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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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会。但谁又干过这事呢？好吧，很显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找一个能挑头为研讨会邀
请另一半经济学家的人。他起码还认识一个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的詹姆士·托宾
（James Tobin），他曾和他上同一个高中，比他高几届，正巧也是诺贝尔经济奖得主。
吉米，他在电话上说，你对这样的事感兴趣吗？
不，我不感兴趣。托宾在听安德森解释完他想让他干的事之后说。他不是一个合适
的人选。但斯坦福的肯·阿罗也许会感兴趣。事实上，如果安德森愿意的话，他很乐意
给阿罗打个电话。
托宾肯定在电话上有一番精彩的描述。当安德森给阿罗打电话时，阿罗确实表现得
兴趣十足。“我和肯在电话上聊了挺长时间。”安德森说。“结果我们发现我们俩的观
点非常接近。”虽然阿罗是当今主流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但他也像安德森一样，对传
统理论持有一些反叛的态度。他太清楚常规经济学理论的弱点之所在了。其实他比任何
批评家都能更明确地阐述其弊端。他偶尔也发表被他称之为“持不同意见”的论文，呼
吁新的思想方法。他鼓动经济学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人类心理学上来。比如，他最近
对把非线性数学和混沌理论应用于经济学十分感兴趣。所以，如果安德森和桑塔费研究
所的人认为能够探得新的方向——“嗯，这听上去没法不是一件有趣的事。”他说。
所以安德森和阿罗就着手开列名单，用与邀请创建期研讨会成员的同样标准为这次
研讨会选择人选。他们需要那些有杰出学科背景，但又思想开放的人参加这个研讨会。
在阿罗这方，他认为他需要一些对正统经济学了如指掌的人。他不介意别人批判常
规经济学，但他们最好要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批判些什么。他考虑了一会儿，写下了
几个名字。
然后，他需要有一个偏重经验的人掺和进来。他想，只有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有坚
实知识的人参加这个研讨会是不利的。你需要有人提醒你注意那些常规经济学对现实的
不能解释之处。让我想想。也许那个去年他听到过他演讲的人会是个合适的人选，就是
那个一直在从事人口统计学方面的研究，一直在谈论报酬递增率的人。他的研究不错。
阿瑟·布赖恩。他在名单上写下这个名字。
第三章 造物主的秘密
1986年秋天，当菲尔·安德森和肯·阿罗正在为经济学研讨会开列参加者名单时，
乔治·考温正在和桑塔费教区的克里斯特雷修道院商谈三年租赁期的交易。这个砖砌平
房结构的建筑物坐落在被称之为坎杨路的一条蜿蜒弯曲的小路上，正好紧挨着画廊林立
的昂贵地段。
该是研究所正式运作的时间了。迄今为止，麦克阿瑟基金会这类的基金组织已经开
始逐笔拨给研究所运作基金，考温和他的同事们已经为研究所招聘了一些职员。这些职
员急需自己的办公空间。而且，随着经济研讨会和其它研讨会的安排，研究所也迫切需
要有办公空间来置放办公桌和电话，让来访的学者有地方工作。考温觉得这个修道院虽
小，但足够开展工作，尤其是在价格上便宜得让人没法放手。所以到了1987年2月，研
究所的职员就搬进修道院来办公了。几天之内，这个狭小的空间就塞满了东西。
一片混乱
拥挤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缓解。1987年8月24日，当布赖恩·阿瑟第一次踏入前门时，
