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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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紊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
当年毛泽东在讲这席话时，可能不无懊侮之意。但也许正是由于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在1931年面对手持中央和共产国际上方宝剑的“左”倾错误执行者，毛泽东没有丝毫的疑虑和畏缩，他坚信自己在四年多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证明了做法是对的。
1932年1月，为贯彻上海临时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苏区中央局提出要红军攻打赣州。毛泽东在审时度势后，旗帜鲜明地指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如果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毛泽东的意见未被采纳，结果攻打馈州严重受挫。3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江口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中央局领导继续贯彻中央“占取一二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方针，坚持夺取赣江流域各中心城市。毛泽东反对继续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的方针，指出攻打赣州已经造成严重损失，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只能进行运动战，不能冒险去进攻①《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300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中心城市，以争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发展路线是不对的。他主张红军应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共产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的赣东北和闽北方向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范围内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战争。这实际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同城市中心论的一次交锋，苏区中央局自然不会听毛泽东的意见，他们坚持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的方针，决定中央红军分为中、西两路行动。毛泽东随红一、五军团组成的中路军前进。途中，毛泽东说服一军团领导人林彪、聂荣臻指挥中路军改向闽西发展。苏区中央局终于接受这一建议，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向闽西发展。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指挥东路军占龙岩。攻克漳州共歼敌约4个团，俘敌1600余人，缴获飞机两架，在漳州筹款100多万元。
攻漳州获胜，打赣州受挫。两条路线，两种结果。这更坚定了毛泽东坚持自己正确主张的决心，也大大激怒了“左”倾冒险主义者。
1932年5月20日，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一份长电，指责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纯粹防御路线”、“游击主义”，“毛泽东及其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与不能扩大与巩固苏区”，这是与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这份电报完全否定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发出公开反对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号令。
毛泽东没有被临时中央的指示电所压服，作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他和总司令朱德从战场实际出发，发布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部队北移，在乐安、宜黄、甫非一带布置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场，为第四次反“围剿”设计了一张战略蓝图，后来的四次围剿”基本上是按照这一设计发展。
然而，这一训令却引起中央局领导人的极大不满。他们于10月1日电示前方：“我们坚决不同意9月26日训令的军事部署。”接着，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会议的焦点是第四次反“围剿”应取什么方针，是贯彻临时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呢？还是采取毛泽东主张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呢？会议在“左”倾冒险主义者操持下，批评了毛泽东不打赣州，打漳州做法，指责毛泽东和朱德颁发的9月26日《训令》是“等待主义”、“以准备为中心”，“专以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指责毛泽东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是所谓对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不尊重”他们的领导。会议“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中央局领导人提出：前方由周恩来负领导战争总责，毛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以便前方战争领导“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也有一些同志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但最终毛泽东还是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到后方养病。会后，周恩来到毛泽东处探望、安慰，毛泽东坦然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
10月1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毛泽东“暂时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10月26日，周恩来正式被任命力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他没有完全听从“左”倾冒险主义的指令，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周恩来和朱德坚持毛泽东在前三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战术原则，以及毛泽东为粉碎敌人第四次反“围剿”制定的战略方针，指挥红一方面军七万红军，连战连捷。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人枪，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
但是，毛泽东的境地并没有因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而改变。这时，中共临时中央由于在上海站不住脚已于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为了全面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他们不以把毛泽东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为满足，他们看到毛泽东在广大军队和地方干部中所受到的拥戴，他们开展起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排斥、打击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广大干部，以彻底清除毛泽东的影响。
