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红色乐队的回忆)-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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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每次哺过奶我都称称他，总能增加一克，若是达不到最低限度，我便再给
他哺一次奶，每一克奶都是重要的……罗尔夫不断观察小儿子，哺过奶之后我们就
互相提醒，把他放回婴儿床上去，让他睡觉，亲亲他，不厌其烦地议论他的小脸蛋
儿。
　　　　经常陪伴我的是《婴儿的哺乳与护理》和《健康的孩子》，作为调剂读皮利尼
亚克的《伏尔加河流入里海》，拉狄克写的那篇十分有趣的前言，内容很丰富。
　　　　非常有趣的是，欧洲新闻界突然那么认真地关心起苏联的五年计划来。到目前
为止他们总是说工人在五年计划当中如何受苦，当然他们要忍受十分清贫的生活，
不过我的印象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赞成吃苦的，以便实现他们的事业——五年
计划。也颇为有趣的是，资本主义一方面在肯定五年计划取得的成就以后，立即采
取针对性措施，不向俄罗斯输出机器等，不购买便宜的俄罗斯商品……
　　　　……若是米沙夜里两点醒来，尿湿了床，我真不应该给他换尿布吗？可当他啼
哭，两脚胡乱踢蹬的时候，我还是应该起来看看吧？……
　　　　艾格尼斯以爱心和伤感注视着我的孩子的成长，当米夏埃尔第一次露出笑容时，
我打电话告诉她，她也看见了他第一次迈步。米沙是个快乐而聪明的小家伙，所有
的同志都喜欢他。彼得和前必莉自己尚没有孩子，经常照料他。最离不开米沙的要
算我的女友伊萨。在1931年3月24日的一封信里，我第一次提到伊萨。
　　　　我要向你们描述一个熟人。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姑娘携带着几箱子书来到这里，
她开了一家摆满德文、英文和法文进步书籍的小书店。从前她是柏林一家书店的职
员，一家中国出版社提醒她的老板留心在上海的机遇。顾客主要是中国的大学生。
她今年刚好23岁，勇敢，是吗？遗憾的是她对销售这一行十分不熟练，我的手痒痒
得直想帮她一把……
　　　　伊萨比我在信里写的可要勇敢得多，她也是一位同志，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她跟她的生活伴侣，一位中国同志，曾长时间地生活在莫斯科，并跟随他一道来到
中国。由于从事秘密工作的原因，他们不能生活在一起。伊萨把她的孩子留在了莫
斯科，她十分想念她那尚不满两岁的女儿，关于她的孩子，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伊
萨的丈夫参加了一个托洛茨基小组，由于在政治上争执不休，她离开了他。
　　　　伊萨那白净的皮肤上有些雀斑，她有一双乳蓝色的眼睛和一头红色的，一点都
不服帖的头发。她不善于，也不懂得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在欧洲人看来，伊萨在
上海的生活是十分俭朴的。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她很快跟我亲近起来，像亲姊妹
一般。她与罗尔夫相处得很好，于是我们的家便成了她的第二个家。我们从来不谈
秘密工作，我不知道她是否认识里夏德小组里的什么人，她也不知道我的情况。上
海的人们都知道，我像她一样从事过书商职业。
　　　　伊萨到我家来时，总是问我她可不可以给米沙洗澡，在她得知她的孩子的死讯
之后，她才谈起自己的孩子，这孩子死于脑膜炎。她对米沙的坦率而毫无忌妒之心
的爱，是符合她那十分美好的性格的。
