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红色乐队的回忆)-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创造的一切，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发疯的想法，尤其是作为一个幼小孩子的母亲。
我们在地下工作中的行为是由中国这个特殊环境决定的，一方面在蒋介石政府
之下，民主的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左倾的新闻作品和机构并未遭到禁止，比起纯法西
斯国家，这里对秘密活动给予较多的宽容。在上海的欧洲人，他们生活在法国或者
英国管理下，享受着外国人的特权，他们允许做某些事情，而在希特勒或者日本统
治下以及后来在日本占领的中国地区，秘密工作则会遭到最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
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在反对共产党人方面与他们那些欧洲国家的职业同伙进行着积极
合作，反共活动与一个纯法西斯国家相比并未采取更宽容的形式。
我后来读到的数字表明，从1927到1935年之间牺牲了35万到40万中国共产党人，
只有少数人走出了监狱，大多数人不等进监狱便被枪杀、打死、活埋或者砍头。在
省城里，他们的头颅被悬挂在城市旁的木桩上，用以恐吓老百姓。
秘密工作问题深深影响了我的私生活。离开上海资产阶级社会，罗尔夫在政治
上更接近我。从第一天开始，他对待中国人民的态度就是正确的、积极的。还在我
认识里夏德之前，当我告诉他我盼望着做党的工作时，他急切地请求我放弃这种想
法。他说他正在一个陌生的、困难的国家为谋生而奔波，为了对我和孩子负责，他
必须劝阻我。我错误地估计了自己，总以为自己是十分坚强的，共产党人所面临的
残酷的和血腥的镇压，若是让我遇上，我可能是经受不住的。我似乎也没有想到，
即将出生的孩子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罗尔夫还未从来禁止过我做什么，更未限
制过我的自由，但是这一次他似乎是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意见。
这次争执使我和他都很激动，也就是在这次争执当中，我打定主意，一旦与党
接上关系，绝对不让罗尔夫知道。在里夏德与我第一次谈话时，我就觉得有必要把
这一切都告诉他，里夏德感到很吃惊，显然他从艾格尼斯那里只听到了关于罗尔夫
的好话，这些当然也是对的。
诚实是我们婚姻的基本伦理准则，与其对对方保密或者撒谎，还不如让他受一
次痛苦，对于我们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规矩人就应该这样过日子。
现在，对于我来说一切都变了，在上海的三年里，罗尔夫从来不知道我的住宅
成了地下工作接头的地点，装满情报资料的箱子长期藏在衣橱里。有一部分同志，
他们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他却不认识，有时碰上他们，也只装作是无关紧要的商
人，在他面前我也只好这样对待他们。
我不能与他谈论与我最接近的那些人，也不能谈论成为我生活内容的工作。
在19岁的时候，在给于尔根的信里，关于我与罗尔夫在政治上的分歧写过这样
的话：“每当这种时候，我总觉得他很陌生，告别时，我们没有握手。”
现在的打击更大，并且影响了我们的共同生活。若是想到在中国从事地下工作
的严峻性，或者想一想德国的纳粹时代，就能更好地理解我的反应。比如我参加了
