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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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了《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向红军的领导者、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敬意与欢跃的贺忱；”指出“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提出了会师后红军的任务：“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这就是创建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通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兵，为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①
中国三大主力红军的大会师，对于发展壮大红军的力量，开创革命的新局面，促进全国抗日战争的实现，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1935年9月张国煮强令红四方面军南下时，毛泽东曾对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说：“南下的路是走不通的，你们将一定要北上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毛泽东又对红一方面军的同志说，红四方面军总有一天要北上与我们会合，“也许在明年这个时候。”时间正好过了一年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北上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毛泽东的预言惊人准确地实现了。
①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262页。
致力全党的团结和统一
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不少同志提出清算张国焘另立中央等一系列罪行。毛泽东为了等待一部分受蒙蔽的四方面军同志的觉悟，使全党、全军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耐心说服了那些要清算张国焘错误的同志。对张国焘本人，他以诚相待。张国焘来到陕北后，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找他谈话，帮助他认识错误。1937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召开清算张国焘错误的会议之前，毛泽东又把张国焘请到自己住处的窑洞——延安吴家窑洞里来，开诚布公地和他谈话，耐心地指出他擅自把队伍拉到西康，并且另立中央的严重错误，要他深入地进行检查，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张国焘很会演戏，他掉了几滴眼泪，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表示一定要改正错误。他还说出了自己的思想顾虑：怕从此以后，自己威信扫地，再也抬不起头来，今后无法再工作了。毛泽东给他讲解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劝他打消思想顾虑。张国焘临走时表露出一副很感激的面孔。
1937年3月2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红军军以上干部，共56人。会上，张国焘作了检查，原则上承认自己是“路线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但对具体事实拒不认错，进行狡辩。随后，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张闻天、秦邦宪、凯丰、林伯渠、董必武、贺龙、彭德怀等30多人发言，以大量具体事实揭露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大搞军阀主义、退却逃跑主义的罪恶活动，分析其对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深挖其错误实质及历史根源，与会大多数四方面军干部积极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自觉肃清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张国焘在会上假惺惺地保证：以后绝对忠于党的路线。”为了给张国焘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党中央决定暂不给他做组织结论。
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决定》指出：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错误。这此错误在鄂豫皖苏区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着，在川陕苏区中尤其在他的最后一时期中，已经形成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
《决定》揭示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阶级根源，指出张国焘路线是农民的狭隘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
《决定》批判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指出张国焘轻视党的领导作用，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作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反中央的斗争。最后，他不顾中央的一切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面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罪恶行为。在同二方面军会合时，他曾经企图用强制与欺骗的方法，使二方面军同意他的路线，共同反对中央，这一企图遭到二方面军领导者的严拒而完全失败了。他对于创造红军模范纪律的忽视，造成了红军与群众的恶劣关系。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与不良传统在红军中依然存在着。这就是张国焘军阀主义的实质。
《决定》指出“张国焘由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估计，对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对自己的力量的估计不足。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
《决定》把张国焘的问题与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严格区别开来。指出，中央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欣慰，过去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负最主要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肿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的。中央号召四方面军的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来完成党当前的伟大任务。
延安会议以后，1937年4月至6月在党内和军内开展了揭发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这是一次生动的马列主义教育，4月，在延安召开了反张国煮路线斗争大会，中央团上干部、四方面军连以上干部参加。会上发言的同志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和罪行，批出其对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四方面军一些原来不明真相，对反张国焘路线心存疑虑的同志，听了都大力震惊，非常激愤，要求党中央把张国焘撤职，开除党籍，甚至有的还要求枪毙他。
毛泽东出席了大会井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经过斗争，要达到团结的目的。一个同志落在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砖头，应该把他救上来。张国焘虽然对党犯下了这样重大的错误，党仍然耐心地等待他？？”
这次大会使大家对张国焘路线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毛泽东的博大胸怀有了亲身的体会。西路军失败后历尽艰辛回到陕北的戴克林，参加大会后认识发生很大变化，他说：“毛主席才真正是最爱护干部、最爱护党内团结、最能以理服人的啊！“要是按张国焘的办法来处理，不用说今天的他（指张国焘），就是今天的我们，如果不枪毙，也得一撤到底，当挑夫，罚劳役。那真正是军阀主义呀！①