　　　　我们常常谈些关于她的书店的事情，我帮助她组织了一个凯绥·珂罗惠支作品
展览。伊萨比我勤快和无私。我做事情比她快，点子多。
　　　　我已不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遇见里夏德的副手保尔（保尔·里姆）的，
他有时与里夏德一道来我这里。他有一个圆圆的，几乎光秃的脑袋，一双小眼睛和
一张敏捷而和善的笑脸，他那巨大而笨重的身体只能缓慢活动。从他那张脸上看不
出他的聪明，他那安静的好脾气令人想不到他常常能证明具有一个革命者的坚毅和
热情。
　　　　保尔出身于一个爱沙尼亚农业工人家庭，他的经历：当过红色近卫军，国内战
争中的政治委员，曾经被选人苏维埃，在军事学院读过书，当过苏联将军。我不知
他在上海生活中所用的姓名，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出生于爱沙尼亚，我曾经数次见过
他那丰满而慈祥的妻子露易丝，她出生于拉脱维亚。我当时知道他开着一家饭馆，
所以我不相信如《左尔格博士的东京来电》说的那样，他也是约恩那个照相器材商
店的老板，两个同志利用一个合法身份是毫无意义的，尤其是保尔已经通过饭馆取
得了合法身份。我从未在格里沙的店内见过他，只在冲印胶卷的后室里见过。
　　　　我提到过，在我家住宅里会面时，我并不在现场，我只是为同志们提供一个安
全的房子，我用茶招待他们，亲自把茶水给他们端进屋里。这是反常的，因为欧洲
女人把任何工作都交待仆人们去做，为此我偶尔也要侍候其他的客人，以便让仆人
们看来，这至多是我的一种怪癖，并非特殊对待某些特殊的客人。
　　　　我为同志们保存的箱子是会面时用的，里面装的是印刷的和手写的资料。不久，
里夏德又提来第二个箱子，像第一个那样，我把它放在壁橱里，放在我们那个在夏
天存放防虫蛀衣物的樟木箱子后面。这是一种巨大的旅行箱包，这种东西并不显眼，
每个欧洲人家庭里都有许多，因为谁都不是长期在上海生活。
　　　　当我第二次把茶水送到楼上房间里时，同志们手里都拿着手枪，地毯上的箱子
里装的也是武器，我示意里夏德和保尔，我在这个时刻是不受欢迎的，尽管如此，
我却很高兴。
　　　　不只是纸张，还有武器！于是我感到自己比我想象的要有用处。我总觉得我的
工作意义不大，还为此而烦恼过呢。　＇注＇　这些武器可能都是样品，要么苏联会对它们感兴趣（蒋介石军队里有德国将军
当顾问），要么它们对于中国红军有意义。也许是那两位在场的中国同志要学习拆
卸和组装这些武器。
　　　　就在这个时候，米沙大概6个月了。两只箱子都空了，里夏德建议我为自己和孩
子准备好另外一只箱子，说我可能会很快要转移到内地去，在中国人当中隐蔽起来。
　　　　没问缘由，我便打点好小衣服和尿布，灌了一瓶消毒水。所幸我还能给米沙哺
乳，这样就不至于给这么幼小的孩子过早断奶。牛奶或者任何一种奶粉，在中国大
城市之外，都是不可想象的。照料米沙的中国保姆，在中国称“阿妈”，她告诉我，
她有四个孩子，每个孩子都哺乳三年。有些贫穷的母亲把自己的奶卖给富家婴儿的
母亲，自己的孩子则靠大米粥养大。令我欣慰的是，不论我隐蔽在哪里，都可以为
米沙买到大米。我告诉阿妈说，穷人家的母亲必须采取这样的方式挣钱，我觉得太
可怕了，她回答说：我知道太太打心眼里非常喜欢中国人。
　　　　我天天等待着消息，不敢离开家，惟恐误了约定的电话。我丝毫未把这种担心
告诉罗尔夫，这种担心也只是有限的，因为对于我来说，随时都会发生点什么不测。
由于里夏德知道这种危险和躲避危险的可能性，所以我不会像从前那样受到威胁。
　　　　我的出行是不必要的。14天之后，两只箱子又装得满满的，同志们重又来我家
会面。但是从这时开始，我一直为自己和米沙准备着第三只箱子。
　　　　把武器和情报资料存放在秘密会面的地方，似乎是不谨慎的，不过情报资料是
会面时用的，武器我也只是见过一次，我估计，它们在我家里存放的时间并不长，
也许在两年半时间里，它们始终存放在壁橱里。
　　　　当里夏德要求我把一个处于生命危险之中的中国同志隐藏在我家时，会面又一
