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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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没有私有财产。人们根据职务的高低及其重要程度分得房子。职务较低的人只能分
到像棚屋一样的房子住。这些房子看上去就像是军营。”
“那时，我正在招募人才——那时候招募的通常是男人——但很不容易招募到。让
他们住在棚屋里，马上就会导致他们夫妻分离。所以我们极力说服在罗沙拉莫斯开发房
地产。但银行不肯贷款给政府。所以我们对自己说，‘好吧，那我们就自己储蓄资金，
寻找贷款。’我记得我跟我妻子说，也许我们的投资会血本无归。她说：‘没关系。’
但我们并没有血本无归。我们的储蓄和贷款最终收获颇丰。所以我们决定开办一个银行，
罗沙拉莫斯国家银行。结果又是开张大吉。”
“办这种事只需要一个称职的律师和几个友好的议员的帮助。”他说。
早在1983年夏天，考温就预见到创建这个研究所需要种子基金。所以他就去求助于
他的一个老朋友：斯比哥尔·卡他劳戈财团的斯比哥尔（Arther Spiegel）。他和斯比
哥尔曾经在一起为桑塔费歌剧院募过资，他还知道斯比哥尔和他的妻子还是新墨西哥交
响乐团的主要募资人。对斯比哥尔来说，虽然他不会很明白考温所谈的创办研究所究竟
是怎么一回事，但考温的想法对他来说很宏伟，因为美国急需对日本在世界上的高科技
的领先地位做出反应。所以他开始帮助考温游说桑塔费市里的各种各样的有钱人出来投
资。桑塔费有许多富人。
到1984年春，斯比哥尔已经从贝尔山（Mountain Bell）和生意最好的银行之一
（这个银行自此就倒闭了）筹到了一点儿现款。钱不算多，但那时考温也并不把募集资
金当作他最重要的工作。他觉得更重要的事是要打下一个基础。比如，1984年复活节前
后，考温从自己腰包掏出三百美元请桑塔费的首脑人物共进午餐。“我们觉得从政治上
我们需要他们知道我们在想些什么，需要吸引他们的兴趣，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我们并
没有大肆渲染。我们不想让人们从报纸上读到桑塔费突然来了一伙罗沙拉莫斯的知识分
子，正在于桑塔费的人并不了解的事。”
这个午餐并没有带来任何资金。但这是一次很好的演练机会。盖尔曼出席了这个午
餐，并做了讲演，很受听众欢迎。这是个诺贝尔奖得主的讲演！
与此同时，还有如何结成实体的问题要解决。如果你要开始向别人要钱，你就不能
仅有私人帐号，必须还有其他帐号可以接收捐款入帐。所以考温和麦特罗博利斯就去找
了老朋友杰克·康贝尔（Jack pbell）。康贝尔曾经是这个州的州长，现在是桑塔
费的一个生意兴隆的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康贝尔对这件事非常热情。他说，他担任州
长一职时就一直想做这样的事。新墨西哥州的大学大孤立于现实世界之外了。康贝尔同
意由他的律师事务所来为这个研究所做法律咨询，起草组成实体的各种法律文件。他还
指点考温如何向美国国税局（IRS）说明这个新成立的研究所确实是个非盈利性机构。
（美国国税局以对这种事抱怀疑态度而著称。考温不得不飞往达拉斯亲自做出陈述。）
1984年5月，桑塔费研究所成立了。没有地点，没有教职员，也没有一分钱。事实
上，它只不过是个邮政信箱和斯比哥尔办公室的一个电话号码。它甚至没有一个恰当的
名字：“桑塔费研究所”这个名称已经被一家治疗中心注册使用了。所以考温和他的同
事们只得将研究所取名为“里奥格兰德研究所”（The Rio Grande Institute。里奥格
兰德河流经桑塔费城西几英里处）。但不管怎么样，研究所已经存在了。
然而研究所究竟致力于什么样问题的研究这个使人烦恼的问题依然存在。盖尔曼精
彩描绘的远景当然很好。盖尔曼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但没人会在清楚地了解这个研究所
究竟要从事什么研究之前轻易往里面猛然投注几百万美元。他们在没有看到这个研究所
正在投入研究工作之前是不会投资的。“赫伯，我们该如何着手干这件事？”那年春天
考温问罗沙拉莫斯的资深研究员赫伯·安德森（HerbAnderson）。安德森说，他最得心
应手的方法是把一批非常杰出的人聚集在一起，组成一个研究小组，每个人都畅谈自己
最深入其中、最感兴趣的话题。他说，你可以从你所邀请来的人的发言中找出涵盖这些
不同学科领域的内容。如果这当中真有囊括各个学科的交汇点，你总会看到它从讨论中
浮现出来。
“于是我就说，‘好吧，你就来开这个头吧。’所以他就照这样去做了。”考温说。
在这之后不久，潘恩斯主动提出来将这些研究小组合并在一起——他大致上也是这么想
的——安德森很愉快地加入了他的计划。
菲尔
1984年6月29日，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接到潘恩斯的一个条子，问
