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红色乐队的回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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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为什么煽动妈妈攻击我们？其实我跟你的看法是一致的，她是一个非常好
的女人，即使她不是我们的母亲，我们也同样爱她。但是自由的美好时光已经过去
了，那时我可以夜里11点离开罗尔夫，幸福地钻进20路公共汽车。不管怎么样，妈
妈离开爸爸只是半个人。不久前戴根哈德的一个朋友写来一封信，问什么是共产主
义？戴根哈德向他提到过我。一天晚上来到大街上，他要买几本我提到的书。休息
时，吃了三块牛奶巧克力，罗尔夫给了我一整板儿。不是买的！我们可不干这种蠢
事。但是每当有人赠给他这类东西，他总记挂着我。
罗尔夫参加了“红色救援”。当然，他会对德国共产党取得的每次胜利而高兴，
他将用劳动和金钱，用买印花的方式支持我们，他正在这样做。他比党内的同志更
重视我参加各项活动。为了他而放弃某些东百，在他和我看来都是不可能的；知道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对于他来说也意味着某些东西，总之，这里没有障碍。在我看
来，他加入党，如果我们相爱，只是迟早的问题。再待两年是有把握的。
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现在出版了。这是一部很重要的书，遗憾的是值4。
50马克。要不要圣诞节时送你一本？……读《列宁主义问题》，20页书，我这笨蛋
却花费了3个小时，在书里夹了6张带问题的纸条儿。
致于尔根：
1926年12月9日
地板上放着一堆未补的袜子，写字台上是《工人画报》，还有一本刚刚开始读
的书：波尔加 ＇注＇ 的《上边的乐队》，除此之外，作为任务，还有一大堆在1月中旬
纪念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和列宁的材料。我现在是10区党的宣传鼓动队领导人，我
又要做些引起公众注目的事情，但不是11月7日那样的事情，而是一场面向公众的集
体晚会。到那时我可以与到会的同情者更好地加强联系。
1927年1月17日
亲爱的于尔根，最近几天发生了许多事惰。化装舞会：“远离黄色读物”。我
玩得非常开心。我的服装鲜红得耀眼，非常短的贴身裤，紧身罩裙，硬领。有人说
我亲吻过20个小伙子，不过，若是不算罗尔夫，顶多只有19人。
星期天一大早，6点钟我回到家。两小时以后，我又向柏林驶去，参加在普鲁士
议会举行的党的讲座。这是中央举办的，每两周的星期天举行一次，从9点到4点，
非常有趣。你瞧，在采伦多夫这样的小区里，这对于我来说是件好事。不管哪里有
事情，都会派我去。每个区只有一人参加。施大格利茨有200多同志，是第二大区，
在那里永远不会选中我。在这种讲座里我自然会学到许多东西。随”信给你寄去你
的《红色救援书》。你肯定会在华盛顿继续生活下去。大约每个月我都见到一次格
尔德·戴根哈德。
1927年4月2日
亲爱的于尔根哥哥，我在乌尔施坦 ＇注＇ 工作，你已经知道了。今天是第二天，
在杂志和宣传部档案室，考赫大街23号5层。
我非常喜欢乌尔施坦企业支部等待我的新型党的工作。
你来信说，你要出版一本给许多工人阅读的书。对于我来说，读一篇论文已经
是很难了，对于缺乏经济学知识的人来说，就更难了。一切都要说得简单些，句子
要短，你不能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得太粗糙，但是借助简练的说明可以避免半懂不懂。
为了深入说明一件事情，只需两三句话，若是用别的形象，用别的句子形式来