次停止了。这回我必须把事情透露给罗尔夫，于是令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
反对这样做，提出的理由与孩子出生前提出的理由一样，他说这对于孩子和我太危
险了。我告诉他，他的这种态度可能招致一位同志的牺牲，如果我连这件事情都不
能做，我将永远不会原谅他。他终于还是赞成了，但我心里明白，我们的婚姻不可
能长期这样维持下去。
　　　　后来，罗尔夫成了共产党人，他多次证明自己是忠于党，忠于苏联的。
　　　　这位同志在我家大约住了两周，他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一旦我们在楼下有客人，
他便躺在楼上的床上，免得让人听见他的脚步声。我是怎样向阿妈和厨师编造关于
这位暂住我家的客人的故事的，我已经不记得了。这位同志住在我家时，尽管我们
没有共同的语言，罗尔夫对他是客气的，热心地招待了这位客人。
　　　　即使在他离开以后，我们家仍然不许同志们来，直至它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倘
若有人被逮捕，即使遭到中国警察拷问，也是不能泄露地址的。
　　　　里夏德有两次拿来文稿让我抄写。一次是法本公司整理的关于中国地理、农业
状况和市场可能性的机密资料。另一次是同样有趣的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文稿，大
约有350页的打字稿。这是由一位懂德语的匈牙利同志撰写的，这位同志的姓名在
“国际新闻通讯”界是国际驰名的，我已经不记得他的姓名了。　＇注＇　前面提到，艾格尼斯已经迁居到我家附近。我在10月17日给家里的信中写道：
“家具令她十分兴奋，屋子装饰得非常漂亮……罗尔夫再一次证明自己是能干的。”
　　　　在这段时间里，我还结识了尾崎秀实。　＇注＇　我曾多次见过他，但我已记不得是
以什么缘由见到他的，他的形象在关于里夏德的书中已多有描述，我没有可补写的。
在共同的地下工作中我与他有过密切接触，他曾把随身携带的几帧小女儿的照片拿
给我看。可怕的是，数年以后我看到一幅照片，那是他被杀时照的。
　　　　我对我居住的这个国家已经产生了深厚感情，我曾建议于尔根到中国来。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你应该毫无条件地结识一下亚洲，这会让你大开眼界。经
济和政治方面都非常有趣，我认为这里比美国更重要，学术上尚未经过研究，潜藏
着许多资料，你可以用它取得巨大的成就，且不说一切关于人的兴趣了……
　　　　中国街面上的生活是令人振奋的，挑夫、卖花人、敞开的店铺、敞开的熟食厨
房、儿童，我无法详尽描述，但是我现在已经知道，这将是日后在德国令人十分怀
念的事情。我相信，如果你们能来，将是让你终生难忘的旅行。
　　　　当然也有许多事情是我所不习惯的。在上海住了一年以后，我曾去北戴河海滨
度假，给于尔根写过一封信。
　　　　北戴河是一个绝妙的地方，有连绵不断的山和蓝色的大海。对于我来说，这是
离开上海一段时间的好机会。我的体重减轻到了107磅。在中国生活的确不容易。我
不知道玛格丽特会怎么样，如果在她的屋子里每周有两个晚上看见15公分长的红红
胖胖的百足虫在明亮的墙壁上爬行。若是有幸一条虫子在身上爬过，四个月，常常
是一年，留下一条化脓的伤痕。几乎无法弄死它们，总是反复地出来。罗尔夫用锤
子捣烂它们。它们会令我发疯。连这里的蚂蚁都有德国蚂蚁的四倍那么大。
　　　　苦力们的生活状况，既贫穷又肮脏，十分可怕，简直像欧洲的傲慢一样，中国
的腐败真是举世无双。芝加哥犯罪和酒精走私与这里的情况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
巫……
　　　　彼得和茜必莉想创办一所外国语学校，让我去那里教德文，我对此非常高兴。
　　　　致于尔根：
　　　　1931年9月30日