他是否愿意于今年秋季参加一个“正在形成的科学大整合”讨论会。
嗯，也许吧。安德森对此持有一些怀疑。他已经听到过关于研究所的传言了。盖尔
曼走到哪儿都谈这个研究所。据安德森所知，这个研究所是由加州理工学院的几个上了
年纪的诺贝尔桂冠得主组成的一个轻松的退休养老院，有百万美元的捐资，云集了科学
界的巨擘。
值得庆幸的是，安德森的声望不在马瑞·盖尔曼之下。他于1977年因凝聚态物理学
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三十年来，他在自己这个领域所享有的中心地位，
就像盖尔曼在他的领域所享有的中心地位一样。但私下里，安德森却蔑视权威和荣誉。
他甚至不喜欢从事时髦问题的研究。每当他感到其他理论物理学家都涌向他正在研究的
一个课题时，他就会本能地转向别的领域。
他尤其无法忍受那些物理学界新星到处炫耀自己的专业的做法，他们就好像佩戴着
学术衔位的徽章似的，不管自己是否取得了学术成就都要大声嚷嚷：“看看我吧，我是
粒子物理学家呢！”、“看看我吧，我是个宇宙学家呢！”对国会把资金挥霍在制造浮
华的新型望远镜和耗资巨大的新型加速器上，而让一些小规模的，在安德森看来更有科
学价值的研究项目无钱进行的做法，安德森感到非常愤怒。他已经花了大量时间在国会
委员会面前谴责粒子物理学家们最近宣称的、将耗资几十亿美元的超导超级对撞机
（Super－conducting Superconllider）计划。
另外，他觉得桑塔费这伙人像是一批业余爱好者。马瑞·盖尔曼怎么会知道如何组
织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所？他这一生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跨学科项目的研究。潘恩斯起码还
和天文学家一起做过一些将固体物理应用于中子星结构的研究。他和安德森确实也正在
一起做这个小问题的研究。但其他人呢？安德森的学术生涯大部分是在贝尔实验室
（Bell Labs）度过的。如果真有一个跨学科环境的话，贝尔实验室就是这样一个环境。
安德森知道进行这样跨学科的研究有多么棘手。在学术领域，遭受惨败的各类新奇研究
所已是尸横遍野。这些新奇的研究所最终不是成了狂人的占领区，就是陷入让高智商窒
息的境地。事实上，在普林斯顿，安德森身边就有一个悲惨的例子：这就是庄严的普林
斯顿高级研究所，奥本海默、爱因斯坦和冯·诺意曼的家。这个研究所确实在某些方面
成就斐然，比如在数学方面。但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所，安德森认为它是一个悲惨的
失败。在这里，无非是有一群绝顶聪明的科学家在各自忙着自己的事，很少相互探讨问
题，安德森已经看到许多杰出的科学家进去后从未兑现自己的诺言。
但尽管如此，安德森仍然觉得这个桑塔费研究所对他有很大的诱惑力。特别在扭转
还原论的潮流上。这是他的语言，他已经和还原论打了几十年的游击战了。
他回忆说，激起他采取行动的第一件事，是1965年他读到粒子物理学家维克多·韦
斯考普夫（Victor Weisskopf）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演讲中，韦斯考普夫似乎在暗示，
“基础”科学——即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的一部分——不同于、也优于诸如凝聚态物理学
这样的应用性学科。作为一个凝聚态物理学家，安德森感到受了侮辱，非常恼怒。他立
即写了一篇反对这个观点的文章，于1972年发表在《科学杂志》（Science Magazine）
上。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更多就不同》（More Is Different）。自此以后，只要一有
机会安德森就宣传他的观点。
他说，他首先得承认，还原论的形式有其“哲学的正确性”。也就是：相信宇宙是
受自然法则支配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全心全意地认同这个论断。确实，如果科学家不接
受这个观点的话，很难想象还会有科学的存在。相信自然法则就是相信宇宙最终可以被
完全理解。能够决定银河命运的力量也就是能够决定地球上从树上落到地上的那只苹果
的力量；能够透过钻石折射光线的原子也就是能够形成一个活细胞的原子；由大爆炸形
成的电子、中子和质子也可以形成人脑、心智和灵魂。相信自然法则，就是从最深层次
相信自然的统一性。
但是，相信自然法则并不意味着基本法则和基本粒子是唯一值得研究的对象。即，
只要有一个足够巨大的计算机，其它一切事情都是可以预料的这一观点。他说，很多科
学家确实是这么认为的。1932年，发现了正电子（电子的反物质的表述）的物理学家就
宣称，“其余的一切都是化学”。最近，马瑞·盖尔曼自己也把凝聚态物理学理论弃之
为“脏态物理学”。正是他的这种傲慢让安德森感到无法忍受。正如他在1972年的文章