1932年10月间，毛泽东在汀州傅连瞳主持的福音医院疗养，福建省委（亦称闽粤赣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也在那里住院。毛泽东找罗明谈话，对罗明谈了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验，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还指出，在（上）杭、水（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和扫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天，罗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作了传达，大家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罗明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于1933年1月下旬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提出了广泛发动赤卫军、少先队、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在扩大红军问题上，根据地边缘地区与巩固地区政策应有所不同等意见，在报告中把毛主席与斯大林并称为“我们最好的领袖”。
罗明报告惹来了大祸。2月15日，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省委不执行“积极进攻路线”，“省委是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惶失措。”中央局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撤销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职务。于是，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迅速地从上而下，从地方到部队普遍展开。福建省较高较老的干部，普遍受到了打击，甚至没有一个区、没有一个连以上干部没有被斗争的。福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省委常委郭滴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团省委书记陈荣等，均受到批判甚至被撤职。
1933年2月下旬开始，在江西也开展了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邓小平当时是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是永（丰）、吉（水）、泰（和）中心县委书记，毛泽东的亲弟弟，谢维俊是江西军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古柏先后提任寻乌县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中央临时政府粮食部长。邓毛谢古坚决拥护和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对中央局排挤毛泽东表示不满。“左”倾冒险主义者讥讽毛泽东，说“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邓毛谢古却说：“大城市中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在反“围剿”斗争中，邓毛谢古机动作战，不与敌人死打硬拼。“左”倾领导者对他们大力不满，指责他们“执行了纯粹防御路线”，是“可耻的”“右倾退即逃跑主义”，“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绝对反党反国际”，是“内部已有政纲的反党派别小组织小集团”。接着，在江西全省开展反“江西罗叫路线”的斗争，把全省绝大多数县委书记都打成了“两面派的机会主义者”而撤了职。
在军队中也开展了“反对经军中的罗明路线的斗争”。闽赣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因“左”倾错误指挥造成的黎川、浒湾战斗失利，而被移罪撤职判刑，罗荣桓、腾代远、李井泉、余泽鸿等一批军队干部，也受到了打击，并被撤换。
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才停息下来。
反“罗明路线”的斗争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当时领导这场斗争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后来在党的七大上对此作了中肯的剖析：“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有倾遍于国中”。又说；“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再加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诬害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①
毛泽东本人也被彻底剥夺了在军队和党内的领导职务，专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1934年初在“二苏大”上，又免去毛泽东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改由张闻天充任。毛泽东再次被架空。
“左”倾领导者兴高采烈，博古曾兴奋地说：“老毛（泽东）变成加里宁了，哈哈！”
踏遍青山人未老
毛泽东在受排挤打击的情况下，既坚持原则，不承认自己犯了“纯粹防御路线”和“富农路线”的错误；又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他服从党的决议，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仍争取在党的领导下做一些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央政府工作中去，他深入调查研究，写出了长冈乡等调查报告。他积极推动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权建设和支援反“围剿”战争的各项工作。李维汉在回忆毛泽东当时情况时说；“他（毛泽东）自己曾说过，在这段时期，他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①
在做好政府工作的同时，毛泽东对战局的发展十分关注。眼看着根据地在一片片被敌人占领，而“左”倾领导者仍指挥红军与现代化装备的敌军拼消耗，实行乞丐与龙王“比宝”的战法，毛泽东心急如焚，他不顾自己的处境，多次犯颜直谏。
1933年9月中旬，敌北路军正准备由北向南发动进攻，毛泽东判断敌人的进攻目标可能指向黎川一带，他及时地向中央建议：“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将敌人引进建宁、泰宁一带山区根据地，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②这个建议和中央负责指挥军事”三人团”关于“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术、是相抵触的，自然没有被采纳。
1933年11月20日，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同蒋介石决裂，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政府”。这是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极好机会。在福建事变的酝酿阶段，10月初，第十九路军派出代表陈公培（吴明）、徐名鸿来到瑞金，携带十九路军领导人给毛泽东、朱德的信。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叶剑英负责谈判工作，以潘健行（潘汉年）为全权代表与徐名鸿等谈判，毛泽东、朱德亦多次与陈公培、徐名鸿会见、谈话，取得了一致意见。10月26日，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决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互通商品贸易，互派全权代表互驻等。这一协定的签订，从政治上推动十九路军走向反蒋，十九路军领导人解除了后顾之忧，即于11月20日发动了震动全国的福建事变。
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使蒋介石“围剿”中共苏区的东部战线倾刻崩坍，这是前四次反“围剿”中从来出现过的有利形势。对于这一事变，在毛泽东的参与下，中共临时中央的政治上利用了它，这是正确的。不仅如此，毛泽东以其深邃的洞察力看到，这是转变战略，打破第五次“围剿”的良机，主张在军事上也利用它。于是，他再次向中央提出建议：“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①一次在李德住处召开的军委会上，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提出：“红军应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