毛泽东还深入抗大了解情况，及时指导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健康发展。有一次，毛泽东到抗大调查研究，有的同志汇报说，四方面军一个连指导员问战士：“到底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这个问题如何处理？汇报同志主张整一整这几个战士，毛泽东当即制止这种做法，说：“不能这样办，那几个战士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是有原因的，因为张国焘没有整过他们的，路线错误，，而我们却整了。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应当由他本人负责，不能责怪下面，不能反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头上去。”②毛泽东从这件事情中，发现并纠正了张国焘路线斗争中一度出现的扩大化和过火行为。从而团结了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
抗大清算张国素路线一度把矛头指向四方面军学员，引起强烈不满。有
①戴克林：《回到党的怀抱》，《星火燎原》选编之三第452—453。
②于吉楠：《张国焘和》第276页。
30个干部，包括5个军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20多个团级干部和两个营级干部，准备离开陕北川陕苏区游击去。出这个主意的是许世友，订行动计划的是许世有，划行军路线的还是许世友！这个计划被党中央发觉并制止了。有人说许世友要领导暴动”，他听到后料定自己必死无疑。他躺在延安的窑洞里。想到自己不能再活着出去。思想极端苦闷。一天，突然有人来看望他，并受毛泽东委托给他捎来一条哈德门香烟，许世有顿时精神大振，焕发了继续生活、斗争的勇气。
更出许世友意料的是，毛泽东亲自到他的窑洞中来登门看望，毛泽东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亲切他说：“世友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够辛苦了！我对你表示敬意！”
毛泽东热情的话语，温暖了许世友的心，一下子解开了他思想上的的疙瘩，几十年后，当毛泽东逝世时他对这件事记忆犹新，他在《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一文中，谈到当年反张国焘路线的情景时说：“开始，我们一些同志，包括我在内，对这场反对对裂主义的斗争，还认识不够。一天上午，毛主席亲自到我住的窑洞中来看我。毛主席微笑着拉着我的手，坐下来同我促膝谈心。他爽朗地告诉我：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当由他自己和党中央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毛主席这几句话，一下子解开了我的思想疙瘩，使我感到非常舒畅，非常温暖。？？我郁结在内心深处的苦闷情绪，给毛主席温暖的活语一扫而空。”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促进红四方面军再次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甘肃会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西路军失败后，他历尽艰辛回到延安时，毛泽东和他进行了亲切温暖的谈话。徐向前回忆说：“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①
对于张国焘，党中央和毛泽东既坚持原则，又给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重要职务。毛泽东多次找他谈话，耐尽地进行教育和挽救，他反复无常，表里不一，一会儿痛器流涕，把自己骂得一钱不值，一会儿全盘翻案，根本不承认自己有错误。毛泽东感叹了：“对这个张国焘，我是软的硬的办法都用了，这个人是软的硬的都不吃，我拿他怎么办好？怎么才能使这块顽石点头呢？”②
张国焘患的是不治之症。这场顽石终于点了下头。1938年4月，他借口祭黄帝陵，逃往西安，武汉，卖身投靠蒋介石，当了国民党特务。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张国焘叛逃时，警卫员不愿意跟他走，因此他连一个警卫员也没有带走。这一点，证明了张国焘非常孤立，也证明了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彭德怀说：“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我向毛主席学到许多东西。当时如不坚持北上抗日政治和军事方针，同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混淆起来，在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领导地位，甚至连发言权也不会有；在草地如不坚持正确路线，采取坚决的人，就不能证明毛主席路线的正确，以后也就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在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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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553—554页。
王行娟：《贺子珍的路》第219页。359——1Rq——
煮分裂红军后，如开除张国煮党籍，也就可能造成党内长期分裂，毛主席坚持了原则（不让总书记）”，又表现了灵活性，避免了长期分裂。经过顽强斗争，最后，张国焘一个人开了小差，团结了四方面军大批干部。既弄清了是非，又团结了同志，这是毛主席从团结愿望出发的一贯方针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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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从井冈山斗争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培养干部。红一方面军长征到陕北后，毛泽东又把培养干部问题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1936年5月毛泽东率东征军回师陕北不久，就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恢复长征前创办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定名为“抗日红军大学”。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指出，应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红军大学学习，并要求各部队党委必须把选送干部入学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选送到学校培养训练。各军团认真贯彻这一指示，只几天时间就把大批干部送进红军大学学习。
1936年6月1日，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在瓦窑堡正式开学。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政委，罗瑞卿任教育长，莫文骅为总支书记。开学典礼在瓦窑堡米粮山上红大校部所在的一座旧庙堂门前的空地上举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亲临参加，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我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为了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需要培训干部，提高干部。因此我们的干部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以便将来出校后，能够独当一面地去工作。”又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①他指出，要办好红大就要有坚定的政治方针，要艰苦奋斗，要学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红大第一期学员共1063人，大多数是经过长征的干部。下设三个科，第一科编一个队，科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学员均为团以上干部，共38人，平均年龄27岁，平均每人有8年战斗经验，有3处伤疤。第二科编两个队，科长周士第，主要训练营、连干部，共225人。第三科编六个队，科长周昆，政委袁国平，训练班排干部和部分老战士，共800人。
红大初创时，在职干部仅14人，学校领导除毛泽东东外，大多由学员兼任。专职教员仅杨兰史、张如心、张秀山等，教员不足，就请兼职教员，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样、徐特立、李维汉、何克全、王智涛、伍修权都来学校兼过课。
当时保安条件非常艰苦，仅有几十户人家300多口人，学员们人人动手清理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