抵抗运动，我的伴侣却警告我，并且不支持我。
罗尔夫对我的态度一如既往是好的，是体贴人微的，在后来的几年里，他忍受
了由于我的工作而造成的分离和困难处境，总是希望保持我们的婚姻。
罗尔夫在上海顺便认识了我们小组里的韩和温，把他们当成了我的语言教师，
关于他们，更多的事情他并不知道。
韩有一副生动的面孔，一天里他要上百次地梳理他散在前额上的过长的头发。
他生性活泼，具有非常敏捷的理解力，这两点促使我们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温
是个沉着而细心的人，我很赞成他那科学的工作方法，这是我自己所没有的。上课
时我给他们读共产国际机关报《国际新闻通讯》，与韩用德文，与温用英文。二人
学习很用功。
关于温，我在给家里的信中这样写道：
1931年5月27日
……我的中国学生令我十分振奋，不是我学得特别多，而是说英语的诱惑力太
大了，这位老师是讨人喜欢的。固然他的英语说得并不好，所以我才给他上课，但
这足以能够判断他是一个出色的聪明人。
1931年11月11日
……今天晚上我的温老师来了，我每周与他讨论一次中国的事情。现在他写了
一本书，关于政府军在农民地区的征收问题，里面有许多统计资料。他送我一本，
还带有一手漂亮的签字。当然我不能阅读它，从他口头叙述来看是有趣的，农民们
被公然地剥夺了大批财富。一个朋友把它译成德文，有100页，超过了小册子的限度……
……昨天参加了温的婚礼。事先我询问有多少客人参加，他回答说：“非常简
单，只有家里人。”130！我们去了，让我大吃一惊，我发现我那友好而俭朴的温老
师穿起了燕尾服。他穿的是“洋服”，他用这种方式逃避那没完没了的中国式婚礼
仪式。这样办事倒也简单，根本不需要什么公职人员，只需由证婚人签署一张纸，
收藏在家里。杨教授是证婚人，他身着一件十分漂亮的衣裳 ＇注＇ ，显得非常亲切。
婚礼上有精美的中国菜肴，席间他的朋友走上台去，一人唱歌，一人吹口琴。
家里人大都带着孩子，有的需要喂奶，有的必须换尿布，要么便是在演出节目
中间咿咿呀呀地说个不停，表现得兴奋不已……
我的老师作为一个国家社会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必须告诉我并说明某些对于
外国人来说不易明白的事情。
1931年12月15日
……从9点到下午3点，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郊游。温也和我们在一起。
我们冒着严寒行驶了一个小时到达闵行，这是中国农村，我们立即钻进一家为苦力
们开设的茶馆里去取暖，我们在那里喝茶，吃花生米。最后我们徒步走入一个邻近
的农村，那里的女人们冬天都要糊火柴盒，我们在一旁看着她们，她们每糊1000个
纸盒能挣到30个铜钱，合15芬尼。白天干14个小时，能糊1300个火柴盒。
1932年1月11日
……星期六我与韩乘去南京的列车到无锡，这是一座居住着15万人口的城市，
以它的棉纺织业和丝织业而闻名。
三等车箱里塞得满满的，对于外国人来说，这是不很常见的，但更为有趣……
……棉花像白雪一般覆盖着巨大的田野，这种景象我们在上海郊区经常看见。
现在我们看见的是装满棉花包的帆船停泊在工厂前…… ＇注＇ 关于生产棉花的一切有趣的事情，我只能用一只眼睛观察，因为我对女工们更
感兴趣。
立新棉纺厂有2000工人，其中有1500女工和数百名儿童。每天工作12小时，女
人和儿童有1小时休息，男人没有休息，他们就站在机器旁边一边工作一边用餐。大
多数女工年龄在16到22岁之间，女人的工资每月相当于8到12个马克。多数儿童看上
去只有10岁，在炎热的屋子里震耳欲聋的喧闹声，十分可怕。儿童的年龄在莱尼和
宾欣 ＇注＇ 之间，却要工作12小时！我看见他们站在机器旁边吃饭，两分钟之内他们
