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红色乐队的回忆)-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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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3月19日
　　　　……你问我有多少朋友。我们没有多少朋友，但有许多熟人。在朋友当中，除
了圈外，自然首推艾格尼斯。
　　　　1931年10月4日
　　　　……艾格尼斯迁入一栋公寓大楼，有了自已两间一套的住宅，距我们只有两分
钟路程，我们都很高兴。罗尔夫装修了住宅，设计了所有家具。当然一切都应是俭
朴的，可他那些图纸占去许多地方。
　　　　1932年3月6日
　　　　……艾格尼斯又生病了，她下周进医院打针，对她的心脏进行照射治疗。主要
是神经紧张，她埋头于正在写作的这本新书。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许多我们共
同的朋友都出现在这部书里，我们常常讨论这本书的内容，但我不能透露得太多。
我相信，这将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最近两夜我睡在她那里，只要有人夜里和她住在
一起，她就感觉良好。
　　　　我在给家里写的信中谈了许多关于艾格尼斯和其他熟人的事情，但对我今后生
活产生重要作用的事情，却不得不保持沉默。
　　　　艾格尼斯知道我十分期待着同党组织取得联系，急于过一种积极的、有用的日
子。
　　　　我们相识之后不久，她说，假如我同意，她可以为我寻找一个我完全信得过的
共产党人。
　　　　这位同志来到了我的住宅。他就是里夏德·左尔格。艾格尼斯知道左尔格博士
同样也在为德国新闻界写作，她觉得在新闻工作之外支持左尔格，是理所当然的事
情。我与他见面时，艾格尼斯并未在场，只有我自己。她只是为我们初次会面当了
中介人。我不相信她完全清楚左尔格的活动。
　　　　我用不着描绘这个不平凡的人的外貌，他在许多书籍和文章里都出现过。他第
一次来拜访我，是在1930年的11月。当时，我们还住在瓦尔特家里。里夏德·左尔
格当年只有35岁，我也同样觉得他的确像别人描绘的那样，既有魅力又漂亮。他有
一个狭长的脑袋，一头浓密而卷曲的头发，脸上已经有了皱纹，一双深蓝色的眼睛，
镶着一圈深色的睫毛，他有一张轮廓漂亮的嘴。
　　　　我现在之所以要描绘一番里夏德·左尔格，也许是因为不在眼前看着他，就无
法想象他的样子。
　　　　我们初次会面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姓名对于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
里夏德说，他听说我愿意支援中国同志的工作。他谈到了反对这个国家反动政府的
斗争，他谈到责任，谈到即使给中国同志哪怕是最小的帮助，都会遇到的危险，他
劝我再想一想这件事情。现在我还可以拒绝，无论谁都不会埋怨我。
　　　　他看出来我正怀孩子，艾格尼斯肯定也提到过我怀孕的事情。
　　　　听他问我能否在危险情况下参与工作，尽国际主义义务，我觉得受了委屈。我
当时并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冒这种风险，万一遭到拒绝，可不是个人的事情。在我以
某种生硬的态度做出肯定答复之后，里夏德沉默了半个小时，然后他仔细谈了在我
们住宅里与中国同志接头的可能性。我的任务只是提供房间，并不参与谈话。
　　　　此后不久，便开始了会面。这类会面在里夏德·左尔格领导下进行了两年，直
到1932年底。据我的记忆，后来一个叫褓尔”的人接替了他的位置。
　　　　令我惊讶的是，从我与艾格尼斯第一次会面，到里夏德来访，在我看来这段时
间是很短的，他是怎样如此迅速地了解到我的可靠性的呢？
　　　　我记得里夏德建议我到一条主要街道上去观看一次游行，不必直接参加进去，
