一封信，说这个家庭解体了。
伊蕾内多年前已经去世，我的书箱子她应该寄往哪里呢？信是寄给我哥哥的，因为
她没有我的地址。当时我正在我们的国家机关里任处长，情况不像现在这样，人们
可以与资本主义国家通信，甚至可以收到包裹。她给我写了两封信，我未能给她回
信，这令我感到十分内疚，我是多么希望再得到我那些书籍呀。
　　　　告别阿尔伯特和莱内。
　　　　我后来又见到过拉多同志，他在70年代时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来过。那时莱内
已经去世。我在匈牙利也见过他。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得知他非常愿意生活在自
己的家乡，非常愿意作为同志从事他的科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