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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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必须到牛津报到之前我有八个月的时间，所以我做了唯一的一件理性的事情：我买
了一辆大众车，开着它到阿尔卑斯山去滑雪。我有奥地利圣·安东最尊贵的地址，波斯
特旅馆。我把车停放在旅馆的停车场，整个冬天都使用那个旅馆的盥洗室。”
他一到牛津就发现这儿的环境非常适宜于他。他至今仍然能够数出他这一生中最使
他激动的三个学术环境，牛津便是第一个。“我生平第一次发现我周围的人都比我聪明。
美国人在那里也是人才济济。有罗德奖学金获得者，马歇尔奖学金获得者。其中有些人
已是很知名的人物了。那时和我们一批的莫德林学院的（Magdalene）戴维·苏特
（David Souter），现在供职于最高法院。乔治·F．威尔（Geofge F Will，美国著名
新闻评论家及专栏作家）和我曾经总是去吃印度餐厅，逃避学院的伙食。”
对科学与思维的强烈求知欲使考夫曼在牛津选择了哲学、心理学及生理学课程。这
些课程不仅只包括传统哲学，而且更注重当代对视觉系统的神经分析和对脑部神经联系
的更为广泛的模拟。总之，这门课致力于从科学的角度来研究思维的运作。他的心理学
导师名叫斯图尔特·苏瑟兰德（Stuart Sutherland），他后来成为又一位很有影响的
人物。苏瑟兰德喜欢坐在他的书桌后面，连续不断地把问题抛给他的学生，让他们做思
考体操：“考夫曼！视觉系统是怎样区分投射到视网膜相邻的两个锥体上的两个光点
的？”考夫曼发现他喜欢面对这类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他发现他有能力当场想出各种方
案，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嗯，眼睛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它在轻轻移动。所以，也
许当你刺激多个视网杆和视网膜时……”）确实，他承认这样即兴建立模型使他养成了
一种习惯。从此以后，他一直在或这样或那样地即兴建立模型。
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不无讽刺的是，正是这种可以即兴建立模型的能力使他放
弃了哲学，趋向某种更为切合实际的方向：医学院。
他笑着说：“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我的
论点是：我永远也不会有康德那么聪明。而除非你能像康德那么聪明，否则成为一个哲
学家就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应该去读医学院。你会注意到，这不是一个推理。”
当真地说，其实是因为他那时对哲学感到厌烦了。他说：“这并不是说我不再热爱
哲学了。而是我不相信哲学中的某种轻浮性。当代哲学家们，或起码是五十年代和六十
年代的哲学家们，总认为自己是在检验概念和概念的意义，而不是在检验这个世界的现
实。所以你可以发现你的论点是否中肯、是否得当、是否连贯等等，但却无法发现你是
否正确。这最终引起了我的不满。”他希望做深入现实的探究，希望洞察造物主的奥秘。
“如果可以选择，我情愿做爱因斯坦，而不做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奥
地利籍著名哲学家）”。
更重要的是，他不敢信任自己身上轻浮的弱点。“我始终非常擅长于概念性的东
西。”他说。“往最好的说，这是我性格中最为深刻的一面，是上帝赐予我的天赋。但
往最坏的说，这是圆滑取巧，是肤浅。因为我有这种焦虑，所以我对自己说：‘去读医
学院吧。那些坏脾气的女人生的儿子们是不会让我光耍嘴皮子，到处卖弄知识的。因为
我不得不照顾病人，他们会迫使我去了解大量的事实。’”
事实确实如此。但不知为什么，医学院和病人并没有改变考夫曼喜欢玩思想的习惯。
其实医学从来就不曾真正有机会改变考夫曼。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读过任何医学预科的课
程，所以他就安排自己于1963年秋季去柏克莱大学读一年的医学预科，然后再进入海湾
另一端旧金山市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于是，就是在柏克莱，他修了最初的发育生
物学课程。
他被这门课程强烈地震撼了。“这里有绝对令人震惊的现象。”他说。“从一个受
精卵开始，然后这东西逐渐发育，变成了一个有秩序的新生命，然后又变成一个成熟的
生命。”不知为什么，单个的受精卵能够分裂，变成不同的神经细胞，肌肉细胞和肝脏
细胞，以及上百种不同的细胞，这个过程精确到万无一失。奇怪的不是生而缺憾的悲剧
常有发生，而是大多数新生命一出生就完美无缺。“这至今仍然是生物学中最美丽的奥
秘之一。”考夫曼说。“我整个儿地被细胞分化的问题给迷住了，马上就投入到对这个
问题的深入思考。”
那时是做这项研究的一个大好时机：从1961年一直到1963年，雅各布（Jacob）和
莫纳德（Monod）刚发表了他们关于遗传回路（genetic circuits）的一系列论文。这
项工作使他们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正是阿瑟16年以后躺在夏威夷海滩上读到的论
著。）而考夫曼很快就读到了他们的观点。他们论述说，任何细胞都包含着几个“调节”
基因（regulatory genes），这些调节基因就像开关一样，能够打开或关闭其他基因。
“他们的研究成为所有生物学家的启示录。如果基因能够相互打开和关闭，那么就会有
遗传回路。在某种意义，基因组（genome）就会是一种生化计算机。正是整个系统的这
种计算机行为，即有秩序的行为，以某种方式决定了细胞之间的差别。”