表达，反而会把它弄得更复杂。
你用不着对我的吹毛求疵感到惊讶，首先，在你面前我只不过是个可怜的外行；
其次，我是第一个佩服你的人，我总是把你看成一个特殊的人，这是不消说的。
1927年5月13日
亲爱的哥哥，谢谢你寄来的生日礼物，我希望按照你的想法来用它：按照你的
想法，买一件游泳衣，因为你是个市侩，不赞成裸体游泳。星期六在体育馆参加
“红色救援”集会。补充我的信纸，免得错用了乌尔施坦的，尤其是在上班时间！
书籍、书籍、还是书籍……除了有事情的晚上之外，在政治方面我不感到负担沉重，
但是总有事情可做。14天之前，《红旗》 ＇注＇ 上发表了我一篇关于乌尔施坦的评论，
这张报纸在各入口处免费分发了1200份，产生了相当大影响。想不到后天就20岁了。
致于尔根：
1927年8月26日
现在告诉你一件最近发生的最令人高兴的事情。爸爸提到过从阿图尔·霍利彻
尔 ＇注＇ 那里买的那批图书。我跟你说，棒极了，几乎所有的书都是施密德出版社的，
比如说《社会局外人》丛书。许多是费舍尔出版社的，大概有5卷本的瓦塞尔曼，大
概有5卷本的托马斯·曼，冯塔讷全集，10卷本。拉莉萨·莱斯纳的东西。萧伯纳、
尼普顿·辛克莱、高尔斯华绥。全套共产国际记录。许多《新观察》我还未来得及
整理。
楼下图书馆堆得满满的。妈妈对买书当然很高兴，在她看来，花费这么一大笔
钱，我们要忍饥挨饿了。
致于尔根：
1927年9月
昨天是第一次排练，准备于11月7日在采伦多夫庆祝苏俄10周年。这两个月与采
伦多夫人一块工作，将给我带来快乐。除此之外，我在柏林这里的企业支部工作。
晚上无事时，我总是去湖边。我相信我是不留恋家庭生活的，但却留恋自然风
光。宁可天天在城里，在房屋的海洋里赶路，挤公共汽车，回家时行走在有电灯的
或者寂寞而昏暗的路上，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哪怕只是半个小时在外边也好……
父亲率领一个代表团去参加1927年1月7日的俄国革命10周年庆祝活动，约翰尼
斯·R·贝希尔和凯泰·珂罗惠支都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
致于尔根：
1927年11月20日
……爸爸从俄国回来了。他抵达那天天气非常好。早晨一大早，我和妈妈去车
站接他。瞧这两个人的问候吧，在这一秒钟里，周围十里之内都能感觉到，妈妈和
爸爸是分不开的，这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用不着为此而大加渲染。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第一句话：在这之前我还不懂，“为什么英国要对
俄国宣战，现在我懂了，我发现从英国那方面来说，这是有道理的。没有一个资本
主义国家会眼看着一个非资本主义的，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繁荣起来，一年一年地
取得巨大成功。”我几乎高兴得哭了起来，爸爸若是不肯定俄国，那才可怕呢。
1928年，乌尔施坦兄弟知道了我的政治活动。我记得那是赫尔曼·乌尔施坦，
他在一次谈话中建议我辞职，“因为在一个民主企业里，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绝对
没有晋升机会”。我认识某个信仰民族主义的同仁，他是“有晋升机会”的。
于是，我失业了。父亲建议我去美国居住。我在纽约一家书店里工作了几个月。
这期间罗尔夫结束了他的建筑师学业。我回来后，我们于1929年结婚。
我没找到工作。
此前不久，于尔根和玛格丽特结婚了，她是一个年轻的阿尔萨斯女人，我们大
家都很喜欢她。她是一个真正的女学者，谦虚、聪明、有修养。
1930年5月从柏林写给于尔根和玛格丽特的一封信表明，我还不知道，不消几周
之后，对于我来说将发生多么深刻的变化。我祝贺他们共同写的一本书《美国经济