要多次放下饭碗去操纵把手，接上断了的线头儿。
公司盖了一排两层的房子，一个工人把我们让进他的住宅，这住宅像其余住宅
一样，只有一间卧室，里边刚好能容纳两张床……他一家共有五口人，这间屋每月
值1。5马克。他的孩子从10岁开始工作，前半年他们得不到工资，如果他们证明自己
称职，每天可以得到15到20芬尼，若是不称职，将无偿地被赶出去。这家工厂每月
有两三天假期，这要视它有多少活儿可做，当然是没有工资的。没有星期天。
这封信还有许多页，说的都是参观工厂的事情，其中说到了婴儿们躺在机器旁
边，母亲们则用赤裸的双手从几乎沸腾的水中捞取蚕茧。
傍晚我们沿街进行了一次散步。整个城市被包围在城墙里，城市的四面有四座
巨大的城门，每天夜里12点关闭。城外有许多人居住在茅草棚里，这些住户都是来
自灾区的失业者。无锡有48家丝织厂，只有4家开工，由于日本人和意大利人的竞争，
提高了出口美国关税，这是普遍性的世界经济危机……
温和韩就是这样通过生动活泼的直观教学法，帮助我认识中国和它的问题，我
开始理解和热爱这个民族。
同样，我也十分感激杨教授和他的夫人，他在一所大学里教书，他的夫人是图
书馆员，我们称呼他们为彼得和茜必莉。
我不记得彼得是否参加过与里夏德的会面，但是我们偶尔也互相传递情报。彼
得人生得又瘦又小，看上去更像个柔弱的男孩子，不像个学者，他的智力令我想起
我的哥哥。他像于尔根一样，脑袋里储存着无穷无尽的笑话和故事，一遇合适的机
会他便要露一手，要么就杜撰自己的笑话，他会像自己的听众一样，为这些笑话开
怀大笑。不间断工作的，严肃的学者和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大概需要这种调剂和
放松。
茜必莉生着一副充满智慧的漂亮面孔，棕色的皮肤，脸上有对小酒窝和特别白
净的牙齿，她政治上十分积极，具有组织工作才能。
罗尔夫认识这两个人，他们也成了他的朋友，艾格尼斯也从彼得的知识和联系
中为她的记者工作获得了益处，每当彼得和前必莉来我家做客时，她常常也过来。
由于彼得是个声望颇高的学者，跟他来往是不会引起怀疑的，与“上层”中国人在
一起是没有问题的。在商界与这个国家的富商们保持私人交往是能够赚钱的。罗尔
夫在英租界城市工程建设方面的“承包商”拜访我时，总是给我带来许多珍贵礼物，
我总是悉数收下，以免超出欧洲女士们的常规。里夏德同样劝我这样做。
在里夏德的同事当中有一个年轻而温柔的中国女子，她梳着短发，有一副苍白
的面孔和略微突出的牙齿。她出身自一个颇有影响的家庭，我记得她父亲是一个国
民党的高级将领，当她根据自己的选择与一个贫穷的共产党人结婚时，被她父亲轰
了出来。她是一个聪慧、勇敢而又谦逊的女人，里夏德有时也带她到我这里来，我
特别喜欢她，我在《一个不平凡的少女》这本书里，以一个“马银”的形象，为她
树立了一座纪念碑。“马银”的丈夫得了肺病，遵照里夏德的愿望，我在莫干山中
为他租了一栋小别墅。我还去那里探视过他。
当我想起这些同志，想起我们的许多政治谈话，想起和韩与温共同学习的情景，
我几乎无法相信，假如他们还活着，他们会敌视我们。 ＇注＇ 在里夏德小组里最密切的人里，有德国报务员马克斯·克里斯蒂安森一克劳森，
他因在日本与里夏德合作而成了著名人物，还有弗兰茨、约恩和保尔。弗兰茨生得
结实，并不高大，他与一个在上海生活的白俄女人结婚了，让一个如此年轻的女人
适应另外一种生活，委实是一个痛苦过程，里夏德也为此而感到不安。弗兰茨有一
头像小面包一样淡黄色的头发，红扑扑的面颊，有一副好心肠，他生活得十分轻松。
里夏德是否需要两个报务员，是否要取消一个，要么就是为另一个城市准备的，这
些我都不知道。也许弗兰茨还有一种我不熟悉的特殊技能。
其实，我当时对报务员这门职业什么都不懂。弗兰茨和马克斯都当过海员，当
