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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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保安条件非常艰苦，仅有几十户人家300多口人，学员们人人动手清理环境，把破石窑，改造成校舍和讲堂，以石壁当黑板，以膝盖当课桌，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毛泽东来讲课了，他诙谐他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一马克思列宁主义。”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甘肃会师后，三个方面军的红军大学也会台　
　　①《彭德怀自述》第219页。　
　　①李志民：《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中共党史资料》（7）第27—28页。　
　　了。11月下旬，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由校政委何畏带领去保安，校参谋长张宗逊带其余部分到木钵，与红一方面军红军大学第一、二科、第三科分别会合。本钵学校随即改为红军大学第二学校，刘伯承任校长兼政委，周昆任副校长，袁国平任副政委，张宗逊任上级干部队队长。11月28日，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的学员也由谭家述带领来到木钵，编入红大第二学校。这样，红大的教学员队伍都空前发展壮大。　
　　红大第一期第一、二科在课程设计上是军事政汉并重，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军事战略等内容。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在红军学校和红军大学讲的，前者是学校的基本政治教材，后者是红大的基本军事教材。其他的课程，哲学、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分别由张闻天、博古、凯丰讲授。　
　　毛泽东在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既不用资产阶级军事战略学的教科书，也不用苏联的军事课本，而是深入到干部和学员中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研究它的规律性，自己编写教材。讲课时，他从一般战争规律讲到革命战争规律，再讲到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深入浅出，生动具体，大家十分爱听，有一次，他在讲课中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问题，当他讲到有的指挥员对情况不动脑分析研究，别人一鼓动，就打莽撞仗，结果好汉吃了眼前亏，仗没打好时，他精辟他说：“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突然，一名学员站起来说：“您讲的是我，今后我一定克服鲁莽家的毛病，要做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毛泽东的话深深地印在学员的头脑里，而“不当鲁莽家，要当勇而明智的英雄”的名言就成了广大红军指挥员的座右铭。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进入了准备全面抗战的新阶段，各方面需要大批干部。红大第一期遂于1936年12月底毕业，除部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才入红大学习的干部转入第二期学习外，其余全部分赴红军部队和全国各地，担负起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政治，推动对日抗战的任务。　
　　1937年1月20日，红大第二期在延安开学，抗日红军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教育长岁瑞卿，政治部主任傅钟（后莫文骅），训练部长刘亚楼，校务部长杨立三。毛泽东兼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下编四个大队，学员前1362个，第一、二、三大队有红军干部753人，其中有部分军师团高级干部；第四大队是各地来的青年学生，共50人；另有一个女生区队，多数也是各地来的青年学生59人。在职干部也由第一期的14人增加至87人。　
　　毛泽东亲自力抗大规定了基本教育方针，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制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为抗大的建设反映出了明确地方向。毛泽东出席了抗大的开学典礼并讲了活，他指出，抗大象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创新社会，去打倒日本侵略者。勉励大家努力改造思想，献身于抗战和创造新社会的伟大事业。毛泽东的讲活，对学员们认真学习，努力改造思想是很大的教育启发。　
　　毛泽东极其重视提高广大学员的马列主义水平。为了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从思想上进一步肃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影响，毛泽东亲自到抗大讲授哲学《辩证唯物论》（后来发表的《实践论》、《矛盾论》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每星期二，四上午讲两次课，每次四小时，下午参加学员讨论。从1937年5月开始，一直讲到“七七事变”发生以后，共讲了三个多月110多小时。他讲课紧密结合实际，使大家人情j”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对革命的危险性。端正了思想路线，大大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初步肃清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影响。　
　　1937年5月，毛泽东相继召开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他在会议的报告中进一步论述了在行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必要性，认为这是革命成败的关健。他还特别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思想统一和严格的纪律。　
　　经过毛泽东的艰苦努力，全国各路红军齐聚陕甘宁，全党、全军的思想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在严重白色恐怖时期被破坏殆尽的各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得以重新恢复，全党上下出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毛泽东成为公认的全军统帅和党的领袖。　

　　
促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全国各路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使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落入了最低谷。如何使中国革命由低潮转入高潮是所有共产党人时刻关注的问题。还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变举起了“北上抗臼”这一最能代表全国人民心声的旗帜。　
　　长征一到陕北，1935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会议正确分析了形势，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会后，毛泽东在12月27日召开的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深刻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和政策。他指出：“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①毛泽东的报告，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瓦窑堡会议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工作的重点，首先是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十七路军）。　
　　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都是地方实力派。在蒋介石命令下，他们都参加了“剿共”战争。但是他们与蒋介石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们都有抗日的要求。党中央和毛泽东分析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情况，决心把争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工作，作为建立抗日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步骤。　
　　1935年9月，张学良指挥“西北剿总”十万之众，向陕甘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当时陕甘仅有徐海东、刘志丹领导的红十五军团，人数只七八千人。然而首战劳山，东北军一一○师大部被歼，师长何立中阵亡，再战榆林桥，东北军一○七师又遭沉重打击，六一九团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张学良认识到，红军是有战斗力的。10月未到12月中旬，张学良去南京开会。行前，他嘱咐部下将领结红军作战要小心谨慎，严令在他开会期间不许有所行动。然而在他开会期间，直罗镇一战，东北军一○九师和一○六师个团被歼师长牛元峰又阵亡。在发动“围剿”的三个月中，东北军三战三败，损失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外师长阵亡，七名团长阵亡或被俘，在东北军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给了张学良及其所部官兵的极大震动，使张学良认识到：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剿共”，不是出路。他开始另找出路。　