扮做购物的样子，作为欧洲人证明我在现场；我站在巨大的永安百货商店门前，看
见许多中国人遭殴打，被逮捕。
　　　　在多数情况下，被逮捕即意味着死亡。我注视着那些刚刚被判处死刑的年轻人
的面孔，我知道，若是有人向我提出要求，我会为他做任何工作。
　　　　后来我才知道，格哈特·艾斯勒　＇注＇　在那里看见了我，我们在柏林曾经有过一
面之交。他让同志们提醒我，往后再遇见这种情况，要把自己打扮成贵妇人模样，
比如说戴上一顶帽子。在那之前我并不知道他在中国，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那里
见过他。
　　　　格哈特·艾斯勒知道我父亲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是很受尊敬的。我父亲是国际工
援的积极分子，在进步的资产阶级人权协会中代表左翼势力。作为国民经济学家和
统计学家，他每个月都计算一次“最低生活水平”，那些撒谎的资产阶级统计学家
总是回避这个问题，可它对于为工人阶级提高工资而斗争的工会却是有用的。这些
统计数字都发表在父亲个人主编的《财政通讯》上，我们在施拉赫滕湖的家里把这
份杂志当做家里的第6个女儿看待，亲昵地称它为“菲娜”。
　　　　结识里夏德之后，我听说他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欢迎我参加工作。
　　　　里夏德很希望我留在他的小组里，他觉得从秘密工作的角度来看，更换是不利
的，但是他让我自己拿主意。
　　　　我留在里夏德这里并参加了他的小组，我丝毫未考虑这个小组要执行什么任务。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是参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的工作。
　　　　对我来说丝毫没有改变。我知道我的活动是支援我生活的这个国家里的同志的，
而且这种支援是从苏联来的，我觉得这更好。
　　　　我已经无法回忆起我们住在瓦尔特家时每一次会面的情形，但是我为这个小组
所做的工作，从与里夏德谈话之后，就在那里开始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1931年2月，我儿子过生日时，里夏德向我表示祝贺，我一方
面由于自己忙于生孩子这类私事而感到难为情，另一方面又不无骄傲地把他领到婴
儿床旁边看儿子；他弯下身去，小心翼翼地用手推动弹簧床，长时间地，默默地观
察着孩子。我当时想，他大概还从未见过这么小的孩子呢。
　　　　瓦尔特帮助罗尔夫在上海谋到了他的职位，还在自己家里殷勤地接待了我们，
我在他家做地下工作若是被发现，可能会毁了他那前程远大的职业生涯，甚至更多。
关于我的工作，我必须保持沉默，一旦他知道了，或许会给他带来更多的危害。
　　　　瓦尔特是一个成功的、顾体面的生意人。他是一个既聪明又实在的人，他对资
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是了如指掌的，当他需要它的物质可能性时，他会以嘲笑的态度
说些风凉话。他对自己能从底层晋升上来感到骄傲，他有意识地继续晋升。瓦尔特
对中国感兴趣并且同情中国。我们之间相处得很好，进行过无数次交谈，在这些交
谈当中，我成功地影响了他。瓦尔特作为罗尔夫的朋友，我从18岁时就认识他，他
也知道我从前的政治态度。尽管如此，他对我在上海的活动却一无所知。我相信他
从未想到我在当时中国的情况下，政治上会如此积极，因为在他看来，这太冒险，
太不可思议。
　　　　瓦尔特的家和他的名字，对于地下工作是一种很好的伪装。另外我们也不可能
经常在那里组织会面，因为瓦尔特的妻子经常在家里。里夏德建议我弄一个自己的
住宅，罗尔夫和我本来也打算搬家，于是我开始注意寻找新的定居点。我们在法租
界，即法国管辖的城区，找到了合适的地方。1931年4月1日，我们迁到那里。我们
的地址是霞飞路　＇注＇　1464号，后来改为1676号。
　　　　摘自一封信：