中的产业工人》译成了俄文，请他们找一找，在苏联出版过什么样的马克思传记，
还提到我要阅读贝尔的《社会主义史》。
为此我再也没有找到机会……
卷二
罗尔夫和我经常谈起，若能了解世界该有多好。德国恶劣的经济状况更增强了
我们的愿望。为此，我们请求罗尔夫的好朋友瓦尔特给我们寻找机会。他是德国一
家大康采恩在中国的代理人。
有一天我们收到一封瓦尔特的电报，一个报纸广告上说，上海市政局在招聘一
位建筑师。市政局是由英国人管理的，上海有一大部分属于它管辖。罗尔夫回电应
聘。他的应聘书被接受了，条件是他必须立即上班。
前景令我十分鼓舞，我可以作为德国共产党人与中国受迫害的同志一道工作；
我去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做了汇报，他们清楚地知道我在美国逗留过。当我毫无顾
及而天真地向他们提出这个建议时，那些同志一定非常惊讶。到目前为止，我并不
显得多么能干。他们告诉我中国的形势是严峻的，做地下工作是严格的，在那里每
个共产党人都面临着危险。
第二次谈话时，他们告诉我，一俟我到达上海，便会取得联系。我把瓦尔特的
地址留下，最初我们想住在那里。
由于建筑师是在上海任命的，按照通常的惯例，在外国聘用人员，工作单位不
支付旅费，合同也得经过一段长时间试用期之后才能签订。这次旅行要耗费我们全
部积蓄，若是在上海不成功，我们连返程路费都没有。
1930年7月我们离开德国。我们先到莫斯科，从那里乘西伯利亚快车直达苏联东
方边境，我们不是像其他外国人那样乘坐一等车箱，为了节约，我们也不去餐车用
餐，而是在车箱地板上用一个小酒精炉，偷偷摸摸地烧点汤喝。除此之外，我们背
包里有面包、耐储香肠和猪油。
我们经常下棋，要么我卧在上铺上浏览从眼前闪过的风光：乌拉尔、斯维尔德
洛夫斯克、欧姆斯克、伊尔库茨克等城市，美丽的贝加尔湖、草原和一望无际的白
桦林。我喜欢在半路上进行意外休息。有一次我们在一座森林边的草地上停留了两
个小时。下车的踏板很高，可每个人都想活动活动，呼吸点新鲜空气。男人们从各
节车箱里跳出来，女人们跳进他们的怀里。周围充满欢笑声，有人拉手风琴，人们
开始跳舞。我们观看着，有人伸手拉我们，于是我们被人们的热情和快活所感染，
也跟着跳起舞来。
在满洲里开始乘坐中国东方快车，从长春开始是南满铁路。火车一共行驶了14
天，我们到大连，再从那里乘船，到上海大约有一千公里路程。
抵达码头时，我对剥削和贫穷的程度感到震惊，在这之前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情
况。纤夫们从船舱里走出来，一个紧挨一个地行走在斜搭在码头上的踏板上，他们
那担着沉重货物的竹扁担几乎互相碰撞在一起。赤裸的上身流淌着汗水，脖子上，
额头上，腿上都鼓满青筋。大蒜味和汗臭味从这条传送带的人们那里飘到旅行者们
一边来。乞丐坐在摇摇欲坠的小船里，围着我们的船只转悠；哭诉着的残疾人，有
的断臂，有的折腿，孩子们带着化脓的伤口，有些是盲人，有些人的癞痢头上没有
头发。
瓦尔特身着浅色麻布上衣站在码头上，软木遮阳帽盖着他那棕色头发，旁边是
他那时髦的太太，她手捧一把巨大花束表示欢迎和问候。家里有一名中国仆人接待
我们，他戴着白色手套端来冰镇饮料。
我们住在瓦尔特家里。我们那屋顶下的两间卧室空气闷热。睡床的蚊帐上爬满
蚊子。就这样，在陌生的国土上开始了第一个夜晚。
罗尔夫有一个体面的职位，我们常常被请去参加各种晚会，我们也必须回报人
家，有一些女士来拜访我，并且期待着我们回访；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厌恶这
样的世界，它与我迄今为止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我并不反对这些活动，我明白，