　　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做张学良、东北军的工作，是促使张学良从“剿共”转向联共抗日的关键因素。在陕甘三战三捷中，红军俘的东北军官兵有数千人，其中军官有600人，红军对他们生活上给以优待，耐心地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红军把全体东北军被俘军官集中起来，开了一个热烈的宴会，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出席并作了热情亲切的讲话，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严重形势，说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救国主张。这使他们深受教育，非常感动，他们被释放回东北军后，积极宣传红军的主张和政策，使东北军内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情绪更加高涨。　
　　其中，起最大作用的是东北军团长高福源。高福源，曾任张学良的卫队营长，与张学良关系亲密，抗日要求相当强烈。被俘以后，他断定必死无疑，更不信会释放他，但是红军不仅没有杀他，而且对他待之如宾，让他参观红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版第141页。　
　　军的营地和生活，红军领导人彭德怀等亲自找他谈话，使他深受教育。他主动找彭德怀说，张学良、王以哲等都有抗日的要求，东北军将士更是普遍要求打回老家去，关键在张学良。如果张学良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与红军合作的。彭德怀果断他说：“你就回西安去，做这种工作。”随即派骑兵护送高福源到王以哲部防地。　
　　高福源到达洛川，见到了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详细汇报了在红军中的经历和见闻，和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王以哲立即密电张学良：“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司令面陈。”张学良接电后，第二天就亲自驾驶其座机飞到洛川。　
　　张学良正在积极寻找与红军的联系渠道，听了高福源的报告后非常高兴，要高休息一二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双方式商谈一下。　
　　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进入瓦窑堡，向李克农汇报了同张学良见面的经过，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接见了高福源，表扬他的行动。并决定派李克农作为红军正式代表，去与张学良谈判。　
　　为进一步争取东北军，1936年春节前夕，毛泽东指示围困甘泉的红军：主动停止攻击，让开大路，纵敌南归。当时被围困在甘泉的东北军约一个团的兵力，己被围三四个月，缺乏粮食，马匹已杀尽吃光，缺少柴禾，桌椅板凳门窗均已烧光。依靠空运接济，茶水车薪，无济于事。加以外无援兵，红军即使不进攻，这部分东北军也已无法继续维持。红军让路给他们南撤时，在路旁列队唱歌，送饭送水，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等口号，东北军官兵力红军的行动所感动，热泪盈眶他说：再也不来攻打红军了！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徐海东等红军高级将领，发表了《红军为愿意回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抗日反蒋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表示愿与他们首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以周恩来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领导东北军的工作。6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明确规定：“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还与周恩来联名给张学良写信，指出：“先生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蔽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记图之。”①毛泽东还单独给东北军军长于学忠、王以哲等写信，晓以民族大久，建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红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在东北军下层官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36年二三月问，红军代表李克农到洛川会见王以哲，达成了红军与六十六军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通商和交通三个口头协定。随后又与张学良会谈，商定由中共方面再派出全权负责代表，最好能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负责同志中推出一位，与张再作一次商谈。会谈地点定在肤施城（延安），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会谈后，李克农于3月7日离开洛川，前往晋西石楼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会谈情况。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78—79页。　
　　3月16日，李克农赶到山西石楼，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与张学良、王以哲会谈的经过和张学良的要求。党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张学良是有诚意的，即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与李克农一道去延安会晤张学良。4月9日，在延安天主教学周恩来与张学良举行会谈，红军方面还有李克农和刘鼎，东北军方面还有王以哲参加会谈。会谈气氛热情坦率，开诚布公，就许多政治和政策问题进行了探讨。会谈中，张学良认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扭转蒋介石的错误政策，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就，他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反蒋就使得抗日增加困难。我们正愁抗日力量不够，为什么反而把最大的力量抛开呢？他主张现在应该采取种种方法，逼迫着蒋介石走上抗日的道路，周恩来对张学良提出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但因这是个重要方针政策问题，愿把这个意见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后，再作最后决定。张学良非常高兴他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功，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会谈最后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及帮助东北军部队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这次谈判的成功，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具有决定意义，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的发展也是重要的一步。　
　　毛泽东对争取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工作也给予很大关注。杨虎城当时是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领袖，是一个有民族意识的将领，主张抵抗日寇入侵。他与共产党人早有交往，大革命失败后，他保护过共产党人。他与蒋介石有深刻的矛盾，他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排除异己心怀不满，也不赞成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毛泽东对杨虎城的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决定利用蒋、杨矛盾，争取杨虎城联共抗日。　
　　1935年11月，中共北方局联络局负责人南汉震（杨虎城任陕西省主席时他曾任陕西省府秘书长，与杨虎城有深厚友谊），委托杨虎城驻北平的代表申伯纯，到南京去找杨虎城，向他传达中共《八一宣言》精神，建议他与陕北红军沟通关系，订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杨虎城对宣言内容表示同意，要南汉宸提出实行合作的具体办法。南汉宸提出了六条具体意见，供杨虎城考虑。　
　　同月，毛泽东派在陕西省委军委长期负责十长路军地下党工作的汪锋前往西安，代表红军同十七路军谈判，争取他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行前，毛泽东与汪锋进行了多次谈话，询问杨虎城和十七路军情况，汪锋作了详细回答。然后，毛泽东精辟分析了全国政治形势，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交代谈判的具体任务。他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都是地方势力，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