　　　　学校的情况是这样进展的：教授和他的夫人是这所语言学校的核心，经过精心
筹备之后终于开学了，还在中国城市管理机构的教育局进行登记，可三天之后，学
校突然被关闭了，既无个人原因，亦无政治原因。管理机构的官员们要求1000金圆
券的贿赂，并非官方付款，纯粹是贿赂。现在我们尚不知道该怎么办。
　　　　为罗尔夫施工的那个承包商，顺便谈到一个欧洲侦探，他要探明那些被禁止的
鸦片商店。上海共有36家鸦片商店，这位侦探在他生日的时候，从每家商店得到3万
上海金圆券作为礼物……
　　　　关于1931年即将到来的圣诞节礼物，我做了这样的描述：
　　　　一个巨大的塔形糖衣蛋糕，一块16磅重的火腿，两只活火鸡，12磅糖，4磅上等
茶叶，一只精致的筐里装满葡萄酒、威士忌和利口酒。这一切都是罗尔夫从上海市
政局的中国建筑企业家那里得来的礼物。另外一个企业家与罗尔夫几乎没有交往，
送了我们一张价值100多金圆券的在上海最大商店永安公司的购物支票。接受这类东
西在中国或者在局里并不是不诚实的，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这封信里，我还提到我的阿妈的丈夫死亡的事情，他是一个扫大街的工人。
　　　　她有一个24岁的儿子，失业了，罗尔夫或许可以把他安排在市政局里。她那15
岁的女儿每天去一家店铺弹棉花，每天挣10个分币，有时挣10个分币5个铜板（一个
铜板相当于半个芬尼）……
　　　　在我最为美好的回忆当中，只有少数几次是“非秘密”地和同志在一起。一次
是1932年我们在一家饭店的聚会，到场的有奥托·布劳恩和他当时的生活伴侣，这
是一个德国女同志，格里沙、里夏德和东道主，这是一个我不认识的，黑头发、黑
眼睛的精力旺盛的同志，我像别人一样称呼他弗雷德。我已经不记得我们是为什么
聚会的，那是一个高兴的晚上。奥托的妻子的年龄跟我一样，同样也在青年团里参
加过体育锻炼，我们以巨大的灵活性练体操。弗雷德那纵情的笑声既粗扩又欢快，
他的声音好听，会唱许多歌曲，听他唱歌是一种享受。他是这天晚上的中心。
　　　　两天以后，里夏德让我去给弗雷德送材料，这材料装在一个不适用的长长的硬
纸筒里。弗雷德跟我闲聊了一阵。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他兴趣广泛，或
者恰恰因为我对他并不熟悉，我对他讲起了我与罗尔夫之间的矛盾，我问他我们是
否应该为了工作而离婚。弗雷德耐心地听了我的话，他说他非常感谢我对他的信赖。
我已经不记得他提了什么建议。三个小时以后，当我走的时候，我才想到，递送这
个纸筒只不过是个借口，实际上他是在考验我是否适合做这种工作。
　　　　多年以后我在一张“马德里英雄”的照片上又认出了他。原来他是曼弗雷德·
施特恩，他就是那个以克雷伯尔的名字而著称的指挥官，马德里前线的保卫者和英
雄。在德国他参加过1921年的三月斗争和1923年的汉堡起义，在中国他于1932年成
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军事顾问。西班牙内战以后，他成了红军的高级军官。
　　　　我和里夏德、保尔、格里沙、弗兰茨、马克斯到黄浦江对岸的上海进行了一次
郊游，关于这一次郊游我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
　　　　1932年10月27日
　　　　最近我到浦东去了一趟，它位于黄浦江的另一岸，上海对面，这是一个工厂区。
我们拜访了中国基督教徒协会的实验区。他们在那里盖了一个学校和大约30栋工人
住宅，月租金4个马克。我问他们按照什么标准挑选租房人，当然他们必须是基督教
徒，除此之外，每月必须有40到60上海金圆券的收入，这就是说，只有工人贵族才
允许住进来，因为这是一种高工资……
　　　　然后我们去了乞丐、苦力和失业者们的土坯棚。棚子这个词对于这些简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