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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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济棠接到朱德信后，于9月27日复电说：为适合环境，应付时局计，先行商定军事，以免延误时机，希派军事负责代表前来会商军事，以利进行，
并盼赐复。
10月初，中央军委即派何长工、潘汉年（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为代表前往谈判。周恩来亲自交代任务和联络密语等事项，叮嘱说：“长工同志，这是中央给你的重任，望你勇敢沉着，见机而作。”军委副总参长叶剑英说：“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益处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
①何长工：《难忘的岁月》第128—13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江西农大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央苏区时期统战政策的一大胜利》。《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期。
①《朱德选集》第18—19页。
也不要紧，关键是沉着灵活。”②
10月5日，朱德亲自写了介绍信，内容是：
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拂为感！专此，顺致戎祺
朱德手启10月5日
10月6日，何长工、潘汉年带着朱德的介绍信，从瑞金出发，赶往粤军独立第一师第二旅旅部驻地——江西寻乌县一个寂静的山村，与粤方代表谈判。粤军派特务连前来迎接，当潘、何到达的交界的药门岭时，该特务连连长严直悄悄地对何长工说：“何先生，我听到了你们的宣传，看到了你们的宣传，是啊，我们与贵军都是炎黄子孙，真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又说：“何司令，不要打了，两家和着算了。我们打败了你们，捞不到什么油水；你们打败了我们，最多也只能到广东吃几根甘蔗。“为了安全和保密起见，粤方准备了两顶四人抬的大轿，抬着潘、何，一路畅通无阻，于傍晚时分到达罗塘镇，被安顿在一个僻静地方一幢两层小楼房的二楼，粤方代表则住在楼下。第二天，在楼上的会议室里开始秘密谈判。谈判进行了三昼夜，成功地达成了五项协议：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因无线电不保密）；3、解除封锁；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
我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谈判期间，何、潘收到了周恩来事先商定的密语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参与谈判的粤军参谋长杨幼敏很敏感，问道：“是否你们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很机智，回答道：“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表示祝贺之意。”何、潘心里明白，红军很快就要开始战略转移了。
谈判结束，何、潘立即回到会昌，周恩来派人来这里等候，并带来了一封信，告拆他们中央机关已从瑞金转移到于都，他在于都等他们。何、潘立即赶往于都，向周恩来汇报谈判经过及达成五项协议的情况。周恩来非常高兴他说：“这次谈判所取得的成果，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这对于我们红军、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起到重大作用。”①
中央红军进行集结准备开始突围时，红军总部根据“互相借道”的协议，通知陈济棠，有部分红军要借道。陈济棠得知这一情况后，即将同红军谈判达成秘密停战协议的内容要点传达到前线部队少将以上军官，要求各部队认真履行协议，让路与红军通过，并严令各部：“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②
这次何长工、潘汉年与陈济棠代表的成功谈判，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巧妙地利用陈、蒋矛盾，举行谈判，建立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一大胜利。这次谈判的成功、停战协议的商定，使中央红军在突围战斗中得以较顺利的突破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
②何长工：《难忘的岁月》第131页。
①何长工《难忘的岁月》。
②黄继祥：《关于中央红军同陈济棠进行军事停战谈判的几个问题》、《历史的丰碑》第191页。
这一胜利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第一道封锁线，曾被吹嘘为“钢铁封锁线”，是由碉堡群筑成。这些碉堡群是一年前蒋介石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时采用“碉堡政策”精心策划构筑的。碉堡大多建于公路两旁、重要路口和山头，堡垒之间可以互相策应。碉堡多以砖石砌成，根据地形分一二三层不等，形状、大小也下一，有排堡、连堡及营堡。平时，敌军扼守在碉堡内，有无数枪眼可向外射击，由于红军的武器装备差，这些碉堡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妨害极大。顺利通过这道封锁线，不仅大大减少了红军的伤亡，更重要的在于这一举动突破了蒋介石一年来对中央红军的包围和封锁，使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得以实施，使红军迈出了夺取长征胜利的第一步。而且，红军主力出故意料地迅速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赢得了主动和时间，使蒋介石无法从容布阵，为后面红军突破第二、三道防线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逆境中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为夺取长征胜利做的第一个重要贡献。
心系党的集体领导
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长征初期陷红军于生死存亡般危险境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左”倾领导者的盲断专权。他们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动不动就用大帽子压人、对不同意见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加上他们把持了中央的领导权，又有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使人下敢怀疑其权威性。这样，党的集体领导被少数人的专断所代替，权力越来越集中，最后集中在“三人团”。
“三人团”，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广昌决战失利之后，大约1934年5月至7月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是党中央当时拥有最高权力的领导核心。在“三人团”中，政治上和干部处理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转移准备和作战计划的实行，在“三人团”中，博古、李德起决定作用。
由于党在领导体制上的问题，正确的意见无法形成党的决议。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指出：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党内军委内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引者注）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地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①中央政治局的领导被严重削弱了，甚至象长征这样大的举动，也未在政治局讨论，②可见“左”倾领导者的集权专制，已经到了何等程度。
毛泽东深知要想使党和红军从濒于灭亡的险境中解脱出来，必须纠正“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指挥。而达到这一目的关键在于用党的集体领导替代“三人团”的集权专断。
长征出发前，“三人团”曾作出过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即政治局委员分散到各军团去。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一决定，提议中央政治局成员不要分散，都随军委纵队行动。①这一提议被接受了。除派出政治局委员陈云、候补委员刘少奇、凯丰（何克全）分别到红五、红三、红八军团担任中央代表外，其他政治局成员均随军委纵队行动。这一提议的被接受并实行，实际揭开了更换“左”倾领导，使党的领导转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序幕。