差点儿就摔倒在前台接待员的桌子上。这张接待桌挤在大门后一个狭小的凹处，只留下
一英寸左右的空地容门打开，走廊上排满了满箱满箱的书籍和论文，复印机被塞在一个
柜子里，一个职员的“办公室”就在楼道里，整座房子一片混乱。然而阿瑟却对这个地
方一见钟情。
“我不可能想象出一个比这儿更适合我的兴趣和性情的地方了。”他说。这个混乱
不堪的修道院在和平、隐蔽和安宁之中不知怎地却透出追求知识的活力。研究所的项目
主任金戈·里查德森（Ginger Richardson）出来迎接他，带他四处参观。她带着阿瑟
踩着铺着皱皱巴巴的亚麻地毯的地板观看门上那些可爱的手工艺装饰、擦得锃亮的灯罩
和装潢精制复杂的天花板。她告诉他怎样穿过从前修道院院长的办公室，现在是考温的
所长办公室的地方，到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厨房去用咖啡，领着他参观由以前的小教堂改
装的大会议室。会议室的另一端墙原来是个祭坛，现在挂着涂满了方程式和图示的黑板。
光线透过彩色玻璃射进来，摇曳不定地投洒在黑板上。她还带他参观一排拥挤狭小的办
公室，那曾经是修女们的寝室，现在这里挤塞着廉价的金属办公桌和供打字员使用的椅
子。从办公室的窗子望出去，是一个洒满阳光的院子，可以透过窗户眺望到远处的桑格
里德克里斯托山脉。
阿瑟是第一次来新墨西哥，早就沉浸在兴奋迷离的情绪中了。桑格里德克里斯托山
脉、明媚的沙漠阳光和晶莹剔透的沙漠景观对他的感染和震撼，不亚于对几代画家和摄
影家的感染和震撼。但他立刻感觉到这个修道院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整个气氛让我无
法置信。”阿瑟说。“当我随意翻阅那些陈列的书籍和置放在四周的论文，我感到一种
自由自在和无拘无束的气氛。我真不敢相信还有这样的地方存在。”他开始预感到这个
经济研讨会也许真的会非常令人激动。
在这种办公条件下，前来访问的学者们常常是三两个人挤用一间办公室，他们把自
己的名字写在纸上，贴到自己的办公室门上。有一次阿瑟发现了一个他十分想见的人的
名字：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Kauffman）。两年前，在布鲁塞尔
的一个学术会议上，阿瑟短暂地见过一次考夫曼。当时考夫曼关于发育中的胚胎细胞的
演讲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考夫曼的观点是，细胞传送化学信息，导致胚胎中其
他细胞的发育，形成一个自我连续的网络，这样就产生出一个相互关联的生物体，而不
仅仅是一团原生质。这个概念呼应了阿瑟关于人类社会是个自我连续、相互支持、相互
作用的网络的想法。他记得他从那个学术会议回来后对他的妻子苏珊说：“我刚听了生
平最精彩的一场学术报告。”
所以，他刚把自己的办公室安顿停当，就转悠到考夫曼的办公室。你好，他说，你
还记得我们两年前见过面吗？
嗯，不怎么记得了。考夫曼忘了这回事。但请进来吧。四十八岁的考夫曼皮肤晒得
黝黑，有一头卷曲的头发，穿着加利福尼亚休闲装，态度非常和蔼亲切。阿瑟的态度也
同样和蔼亲切，那天早上他处于一种想爱一切人的情绪中。两人的交谈很快就变得热烈
了起来。“斯图是个非常热情的人。”阿瑟说。“他是一个你觉得愿意去拥抱的人。我
并不是个喜欢到处去拥抱别人的人。但他就是这么个性格可爱的人。”当然，他们很快
就开始探讨起了经济学。起初，他们有满脑子的话题，却不知对方想听些什么。阿瑟开
始告诉考夫曼关于他在报酬递增率方面的研究。“这是个很好的开始，斯图尔特从这儿
介入话题，向我谈及他最近的一些想法。”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阿瑟很快就得知，考夫曼是一个有非凡的创造性的人，他就