时在情报机构的同志们当中有许多是海员，他们借助自己的职业充当信使，他们经
受了考验，进一步接受了训练。
比起马克斯或者弗兰茨来，我与约恩在一起的机会更多。约恩是波兰人，有时
我们称呼他格里沙，我发现他喜欢这个称呼，于是我一直这样称呼他。也许这就是
他的真实名字。格里沙20多岁，他有一头侧分的深色卷曲的头发，额头如同磨过一
般锃亮，一双黑眼睛和突起的颧骨。格里沙很少谈起自己，他沉默寡言、严肃，他
比马克斯或者弗兰茨显得更复杂，我们认识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到一些他的个人生
活。我记得他的父母根本就不知道他住在上海。
奥托·布劳恩 ＇注＇ 在《左尔格博士东京来电》一书中提到，他在上海一家照相
器材商店遇见里夏德和一个德语讲得很好的波兰人，这就是格里沙，那家照相器材
商店是他的公开职业。他卖照相机，为顾客冲印胶卷。他是小组里的摄影师，负责
把情报资料复制成微缩胶卷。
里夏德问过我，罗尔夫作为建筑师能否接收照相器材商店的内部装修，这个照
相器材商店是1931年底，1932年初开业的。让格里沙以这样的方式认识罗尔夫，对
于他到我家来是一个好借口。格里沙为装修他的商店提出一些特殊要求，需要与罗
尔夫当面磋商，又不让他准确知道是为了什么。
我已不记得我是采取什么计策把他们二人弄到一起的，反正我是让罗尔夫公开
认识格里沙的。格里沙兴致勃勃地用吻手和“尊贵的夫人”对我表示问候，但这出
喜剧却苦了我。
商店开业不久，罗尔夫满足了我一个大的愿望，在那里给我买了一台莱伊卡照
相机。我开始以极大热情拍摄人像和风景，格里沙为我冲印照片。
1932年6月7日致母亲
我寄给你的相册里都是旅行和郊游的照片，那张大照片不是我让摄影师给放大
的，而是他觉得这张照片好，是他自己让放大后送给我的。我的谦虚性格不允许我
有这么大规格相片，所以我寄给你。这张照片是我去兰溪旅行时，瓦尔特用我的照
相机拍摄的。
我还记得格里沙当时关于这张照片所说的话：“太像了，典型的你，可以称它
为‘一个海盗的肖像’。”
这张照片和格里沙为我洗印的许多别的照片今天尚在，我今天甚至还保存着当
年在格里沙商店里买来的那台已经45年的莱伊卡，用它来摄影仍然是无可挑剔的。
我们的儿子叫米夏埃尔，罗尔夫知道我给他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美国同志和
作家米夏埃尔·高尔德。我是1928年在美国逗留期间在哈德逊一个夏令营里认识他
的，他那本《没有钱的犹太人》是我当时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后来他还到德国来看
望过我的父母，那时我已经在中国了。直到他1967年去世我还尽量阅读他在美国党
报《工人日报》（后改为《世界日报》）上发表的评论。他未能写完自己的回忆录，
这对于国际工人运动是一个损失。
不言而喻的是，小儿子在我的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出生以后我立即给于尔
根和玛格丽特写了一封信：
这孩子简直太令我幸福了，可我又害怕他会消耗尽我的全部精力。在这一个月
里我什么都不能做，既不能侍候罗尔夫，也不能从事政治工作，也不能读书，不能
给你们写信，只能侍候孩子，一切其余的事情只能围绕着孩子。这仿佛是一个充满
全新感情和思想的全新世界。
米沙 ＇注＇ 降生11天时，政治又作为“竞争者”出现，写给母亲的信中只有一半
讲的是儿子的事情。
1931年2月23日
现在每次哺过奶我都称称他，总能增加一克，若是达不到最低限度，我便再给
他哺一次奶，每一克奶都是重要的……罗尔夫不断观察小儿子，哺过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