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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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9日，陕西甘泉县南面象鼻子湾一个打谷场上，经过一年多长途征战的红一方面军举行全军干部会议。这是1934年10月开始长征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全军干部会议。满面倦容的毛泽东伸手向后梳理了一下长长的头发，站起来做长征总结：
“同志们，辛苦了！”会场上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两眼放着光芒屈起手指接着说道：“从瑞金算起，十二个月零二天，共三百六十六天，战斗不超过三十五天，休息不超过六十五天，行军约二百六十七天，如果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止二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
“二万五千里中，红军占领了几十个中小城镇，筹款数百万元。扩红军数千人，建立了数百个县、区的苏维埃政府，我们走遍了五岭山脉、苗山、雷公山、娄山、云雾山、大凉山、六盘山，渡过了于都河、信丰河、潇水、湘江、清水江、乌江、赤水河、北盘江、金沙江、大渡河、白龙江、渭水河，经过了苗、瑶、彝、回、藏等兄弟民族地区。我们完成的空前伟大的远征，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全场再次响起轰鸣的掌声。毛泽东甩了甩头发，用更加激昂豪迈的语调说道：“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结束。”①
毛泽东那宏亮的湖南乡音在打谷麦场四周的山谷里久久地回响？？
从那以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以各种形式赞美和讴歌长征的作品，不知涌现出多少，红军英雄们的长征业绩，震撼着中国和世界亿万人的心灵。但当我们今天重新回味五十多年前毛泽东那感人至深的语言，仍被毛泽东那人民必胜的坚定信念和豪迈的英雄主义气概所折服。
要知道各路红军是在反“围剿”失败，国民党军队大兵压境的情况下，
被迫踏上长征征途的。此行北上，前景如何，一直是索绕在人们心头的悬念。何叔衡，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没有能够随队长征，被留在苏区，
①杨成武《忆长征》第254…256页。
当他知道自己被留下后，就准备了清酒花生，约老战友林伯渠作竟夕谈。临别时，何叔衡把自己穿的毛衣送给了林伯渠，互嘱珍重。
瞿秋白，要求参加长征，未被批准，吴黎平请他到家里喝酒、道别，他情绪特别激动，喝了大量的酒。他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
果然，何叔衡和瞿秋白在红军大部队出发后，双双牺牲在国民党军队的枪口下。
随大队长征的呢？
方志敏，奉命率北上抗日先遣队先行北上。结果，突围不成，被捕就义。
吴焕先，率红二十五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冲破了一道道封锁，已经进入陕北了，但却在一次遭遇战中，壮烈牺牲。
湘江之战，八万多中央红军只剩下三万，后人用“血染湘江”，来描述这场恶战，就连一直坚持左倾盲动的军事指挥、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博古，也一筹莫展了。他拿起一支手枪对着自己的脑袋比划再三。
的确，长征的前途如何？中国革命的命运如何？“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林柏渠的诗，道出了人们的心声。
而今长征终于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了，作为这场威武雄壮的历史史诗的总导演，毛泽东能不自豪吗？尽管十几块苏区只剩下西北一隅，尽管全国三十万红军仅存三万，尽管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大军又蜂拥而来，但毛泽东以他独有的气魄和战略家的眼光，高度评价了长征胜利的伟大作用，并英明地预见到：“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了。”
长征，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而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则是这场伟大历史转折的掌舵人！
荆卿豪气渐离情
毛泽东是从于都踏上长征的征途的。
1934年9月，在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指挥下，中央红军被迫同优势的敌军拼消耗、打阵地战、结果人数越打越少，苏区越打越小。9月下旬，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在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已不可能。中共中央不得以做出撤离根据地的决定，命令各军团逐步退到以于都为中心的各指定地点集中，准备实行战略转移。
身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先行离开瑞金云石山，到于都部署工作。
在于都，毛泽东住在北门外河屋，这里是赣南省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一所用卵石铺地的院子，迎门是一棵茂盛的黄檀和两棵松树，后院是两棵大袖子树和一棵大樟树，院墙周围是许多青翠的竹子，幽静恬雅的环境，微微拂面的秋风，但却很难驱除深深郁结在毛泽东心头的烦闷。
在夕阳余辉的沐浴下，毛泽东漫步于都河畔，万千思绪象奔淌的于都河水一样越流越远？？
