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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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在进入中央苏区时，对毛泽东是既无成见也无偏见，既不了解也不重视的，也没有特别仇恨或有意要打击毛泽东的想法。中央让他分管政府工作的时候，他与毛泽东的关系正常，毛泽东写的文章，他都在《斗争》报上予以发表。1934年年初，“左”倾领导者派张闻天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当人民委员会主席，意在排斥、架空毛泽东。尽管张闻天对毛泽东不太了解，但他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与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因工作关系而联系密切起来，增加了对毛泽东的接触和了解。张闻天就职以后，毛泽东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前任主席，与他进行了几次坦诚的长谈，他认真地倾听了毛泽东的谈话，对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主张和做法增加了了解。他对毛泽东是尊重的，召开人民委员会会议时，总要请毛泽东参加和指导。他对毛泽东经常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深为赞佩。有一次，毛泽东助民劳动，帮助农民挖茅坑，张闻天看到后深为感动，说：“人家主席还挖茅坑，真是没有一点架子啊！”
②王首道：《一位严肃的革命者的光辉形象》、《回忆王稼祥》第16页。
③吴黎平：《王稼祥同志的一生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回忆王稼祥》第29页。
①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7日。
①《遵义会议文献》第62页。
②《遵义会议文献》第80页。
1934年9月毛泽东在于都患恶性疟疾，张闻天获悉后，立即要傅连瞳去于都治病，使毛泽东的病得到及时治疗井很快治愈。这时，张闻天与毛泽东已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在实际工作中，张闻大的意见与毛泽东的主张逐渐接近。
对于福建事变的态度是一个例子。福建事变发生后，博古他们不愿在军事上与十九路军相配合；毛泽东主张配合，提出一个既可粉碎第五次“围剿”又可援助十九路军的正确建议；张闻天也主张军事上与十九路军积极配合，反对博古他们把红军主力西调赣江方向活动的计划和行动，这与毛泽东的主张比较一致，而与博古产生了分歧。
在对广昌战役的看法上，张闻天与博古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在军委一次会议上讨论广昌战役时，张闻天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不应该同敌人死拼。博古大为恼怒，批评这是普列哈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张闻天立即批驳博古的这种污蔑，坚持自己的批评意见。这次冲突，加深了他和博古的矛盾。李德也是很关心中共中央的领导的，他对这次冲突很“关切”，他要博古向张闻天转达他的“劝告”：“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是从莫斯科学习回来的同志不要闹磨擦，这是为了维护教条宗派的团结，也是为了防止张闻天与毛泽东的接近。
张闻天没有重视这句话，没有理会这个“劝告”，继续与毛泽东接近。博古与洛甫的矛盾继续发展。博古开始排挤“张闻天。张闻天的权力逐步削弱。长征准备阶段，项英刚从闽赣巡视回来，又把张闻天派到闽赣去巡视工作，企图把他排挤出中央政府。在他外出巡视期间，博古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张闻天，使他深感不快，长征即将出发时。张闻天才从闽赣回来。长征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三人团”决定，张闻天只是按“三人团”的通知办事。“三人团”通知他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他就提出名单交“三人团”决定，张闻天只是按“三人团。”的通知行事。“三人团”通知他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极干部数目字，他就提出名单交“三人团”批准。中央政府可随军行动的高级干部，一律由“三人团”决定。并不征求他的意见，他即使提出了意见，出不受尊重。瞿秋白向张闻天提出要求同走，张闻天表示同情，并向博古提出，但博古表示反对，瞿秋白也就未能参加长征。长征出发之前，“三人团”要把包括张闻天在内的中央领导人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虽因毛泽东的提议未分散，但张闻天当时感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
长征出发前夕，毛泽东在张闻天的眼中已是可以信赖的卓越领导人，他开始同毛泽东倾吐心里话，表露对博古的不满。长征开始以后，他又与毛泽东进一步交谈，互相接近，互相合作。张闻天后来谈到长征情况时说：“记得在长征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①
长征开始以后，张闻天经常与毛泽东、王稼祥一起行军，一起宿营，交谈党和军队的一些重大问题，研究如何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指导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由于历时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这是当时每个党的高级干部都在思索的重大问题，因而他们也很自然把这个问题作为交谈的中心内容，这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主要原因是什么？战略战术、军事指挥上有什么经验教训？王家样有时非常气愤地批评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张闻天多次谈论他与博古之间的争论，毛泽东则娴熟地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地分析“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危害，说明马列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理，阐述自己的主张，毛泽东富有说服力的分析，使张闻天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深为折服。张闻天后来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①
毛泽东在主动接近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同时，还经常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虽然是“三人团”成员之一，但他与博古、李德不同。他与毛泽东有过真诚的友谊和合作。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争取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长征路上毛泽东关于军事行动的许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的。在不断接触中，周恩来进一步增加了对毛泽东的了解，更加认识到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逐渐地，他出现了一个转变：从执行博古、李德的指示到转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这是长征中出现的一个重要转机。