像一个作曲家，头脑里总是无止无休地跳跃出美妙的音符。他没完没了地发表自己的看
法，对人谈起话来速度飞快。确实，这好像是他思考问题的一种方式：用大声把自己的
想法说出来的方式来进行思考。他不断地谈论、不断地谈论。
他的这一特点已经在桑塔费研究所众所周知了。在前一年的相处中，考夫曼就已经
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人。他是一个罗马尼亚后裔，继承了一小笔房产和保险业，所以
成为能够在桑塔费买第二所住处，可以在这儿一住就是半年的少数几个科学家之一。在
每一次研究所召开的研讨会期间，都可以听到考夫曼用他优美而自信的男中音不断地提
出各种建议。在每个学术讨论会的问答时间里，都可以听到他大声思考关于如何将所谈
内容形成概念的问题。“让我们想象有一组灯泡被随机地连接在一起，好吧，然后……”
在会议期间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听到他对任何愿意听他说话的人大谈他最近的一些想法。
有传闻说，曾经有人听到他对一个复印机修理工解释他在理论生物学上的一些观点。如
果他身边没有别的访客，他很快就会对离他最近的同事不断解释他已经重复过一百遍的
东西。没完没了，不厌其烦。
这已经足以使他最好的朋友都大喊着受不了，落荒而逃了。但更糟糕的是，这使考
夫曼因过于自我中心、唠唠叨叨和缺乏安全感而著称，尽管有些同事回过头来会说，他
们还是非常关心考夫曼的。他们会非常愿意告诉他：“确实，斯图尔特，这个想法大妙
了。你真是非常聪明。”但不管大家对考夫曼的真实感受如何，考夫曼都无法自控。这
二十五年来，他一直被一种景象所控制——这个景象如此强有力、如此不可抗拒、具有
如此震慑人心的美，他根本就无法不被它所紧紧吸引。
最接近对这个景象解释的英文词是“秩序”。但就是这个词也无法抓住考夫曼所说
的意思。听考夫曼谈论秩序就像听用数学、逻辑和科学语言谈论某种原始的玄学。对考
夫曼来说，秩序就是对人类存在的奥秘的回答，它解释了在这个似乎是被偶然因素、混
乱和盲目的自然法则所支配的宇宙里，我们怎么会作为有生命的、会思考的生物出现并
存在的。对考夫曼来说，秩序告诉我们，人类确实是大自然的偶然产物，但又不仅仅只
是偶然的产物。
确实，考夫曼总是急忙补充说，达尔文完全正确：人类和所有其他生命体无疑都是
四十亿年随机变化、随机灾难和随机生存竞争的产物。我们人类并不是上帝的发明，或
太空外来人。但他会同时强调说，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法也并不是人类存在的故事的全部。
达尔文并不知道事物存在自组织的力量，即：将自己组织成日益复杂的系统的持续力量，
尽管事物也像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描述的那样，同时也存在永远趋于解体的持续力量。达
尔文也并不知道，秩序和自组的力量创造了有生命的系统，就像创造了雪花这种形式，
或一锅沸腾的汤的热汤分子对流的现象。所以考夫曼宣称，生命的故事确实是一个偶然
现象和偶然事件编织而成的故事，但这也是一个关于秩序的故事：它表现了一种融于大
自然的经纬之中的深刻的、内在的创造力。
“我喜欢这个故事。真是很喜欢这个故事。我的整个生命就是这个故事的一幕幕的
呈现。”
秩序
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科学研究所的走廊上，你会很容易就透过一个办公室敞开的门
看到墙上贴着一幅爱因斯坦的画像：爱因斯坦裹着一件大衣，心不在焉地走在普林斯顿
大学的雪地上；爱因斯坦神情专注地凝视着照相机镜头，破旧的毛衣领子上别着一支自
来水笔；爱因斯坦咧开嘴大笑，对着全世界伸舌头。这个相对论的创立者几乎是大家共
同的科学英雄，是深邃的思想和自由的创造精神的象征。
在五十年代初，爱因斯坦当然是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的一个名叫斯图尔特·考