第五次反“围剿”。面对蒋介石50万大兵压境，博古、李德等人一改过去行之有效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术，反而以劣势的装备和兵员，以硬碰硬的阵地战同敌人拼消耗。自己和刘伯承等多次力争，终未被他叩接受，结果，先是黎川失守，中央根据地和闽浙赣根据地的联系实际被敌切断。接着，又坐失联合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粉碎蒋介石重兵“围剿”的良饥，使蒋介石平息“福建事变”，解除了后顾之忧，一举打开了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攻占广昌。博古和李德等还不醒悟，继续分兵把守，使红军在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下牺牲惨重。至1935年5、6月间，东路敌军已占领苏区的沙县、将乐、泰宁、龙岩、连城；北路敌军已占龙冈并进驻广昌以南；南路敌军已占领筠门岭；西路敌军已进至兴国西北。根据地日渐缩小，红军大量减员。
刘伯承因力谏而被撤去总参谋长职务，下派到五军团任参谋长。彭他怀痛骂他们是“崽卖爷田心不痛！”骂又有什么用呢？李德等我行我素，战至9月，瑞金以北的宁都、石城相继失陷；东部敌军已开始向根据地中心长汀的白衣岭发动进攻；南部粤军已进抵会昌一带。中央根据地不守已成定局。
想到此，毛泽东愈发烦恼和沉痛。作为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者，毛泽东此时心情之悲愤，是人无法全面体会得到的。
峥嵘岁月稠
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下，我们党开始创立自己的武装。毛泽东独辟蹊径，提出“上山下湖”。他既没有留过洋，也没有进过任何军校和讲武堂。这个只在湖南新军中当过半年大兵的教书先生，凭着信仰和胆略，凭着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毅然在湘赣边界，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秋收暴动。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创建红军的道路是极其艰难曲折的，就说起义队伍进军方向的选择吧。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的原定进军方向是会攻长沙。但起义之初，由于强敌反扑，参加秋收起义的各部农军相继失利。怎么办？是循当年国民党先到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再行北伐之路吗？不行，在前不久举行的南昌起义后，起义军携九军、十一军、二十军共三个军二万多人之众进军两广，仍在优势敌军的围击下失败。何况秋收起义的队伍这时已只剩下一千多入，毛泽东当机立断，命令各部到浏阳文家市集合。然后率部队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湘赣边山区进军。这是一个不得以的选择，但它确实是基于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当时可能没想到此举竟是后来进一步摸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起点。但是改变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就这样迈开了。
再说进军湘赣边山区的途中，部队迭遭挫折。毛泽东向农村进军主张的坚决支持者、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中敌埋伏牺牲。身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此时也很惨，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被挂破了数处，脚也在行军中磨破化了脓，走起路一瘸一拐；更严重的是旧军官不听指挥，曾经当过黄埔同学会的宣传科长的黄埔一期生师长余洒度，就带头起哄，这位黄埔军校的骄子，昔日颇受校长蒋介石、教育长邓演达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青睐。这时他激进地坚持已不可能实现的起义初衷，要队伍去攻打长沙。①更多的旧军官和士兵、农民等，则是对前途丧失信心，不少人纷纷扔下枪当了逃兵。起义队伍入数锐减，只剩下不足一千人了。毛泽东不急不躁，他把部队带至永新三湾村，进行改编。他废除军队内的旧制度，实行民主制度，在连以上建立起士兵委员会，特别是他第一次把共产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以上建立党委，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从而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原则，保证了工农革命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那时，毛泽东在领导军队和指挥打仗方面的知识，几乎等于零。但这恰恰应了他后来的一句名言：一张白纸，没有负担正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他一开始就按照一种全新的方式创建和领导军队。既不同于苏联，更不同于国民党和和旧军阀，而完全是在实践中摸索。
比如改造井冈山地区的农军首领袁文才、王佐，他没有象后来左倾机会主义者那样简单地把他们视做土匪头子杀掉，也没有沿用旧军队封官许愿、金钱拉拢一套手法，而是做具体的分析。他们是穷苦出身，政治上有进步倾向，袁文才还是党员，有一定的群众拥护，但又有不少江湖人的毛病。毛泽东对他们以赤诚相见，第一次见袁文才，他不带大队武装，只带三五随从，