毛泽东也找政治局和军委其他同志谈，如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他们原来对毛泽东比较了解，有较长时间合作共事的历史，对毛泽东深为敬佩，本来就支持他的观点和主张。通过交谈，他们对毛泽东有了更多的了解。此外，毛泽东还深入部队，调查部队的思想情绪和想法，与中级军政干部谈话，同普通战士谈心，做思想工作。对于这一点，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李德非常反感。后来，他在《中国纪事》中写道：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他用这种办法，把不稳定的因素带进了领导之中，使它逐渐分裂。”①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对干部战士进行思想工作，这是他应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是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优良作风。李德对毛泽东的攻击是错误的，但他这一段话，恰恰是毛泽东在长征中深入群众，积极开展思想工作的一个证明。
①《遵义会议文献》第78页。
①《遵义会议文献》第79页。
①《中国纪事》第119页。
正是在战争实践教育下，在毛泽东的启发说服下，党和红军高级干部首先觉醒，提高了理论结合实际运用马列主义的能力，提高了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这就为长征中实现战略转变打下了基础。
湘南争论
中央红军突破第一、二道封锁线后，进入了湘南。这时蒋介石判断红军必定沿五岭山脉，从桂北兴安、全州间西进，“不致北犯”。11月6日、13日他连续下令在湘水、潇水以东聚歼红军，12日又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井调集中央军薛岳、周浑元部、湘军、桂军共20多个师，部分粤军以及一些民团，①组织第三、四道封锁线，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敌情，应该选择什么战略方向，中共中央领导人发生了一场争论。11月6日，在广东仁化的城口，毛泽东提议：“红军不要向文明旋前进，不要在坪石过粤铁路，不要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②这样，出敌不意，打破第五次“围剿”仍有可能。然而，博古、李德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命令红军仍沿湘粤边界的崇山峻岭，向蒋介石预设的封锁线前进。
红军继续西进，到达韶关北面的乐昌地区时，部队进入了山区小道，拥挤窄不堪，湘、粤敌军从北南两侧压迫、中央军尾追而来，情况紧急。这时，红一军团首长命令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带一个团在前头开路，俺护全军通过粤汉路。李聚奎即命令一、二团在粤汉路以东继续抗击粤敌的进攻，他亲自带红三团撤出阵地，急行军来到了全军的前面。当李聚奎率红三团到达乐昌地区时，看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正在路旁交谈。周恩来见李聚奎到来，说：“你们来得好快呀！”接着他详细交代任务和具体方法，并摊开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指着地图上画好的箭头，告诉李聚奎应从哪里前进，在前进中哪里要放一个排，哪里要放一个连，以担负两侧的警戒，他郑重嘱咐说：“一定要保证全军安全通过！”
李聚奎认真倾听周恩来的指示，并计算路上需要撒下多少部队，琢磨最后如何收拢这些部队，他担心沿途撒下部队太多，战线太长，收拢困难。
毛泽东就对李聚奎说：“你们在前面开路，任务艰巨，动作要迅速，不然后面的队伍就会堵塞住了。大方向就是向嘉禾、蓝天前进。你们在前进过程中能相机占领这两个县城或一个也好。具体道路由你们在前头决定。我们就跟着你们来。”又说：“大路能走就走大路，不能走就走小路，如果小路也不能走就爬山。总之，你们在前面开路，由你们决定，不要等着指示，以免耽误时间。”①
这是李聚奎在长征中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也是从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后第一次见到他。李聚奎这次又听到毛泽东过去在交代战斗任务时常说的大方向是什么，具体的由你们自己决定这一类以往很熟悉的指示，“心里顿时就充满了胜利的希望和信心”。
周恩来和朱德紧接着说：“对！对！照毛主席说的办！”
中央红军突破敌人设在宜章甫北的第三道封锁线，越过粤汉路后，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已经“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他调集重兵，在桂北湘江边构筑了一道最严密的封锁线，即第四道封锁线，敌情非常严重。
①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11页。
②将天健《通道转兵前红军作的方向选择上的斗争》。
当红军在郴州、宜章问时，彭德怀向中革军委提出了一个积极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将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淑浦、辰溪、沉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①博古、李德对这个建议置若罔闻。
红军到达宁远地区后，毛泽东再次就进军方向提出建议：“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改道（州）、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①这项建议又被束之高阁。
毛泽东有着不达目的决不休止的钢铁意志，百折不挠的坚强性格。他不顾自己的建议多次被拒绝，仍以红军前途为重，不断提出建议。中央红军占领道县后，他又向中央提出：“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②这次建议的命运与以前的没有两样。
红军只好继续按蒋介石预料的路线前进。11月下旬，红军越过都庞岭进入广西边境时，严重的敌情就在面前。这时毛泽东坚决反对“左”倾领导者在全州南面强渡湘江的错误主张，又一次提出改变进军方针建议，郑重提出：“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渡灌水，也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市（今东安），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醮溪（今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去。”①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也讲了这场争论：“我建议，从南面绕过全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立即向湘桂黔三角地带前进，？？毛泽东粗暴地反对这个建议。”李德的话从反面映证了毛泽东当年据理力争时之急切和坚决。
无论毛泽东等怎样坚持提出正确的建议，红军还是被博古、李德等引入到敌人四十万重兵的包围圈。
蒋介石在红军突破其第一、二、三道防线的过程中，调集粤湘桂三省及其嫡系部队共10个军、40万兵力，以二十八军刘建绪率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中四个师，立即赶赴广西泉州依湘江东岸布防，与南面的灌阳夏威所率的十五军密切联系，进行堵截；以吴奇伟第四、五两军主力和薛岳直辖的韩汉莫、欧震、梁华盛、唐云山、郭思演五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红军北上与贺龙和萧克的二、六军团会合；以三十六军周浑元率领所辖三个师围追红军，取道宁远进占道县，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以二十七军李云杰率王东原师及其所兼的二十三师，取道桂阳、嘉禾、宁远，沿红军右翼突围道路尾追；以十六军李温珩率领所兼的五十三师，取道临武、
①《彭德怀自述》第1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