如果我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有朝一日从事地下工作，一种表面的资产阶级生活，是一
个重要保障。
我在一周复一周，一月复一月地等待着党的消息。 摘自给家里的书信：
……上海对于我这样一个总是闲不住的人来说，是无聊的，除非从事职业性的
工作。在家里无事可做，一切都由仆人、厨师和苦力们干。这里热得简直令人无法
忍受。不是炽热，而是潮湿的热。人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冒汗，汗珠子不是滚
动，而是流淌。
……星期六和星期天是在威廉博士家度过的，他是一位著名律师。一部分客人
打网球，其余人都在花园里的躺椅上躺着，喝茶，喝苏打威士忌，要么吃水果冰淇
淋。威廉博士的口头语是“下等人”。比如说：“那里是不能去的，只有下等人才
去。”完全是个符合我的趣味的人！
……首先再一次为欧洲人唱一首悲歌。女人们都是些不折不扣的享乐动物，既
无职业，又不干家务，对科学和艺术都不感兴趣，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照管。男
人们要好些，因为他们至少还有职业，至少做点工作……昨天去喝茶……总是老一
套，这种事情我和德国人、白俄（俄国流亡者）、美国人干过多次。开头是聊几句
关于桥牌和麻将的话题，然后便谈论最近一次赛狗，刚看过的电影等等，电影院充
斥着美国有声电影，大多是内容低俗的歌舞剧和说唱剧，它们倾倒了这里的所有人。
……最近上演了《小高尔夫》，在上海大受欢迎。如果我们学会了打麻将、玩
桥牌和斥骂雇员，我们就成了百分之百的上海人……
……伯恩斯坦（来自布莱斯劳）是个光棍汉，是个有点古怪的人。战争期间
（1914—1918），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死里逃生，“他的最美好的岁月”是作为平
民战俘在英属印度度过的，他在那里跟朋友们吃美食，从事体育活动。当和平到来
时，他们说“和平爆发了”。在他看来，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是个重要问题。但
是世界上也有一些人，对于他们来说，能否吃饱肚子更重要。这一点，他是不理解
的。他大量出卖火车头，并收获了许多“面包”，为奥伦斯坦＆科佩尔（柏林一家
企业，具有3600万马克资本。柏林工人称呼它为“奥伦猪油和干鼻涕”）。
……库克老师是一个青年人，棕色头发梳得光光的，中间分缝，一双张得大大
的眼睛，戴着一副角架眼镜。本来他想养牲口，现在却在带孩子（在上海一家德国
人学校里）。
每个星期天上午，他都去市交响乐团听音乐会，听得如醉如痴，边听边吃无花
果。每个星期天下午，他都去打曲棍球，跟德国队对大胡子细腿的印度警察。
还有一对夫妇姓勘，妻子是这里德国剧团的灵魂，丈夫是一家俱乐部（艺术家
俱乐部）的灵魂，职业是交易所经济人。照理他应该干自己的本职工作，因为这种
俱乐部根本不吸引人，遗憾。对罗尔夫可能是件好差事。
……希波 ＇注＇ 博士是法本公司的职员。据说他的父母很富有，在德国有财产或
者宫殿，或者类似的东西。他有大约300张唱片，在电影《雪橇的奇迹》中参与过滑
雪。他有一只眼球是玻璃的，好眼球在汽车赛时丢掉了。他喜欢罗尔夫，因为他说
话不多，安静与和谐给这个没有主见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星期六我们应邀去施图姆夫教授家里，他是中德大学的工程师。他在这里创立
了一家“德式武器公司”，现在结婚了，婚礼时还收到他那威廉二世皇帝陛下拍来
的电报。我相信，我们若去参加婚礼，可能会发生不幸。
……最近参加了温格伦一施特恩伯格家的招待会。妻子是凯塞灵伯爵的妹妹。
二人，她和他，都很有才华，过分的肥胖。温格伦一施特恩伯格的哥哥是波罗的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