中所写的：“具有将所有东西都还原到最简单的基本规律的能力，并不意味具有能从这
些最简单的基本规律着手，重构宇宙的能力。事实上，基本粒子物理学家越多地告诉我
们基本法则的实质，这些法则对于其他科学的真正问题就越不相干，离社会现实就更为
遥远。”
这个“其余一切都是化学”的胡说八道一碰到大量尺度与复杂的双重问题时就不击
自溃了。举水为例，组成水的分子一点儿都不复杂，只是一个大的氧原子和两个小的氢
原子粘在一起，就像米老鼠和它的两只耳朵一样。水分子的行为受众所周知的原子物理
方程式的支配。但当你把大量的水分子放在一个热锅里，水就会突然沸腾起来，水分子
会上下翻滚、溅泼，大量的水分子会形成一个集体的特征，液态。而每一个单个的水分
子却不具有这样的特征。事实上，除非是你能准确地知道从何处入手、又如何研究这些
特征，否则，在那些众所周知的原子物理方程式里是找不到答案的。这些方程式甚至不
存在对这样的集体特征的暗示。水的液态是“涌现”（emergence）的。
安德森说，同样，涌现的特征经常会导致突现的表现形式。比如说，将这些液态水
稍加冷却，冷却到华氏32度，突然水就不再随机地滚做一团了。相反，水分子会进入
“相变”（phase transition），将自己凝固成我们所说的冰的晶体排列状。或者你也
可以反过来做这个实验。把水不断加热，正在沸腾的水分子会突然蒸发，进入相变，变
成水蒸气。这两种相变对单个水分子来说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天气就是一个涌现的特征：把水蒸气带到墨西哥湾上空，让
它与阳光和风相互发生作用，它就可以自组织成叫作雷暴雨这样的一种突然出现的结构。
生命也是一个涌现的特征，是DNA分子、蛋白分子和无数其它的分子都遵循化学法则而
产生的结果。心智又是一个涌现的特征，是几十亿神经元遵循活细胞的生物法则产生的
结果。事实上，正如安德森在他1972年发表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你可以把宇宙想象
成是由不同的阶层组成的：“在每个复杂的层面都会出现全新的特征。每个阶段都需要
全新的法则、概念和普遍化，需要与上一阶段同样多的灵感和创造性。心理学并不是应
用生物学，生物学也并不是应用化学。”
任何读过他1972年发表的文章或和文章的作者交谈过的人都不会怀疑作者的情感指
向。对安德森来说，无穷变化中的突发现象正是科学最诱人之所在。较之而言，夸克就
显得非常乏味。这就是他之所以深入凝聚态物理学的最重要的理由：这是一个突发现象
的神境。（1977年授予他诺贝尔奖就是褒彰他对某种金属从电导体转变成绝缘体的微妙
过程做了理论上的解释。）这也是为什么凝聚态物理学始终不能完全满足他的原因。
1984年6月，当安德森收到潘恩斯的邀请时，他正忙着将他在物理学中发展的技术应用
于理解蛋白质分子的三维结构，同时分析神经系统的行为表现：一列列简单的处理器如
何像大脑中的神经元网络一样进行计算。他甚至还深入到最终的奥秘：他提出了一种模
式来解释地球上的第一个生命是如何通过简单化学混合物的集体自组而形成的。
所以，安德森想，如果这个桑塔费研究所是认真的话，他很愿意去听听。当然，如
果它是认真的话。
几个星期以后，他接到了潘恩斯的邀请，有机会自己去见识一番了。事情的结果是，
那年夏天，他担任了阿斯本物理中心（Aspen Center for Physics）主席。这个物理中
心隔着一个草坪与阿斯本研究所相望，是理论物理学家的避暑地。安德森本来计划到那
儿去见潘恩斯，讨论一些关于中子星内部结构的计算问题。所以当他到潘恩斯的办公室
见他第一面时，他就直奔主题地问：“好吧，你们这个研究所到底是玩花活呢，还是认
真的？”他知道潘恩斯一准会说：“当然是认真的。”但他想听听到底是怎么个认真法。
潘恩斯尽力让自己的回答具有说服力。他非常需要把安德森拉进来。尽管安德森持
有种种怀疑，但就他广泛的兴趣和深刻的洞察力而言，他至少也与盖尔曼处于同等的量
级。他会成为研究所非常需要的对盖尔曼的制衡力量。而且，他作为诺贝尔奖得主加盟，
也会大大提高研究所的信誉。
所以，潘恩斯向安德森保证说，这个研究所真的是想致力于跨学科的研究，而不仅
仅只是关注几个时髦的研究课题。不，研究所不会是马瑞·盖尔曼个人的前沿阵地，也
不会成为罗沙拉莫斯的附属品。潘恩斯知道，安德森不想与罗沙拉莫斯发生任何关系。
潘恩斯告诉安德森，考温在起主要作用，潘恩斯也在起主要作用。如果安德森能够加入
进来的话，他潘恩斯也会让他起到主要作用。安德森有否发言人可以向讨论会推荐吗？
潘恩斯成功了。当安德森发现自己报出一些名字和讨论题目时，他知道他已经上钩
了。这个能使自己的思想产生影响的机会对他太具诱惑力了。“我能够在这个研究所产
生一些影响这个念头使我接受了潘恩斯的邀请。如果这个研究所真能付诸实现，我非常
渴望对它的发展尽我的一份力量，希望它能够避免我们以往的错误，能够尽可能顺利地
发展。”
由于盖尔曼和卡罗瑟斯正好也在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