①余洒度在三湾改编不久，就以向中央汇报情况的名义到了上海，脱离。共产党，加入邓演达领导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负责黄埔革命同学会的反蒋工作，1931年被捕，他又背叛了邓演达先生，彻底投到格介石门下，在国民党军队中搞“政训”。后来，连蒋介石也抛弃了他，以贩卖鸦外的罪乞将他枪毙。
还给缺少枪枝的袁文才送去一百条枪。袁文才大受感动，立即撤去埋伏防变的人枪，杀猪宰羊招待毛泽东。在毛泽东和他的部下何长工等真诚耐心的帮助下，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很快被训练改编成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这对秋收起义的队伍能够站住脚和后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都起了至关紧要的作用。
在井冈山斗争初期，毛泽东就一反旧军队只管单一作战的习惯，根据当时所面临的任务，向部队提出三大任务：一是打仗消灭敌人，二是打土豪筹款子，三是做群众工作。这样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的党组织和军队将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把敌强我弱形势下革命军队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这种消极的转移，逐步变成了在敌人统治的边缘建立红色政权，由农村包围城市的积极战略进取。
在对敌作战的战略战术上，毛泽东也没有采用过去一切正规军的战略战术，他是中国古代绿林豪杰和当地农军领袖同敌人“打圈子”等战术中，逐步悟化出一套适合那时敌我力量对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在1928年4月迎回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建立起红四军后，毛泽东就和朱德等总结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这成为红军作战原则的基础，就是运用这一战术原则，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红四军同优势敌军作战，连续取得了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赣敌对井冈山地区的四次“进剿”。正是运用这一原则，毛泽东和朱德又指挥红四军粉碎了湘赣之敌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的两次两省“会剿”，迎来了同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主力的会师。1929年1月，毛泽东为粉碎湘赣敌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又运用这一原则，做出红五军守山，红四军主力向敌后方赣南、闽西挺进，“围魏救赵”，牵制敌人，粉碎其“会剿”的决策。在他和朱德率领下，红四军“红旗跃过订江，直下龙岩上杭”，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基础。
仗越打越大，红军越打越多。1930年12月30日至1931年1月3日，按照“撤开两手诱敌深入”，歼敌于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红军五天两仗，歼敌一万多，活捉敌前敌总指挥张辉瓒，干净利落地粉碎了蒋介石十万大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五个月后，1931年5月16至31日，各路红军遵照毛泽东集中兵力失打弱敌，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由江西富田福建建宁，“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连打五个大胜仗，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枝，痛快淋漓地粉碎了国民党二十万大军的第二次“围剿”。接着，毛泽东和朱德又指挥红军，在8月上旬到9月中旬，打了六仗，共歼敌3万多人，缴枪1万4千余枝，粉碎了蒋介石亲自统率的30万嫡系部队对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围剿”。使得“有人泣，步步为营嗟何及？”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苏区进一步扩大，包括21个县，250万人口、达到全盛时期。毛泽东麾下的红军，也由刚到井冈山时的不足一千人壮大到3万多人。
这一幕幕“漫天飞雪，风卷红旗过大关”的激动人心的场面，毛泽东历历在目。每念及此，顿生无限的豪迈和感慨。
正当毛泽东进一步从理论上总结他在实践中摸索出的这一整套创建红军和根据地的理论，以指导全党逐步夺取全国胜利的时候，他遇到了来自苏联的强有力的挑战。随着苏区的发展和壮大，一批批在列宁主义的故乡苏联学习和培养过的
中国共产党人，陆续来到中央根据地。同时，他们也把苏联的一套套建党、建军和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搬到了中国苏区。特别是1931年1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占据中央的统治地位后，他们陆续向中央苏区派去了中央代表团等“钦差”和干部，全面推行王明“左”倾盲动主张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些在莫斯科吃过洋面包的干部，在政治上不乏对革命事业的忠城，又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列主义，各个都是“科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