　　　　整个住宅区如同坐落在一座小花园里。从大街上沿着长长的未经修饰的花园路
一直走，然后拐弯走上另一条花园路，就直接通到家了。我们从所有四个房间都能
看见绿地，看不见别的房屋。
　　　　尤其重要的是，房子有两个出口，整个绿地毗邻着两条或者三条不同的大街。
　　　　里夏德和他的同伴们每周在我这里聚会一个下午，有时中间还插入长长的休息。
除里夏德之外，还来两个或三个中国人，偶尔也来一个或者两个另外的欧洲同志。
我从未参与过这种谈话，我只是警戒着不让同志们受到干扰。会面是在二层楼进行
的，下层的房间不安全，怕来客人。
　　　　仆人们的房间，确切说都是些砖砌的简陋小屋，都是孤零零的，它们既无窗户，
也没有通向房屋的直接入口，厨师、保姆和勤杂工都经过庭院走后门进厨房。在中
午和“主人”下班之前这段时间内，他们要以欧洲的家务方式保持安静，因为“太
太”也要休息。仆人们只要不摇铃召唤他们，是不会进室内来的。我自己给所有的
客人开房门。楼梯从楼下通到楼上，我们把楼下布置成起居室，这里没有我的命令
是不能利用的。
　　　　经常来的那些中国同志，陆续地成了我的语言教师，这样他们就可以公开地来
拜访我，他们的来访对于地下工作来说，也不显眼。
　　　　参加会面的同志们不是全都在同一时间来，走出我家时，他们也同样是间隔开
来陆续离去。里夏德是最后一个离开，他总要与我谈上半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
我与他的相识，必要时可以通过我们二人与艾格尼斯的相识说明。他偶尔拿一份新
闻稿来让我抄写，当做他来访的借口。此外，欧洲人总是有类似的社会生活，互相
之间的来往几乎用不着说明。实际上，除了我们小组的人之外，谁都不知道他的拜
访，尽管在这两年里他来过我们这里至少有50次。
　　　　在最初的几周里，一旦他为了跟我聊天耽搁时间久了，我表现得颇为拘谨，因
为我不愿意显得多么好奇。我的确不是这样，而且也绝不因为在我家里发生的事情
自己却几乎毫无所知而感到委屈。我接受从事秘密工作的基本原则。可是这种要表
现出不好奇的愿望使我心神不定，关于这个问题或许应该和里夏德谈谈。而当他问
起来时，我的回答却十分简单。
　　　　在进行这样一次谈话时，经过一阵尴尬的停顿之后，我不礼貌地说：“时间到
了，您该走了。”（里夏德是惟一一个我不用“您”称呼的人。）他站起来，拿上
帽子说：“看样子，我要被轰”走了。”我低头未语。
　　　　《左尔格博土东京来电》一书说，有人认为里夏德有时流露出伤感情绪，对他
的这种看法完全是错误的。在我较好地了解他之后，偶尔我也感觉到了他的伤感，
这或许是一种身体痛苦的表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过伤，有些日子他不是像
往常那样生机勃勃、那样幽默和尖刻，而是显得沉默和压抑。
　　　　翌年春天，我儿子大概已经两个月了，里夏德突然问我，愿不愿意跟他骑摩托
车出去兜风。我们在离我家不远的城市边缘会面，我这是有生以来头一遭骑摩托车，
他还得向我解释怎样才能坐得牢固，双脚要蹬在踏板上。
　　　　半年以后，里夏德躺在医院里，腿上打了石膏，当我去探望他时，同志们告诉
我，他总是超速行驶。
　　　　这种飞驰一般的行驶令我十分振奋，我反复喊着加油啊，他也满足我的愿望。
当我们行驶了好长一段时间停下来时，我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一样，那可恶的上海社
交生活，什么要不断成熟起来，什么地下工作的责任和对十分娇嫩的孩子的不必要
的担心，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大笑着，欢跳着，嘴里滔滔不绝地说着，全不管里夏德对我的行为有什么想
法。他搞这次出游，也许是为了考验我的身体耐力。假如他真的是这么聪明，设法
在我们之间建立良好关系，那么他算是选对了方法。这次出游之后，我不再那么拘
谨，我们之间的聊天也更有意义了。这证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重要啊，为了