夫曼的男孩心目中的英雄。“我极其崇拜爱因斯坦。不，不能用崇拜这个词，应该叫热
爱。我热爱他把理论看作是人类心智自由创造的思想，我热爱他视科学为对造物主秘密
的探究。”爱因斯坦用OldOne来比喻宇宙的创造者。考夫曼对1954年第一次接触到爱因
斯坦的思想仍然记忆犹新。那时他才十五岁，读到一本爱因斯坦和他的合作者雷奥波德
·英费尔德（LeopoldInfeld）合写的一本关于相对论起源的普及读物。“当时我为能
够看懂这本书，或我以为我能看懂这本书而激动万分。爱因斯坦巨大的创造力和自由驰
骋的思维使他能够在他自己的头脑中创造出一个世界来。我记得我当时想，有人能这样
做简直太美妙了。我记得他去世的时候（1955年）我哭了。我感到就像失去了一位老朋
友。”
在读到这本书之前，考夫曼即使不是个引人注目的学生，也一直是个不是拿A就是
拿B的好学生。但在这之后，他的热情被点燃了，倒不一定是被科学点燃的。他不觉得
他必须亦步亦趋地跟随爱因斯坦的脚步走。但毫无疑问他感到有了一种与爱因斯坦同样
的想洞容事物内部秘密的欲望。“当你观看一幅立体派油画，看到上面隐在的结构——
那就是我想探索的。”事实上，他对此表现出来的最直接的兴趣根本就不是在科学方面。
少年时期的考夫曼热衷于当个剧作家，探测人类灵魂里的黑暗和光明。他的第一部作品，
和他高中时的英语教师弗莱德·托德合作写的一个音乐剧本简直“糟糕透顶”。但他对
被一个真正的大人很当回事地来对待而激动不已。那时托德二十四岁，与托德的合作是
启发考夫曼的知识觉醒的很关键的一步。“尽管那不是一部很好的音乐剧，但如果我十
六岁时就能和弗莱德合作写出一部音乐剧来，那还有什么不能做到呢？”
所以当斯图尔特·考夫曼1957年进入达特茅斯时，他已经完完全全是一个剧作家了。
他甚至还抽烟斗，因为他的一个朋友告诉他，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剧作家的话，你就必须
会用烟斗抽烟。当然，他继续写剧本：他与他大学一年级的同屋、高中开始的小伙伴麦
克·迈格雷合作，又写了三部剧。
但很快，考夫曼就发现他创作的剧本的问题：剧中人物发表许多武断的意见。“他
们喋喋不休地探讨生命的意义和怎样才算一个好人。他们只是谈论这些，却没有行动。”
他开始意识到，他对剧本本身的兴趣远不如对他剧本中的人物想探索的思想要大。“我
想寻找到通往某种隐在的强大而神奇的东西的通道——虽然我说不清楚那究竟是什么。
当我发现我的好朋友狄克·格林将要去哈佛大学攻读哲学时，我感到非常懊恼。我希望
我也能够成为一个哲学家。但我当然只能做一个剧作家。放弃做一个剧作家，就意味着
放弃我正在为自己设想的身份。”
他回忆说，他思想斗争了一个星期才想透彻：“我不一定非要当一个剧作家，我可
以成为一个哲学家！所以在后来的六年中，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对哲学的研究之中。”
当然，他从伦理学开始学起。作为一个剧作家，他想弄明白善与恶的问题。除此之外，
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还能学点别的什么呢？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又喜欢上了别的东西。他
的兴趣转移到了科学的哲学和思维的哲学上来了。他说：“对我来说，它们似乎是深透
之所在。”什么是可以用来发现世界本质的科学？什么可以用来了解世界的心智的科学？
在这股求知热情的驱使下，考夫曼在1961年以第三名的成绩毕业于达特茅斯大学，
继而又获得了牛津大学1961年至1963年的马歇尔奖学金。结果，他没有直接去牛津大学。
“在必须到牛津报到之前我有八个月的时间，所以我做了唯一的一件理性的事情：我买
了一辆大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