从1931年4月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起，毛泽东就开始看出“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并逐渐加深对这种错误性质的认识。他从无产阶级的党性和革命大局出发，不争不闹，绝不搞非组织活动。他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在党的会议上坚持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虽然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居于少数的地位，不能参与决策性的大事，但他坚信党内大多数同志会觉悟，会回到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党的立场上来的。而经过第五次反“围剿”整整一年来屡次夫利的残酷现实的切身体会，多数人开始觉悟了，包括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于是，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开始发动了反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及其对中央领导的斗争。
①《遵义会议文献》第41页
②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①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第47页。
如果说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行中的一年里，毛泽东虽然向“左”倾中央进行过激烈的抗争，但他的确是衷心希望中央能接受他的意见，改正错误，从而胜利地打破敌人的“围剿”，使中国革命沿着胜利的航向前进，但那时绝没有撤换中央领导的想法，他只是把对革命前途的优虑深深地埋在心问。可是，当反“围剿”失败、中央根据地沦陷，特别是在不得不踏上长征征途的红军面临着全军覆灭的命运时。他挺身而出了。他开始着手组织发动撤换博古、孪德等“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斗争。因为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前的是一个极其严峻的现实：是胜利还是灭亡！如果继续按照博古、李德的错误意图行动，必然会将中国革命拖向绝境；而只有改换他们的领导，中国革命才有新生的希望，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唯一的抉择就是撤换博古和李德。这是历史的要求，是历史赋予中国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任，也是全党和全军对毛泽东寄予的厚望。
这段历史的经历者之一、现年86岁的老人陆定一，他在自己在封笔之作《陆定一文集·自序》中评价毛泽东和曾经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瞿秋白烈士时这样写道：“毛泽东同志比瞿秋白同志强在什么地方呢？论读书，读马列主义的书，他们都读得很多。论实践，毛泽东同志自始至终在军队里，在苏里，亲身经历胜利与失败，深深了解军情与民情，这是瞿秋白同志不能相比的。”写到这里陆定一深信地引用了《左传》中称赞晋文公的话：“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
毛泽东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他当仁不让，勇敢地站出来，“拉起旗帜干”。毛泽东开始时很谨慎地将他的活动限制在政治局成员内进行。他首先争取的对象是已有所觉悟的“左”倾领导集团的成员王稼祥和张闻天。长征开始，毛泽东因病坐担架，王稼祥因伤坐担架同行。每到宿营地，他又邀张闻天与他和王稼祥住在一起。他们经常在一起交谈，商谈了许多有关党和军队的前途问题。王稼祥1925年投身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卷进了“左”倾教条主义漩混。1930年回国。翌年进入中央苏区，担任过中共苏区中央同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他在工作中有较多接触毛泽东的机会，通过工作实践他逐渐认识了毛泽东，他对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等文件中所阐述的建军思想，对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对毛泽东指挥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取得的伟大胜利，深感敬佩，从而逐渐地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在10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他坚决反对“左”倾领导者排斥毛泽东，剥夺毛泽东对红军领导权的错误决定。毛泽东对他说：“我俩处于少数，服从组织决定吧，革命不分前方后方，我到后方夫了后，军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随时来找我的。”①听了这些活，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崇高革命品质更加敬重。
王稼祥在中央军事会议上很注意倾听毛泽东对于军事问题的科学分析，从而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水平，逐步形成了对“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批判态度。当“左”倾冒险主义者歪曲毛泽东关于游击战运动战的作战原则是“守株待兔”时，王稼祥公开予以驳斥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实击虚，积极创造机会消灭敌人，怎么说是‘守株待兔’呢？”②1934年4月广昌决战之后，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他指责说，“象李德这样指挥红军，哪能不打败仗！当时，张闻天同志在军事上不大在行，稼祥同志专门向他讲解自己的认识，解说广昌战役失败的原因，分析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危害。这样，张闻天同志也开始对错误的军事指挥表示不满了。”③
①朱仲丽《忆稼祥》，《回忆王稼祥》第222页
王稼详对毛泽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他这样描述了这个过程：“1931年初，第二次反‘围剿’之前，我和任弼时同志一起设法进入了中央苏区，在龙冈地区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我们向他报告了四中全会的情形，毛泽东同志亲切地对我们详细地叙述了红军的斗争历史，以及当时所争论的问题，还给我看了许多文件。以后，毛泽东同志常和我谈论一些政治军事问题和路线斗争问题，授予我十分宝贵的见识，给予我政治上很大的启发，这对于我尔后的政治生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关键时刻。我当时感到毛泽东同志有独特之长，他所谈的既简单明了，又那样地有说服力。？？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里，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原则问题上能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这和毛泽东同志对我的教导是分不开的”①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王稼样被敌机炸成重伤，肠子被打穿，耳膜被震破。长征中他因伤坐担架随军行动，与毛泽东同行。他们行军时交谈，到宿营地也交流思想。王稼祥坦率地向毛泽东谈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优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表示很赞赏他的想法，并且结合现实情况，说明自己对党和红军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和主张，阐述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毛泽东深入浅出富于哲理的话语，使王稼详深受启发，他认定毛泽东的主张正确，他从革命的前途着眼，更加坚定了支持毛泽东的决心。毛泽东后来说：“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①
张闻天，又名洛甫，是毛泽东争取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学习，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1930年末回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历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1934年初，又替代毛泽东担任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原是“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之一。但他忠诚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锗误。他对毛泽东的认识同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