建立这种关系而冲破严格的地下工作限制，也许是对的。
　　　　里夏德从未教过我关于从事秘密工作的规则和理论。为了对同志们的生命负责，
别人的经验也是有用的，但是责任心本身给人的教育最为深刻，想到他们和自己的
安全，就会采取适当的行动。理所当然的是，白天或者傍晚，我要注意观察是否有
人监视我的房子或者我本身。同志们会面之前和之后，我要不动声色地检查一下大
街上的动静。虽然没有人教，我同样也懂得，要尽量多请些资产阶级的客人来，免
得“地下工作的客人”太显眼。
　　　　在与里夏德谈话时我发现，他对我与我们的熟人如法本公司的希波、瓦尔特、
威廉律师、伯恩施坦、温格伦一施特恩伯格、普劳特等进行的某些谈话是感兴趣的，
于是我便有目标地邀请客人们来。只要里夏德同意我的想法，我很愿意这样做，从
他的面部表情我会发现，他觉得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就这样，我通过他的举止几乎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学会了驾驭自己，只要他认为
是重要的，我就能习惯地采取恰当方式与人们谈话。即使他不说，我也明白这对于
他是有用的，现在我可以说，我了解我们的“机关”了。也许我不能向他提供重要
情报，他自己有许多更好的联系，但是也许能形成一幅画面，我对人的性格和行为
的估价，对他们的看法的估价，也许会偶然对经济和政治问题有价值。
　　　　我也很快认识到，对于里夏德来说，光事实是不够的。一旦我掌握事实不多时，
他便会问道：“您的想法呢？”
　　　　有一次他说：“好，好，这个分析是正确的。”
　　　　我要再强调一次，后来也不曾有过我知道自己在为谁工作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我只了解工作当中的那些事情，随着工作的增加，我知道得越来越清楚。我相信这
很能说明里夏德和他的同志们的工作方法的特点。当然，这期间我的求知欲并未给
我带来什么烦恼。我为自己能在这样一些出色的共产党人圈子里工作而感到幸福，
后面我还要讲述别人的情况。我通过他们的榜样学到许多东西，他们并未有意识地
教我。秘密行动成了第二天性，因为我要保护的那些同志不断地受到威胁，我以同
样的直觉守护他们，像守护我的小儿子一样，这可能是一个奇异的比方。犹如孩子
的轻微哭声唤醒我一样，在同志们周围哪怕有最微小的异常现象和不正常的事情，
都会引起我的警惕。
　　　　回顾这段时间，在今天看来，我写给家里的那些信件都过分坦率，不言而喻的
是，这些信从未涉及地下工作，甚至没有丝毫的暗示，我的思想状况则不同。这也
许与我在上海资产阶级社交圈子里为自己所设想的角色有关，从一开始我就是以一
个资产阶级进步分子的面貌出现的，我从来不隐讳自己对中国的兴趣。我认为，在
周围环境允许的条件下，应该找到符合自己身份的行为方式。我不需要绞尽脑汁去
扮演一个纳粹女人的角色，由于种族的原因，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是办不到的。对于
我这样一个人来说，扮演一个“民主进步的知识女性”是最合适的。1933年以后，
对于我来说，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是惟一的可能。从一开始我就必须考虑到，通过随
便一个什么偶然的机会公开我过去的经历，这并不意味着是灾难，一个人在青年时
代曾经是共产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理智”起来，这对于资产阶级的人来说，
不是什么不寻常的道路。通过罗尔夫的职位，我们牢牢地坐在了资产阶级的交椅上，
任何人都不会想到，我会通过与共产党的接触，葬送我的家庭，葬送我们在中国所
创造的一切，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发疯的想法，尤其是作为一个幼小孩子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