但问题是，这些细胞差别是怎样形成的呢？
考夫曼说，其实，大多数研究人员曾经（在这点上，甚至到现在）都并不过于为这
个问题操心。他们谈论着细胞的“发育程式”，仿佛DNA计算机真的像IBM主机执行用
FORTRAN语言编写的程序一样执行遗传指令：一步一步地逐条执行。更有甚者，他们好
像相信这些遗传指令是精确无误的组织，就像任何人编写的计算矾代码一样被自然选择
法完全排除了误差。怎么可能不是这样的呢？遗传程序中的最微小的错误都会导致一个
发育中的细胞的癌变，或可以将之完全置于死地。这就是为什么成百的分子基因学家早
就开始在实验室里努力译解精确无误的生化机制，研究在这个生化机制中基因A是如何
打开基因B的，基因C、D、E的活动又是如何影响整个开关过程的。他们认为，一切都在
这些细节之中。
但考夫曼越是思考这幅图景就越是发现，细胞差别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正赫然耸
立于眼前。基因组就像计算机，很好，但它又完全不是IBM公司生产的计算机。他发现，
在一个真正的细胞里，许许多多的调节基因可以同时作用。所以，基因组电脑不像人类
制造的计算机那样逐步执行指令，而是同步地、平行地执行大多数，或所有的遗传指令。
他推理，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那么，重要的不在于是否这个调节基因精确地按照界
定好的顺序激活了那个调节基因。而是这个基因组作为一个整体，是否能够安顿下来，
将活性基因组合成一个稳定的、自我连贯的形态。调节基因最多也许能经历两个、三个
或四个不同构型的循环，总之数目不多，否则细胞就会到处乱串，基因随机地相互开闭，
陷于混乱状态。当然，肝脏细胞内活性基因的形态与肌肉细胞或脑细胞内的活性基因形
态会非常不同。但考夫曼想，也许这正是重要之处。单个的基因组能够有许多稳定的行
为形式这一事实，也许正是发育过程中能够产生许多不同细胞类型的致因。
人们都心照不宣地假设，细节就是一切。考夫曼对此感到十分困惑。他知道，生物
分子的细节显然是十分重要的。但如果基因组必须被组合和调整到尽善尽美才能发挥作
用，那它怎么会从随机的试验和进化的错误中诞生呢？这就像老老实实地洗一整副牌，
却拿到一手的黑桃一样：不是没有这个可能，但这种可能性不大。“这感觉就不对。”
他说。“别指望上帝或自然选择法会做到这一步。如果我们只能用大量详尽的、自然选
择过程中未必能发生的细节来解释生物的秩序，如果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从一开始都经历
过艰难的挣扎，那我们今天就不会存在于此了。只有足够的宇宙空间和时间上的机遇并
不能产生这一切。”
事情肯定不止于此。他想。“不知为什么，我想证明秩序是最初就出现的，并不是
后天置入和演化出来的。我有意识地要证明，在遗传调节系统中，秩序是天然而成的，
带有不可避免的性质。秩序以某种方式自由地存在于事物之中，它是自动形成的。”他
推测到，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生命的这个自动而自组的特征就正好和自然选择法
背道而驰。根据达尔文的描述，任何一种生物体的精确的遗传详况都是随机演变和自然
选择的产物。但生命本身的自组，即秩序，却具有更深刻、更根本的含义。秩序纯粹地
产生于网络结构，而不是产生于细节。事实上，秩序是造物主的头等奥秘。
“我不知道我哪来的这股冲动。”他说。“为什么斯图尔特·考夫曼凑巧来到这个
世界，而且对秩序问题发生了兴趣？这整个儿就是个绝妙的谜。一个人的头脑能够对这
个问题感到新鲜好奇，能够提出这类的问题，这使我感到既奇怪又惊喜。只是我这一生
都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我从事过、热爱过的所有科学研究，都是为解开这一谜团所做的
努力。”
确实，对一个二十四岁的医科大学预科生来说，关于秩序的问题就像他身上的一直
不消的痒处。他好奇地想，遗传秩序自由地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好吧，就让我们看一
看在真正的细胞里发现的遗传回路吧。它们显然经过几百万年进化的精加工。但另一个
问题是，它们真的有什么特别的吗？在无数可能的遗传回路中，他们是唯一能产生有秩
序的稳定构型的遗传回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它们就是一把黑桃牌的类似物了。进
化居然能幸运到产生它们，那就真是个奇迹了。或者，稳定的网络就像拿到一手黑桃、
红桃、草花和方块混合牌一样通常吗？因为如果情况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进化偶然选择
了有用的遗传回路，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了。真正的细胞中的网络就会是正好凑巧通
过了自然选择的那个了。
考夫曼认为，寻找到答案的唯一方法就是洗牌，拿出一组完全典型的遗传回路，看
看它们究竟会不会产生出稳定的构型。“所以我立刻就想到，如果把几千个基因随机地
连挂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呢？它们会产生什么效果？”
现在他知道他该如何思考这个问题了。他在牛津学过神经回路，他知道，真正的基
因当然会相当复杂，但至少雅各布和莫纳德已经告诉过我们了，调节基因基本上只是开
关。而一个开关的本质就是来回于两种状态之间：激活的状态和熄灭的状态。考夫曼喜
欢把它们想成是电灯泡（开或关），或想成是一个逻辑状态（真的或假的）。但他觉得
不管把它们想成是什么意象，却正是这种开或关的行为形成了调节基因的本质。剩下的
只是相互作用的基因网络的问题了。当时柏克莱大学的自由演说运动正在校园蓬勃兴起，
考夫曼却把他的课余时间都消遣在奥克兰他的公寓的楼顶上。他坐在那上面入迷地画着
连挂在一起的调节基因的网络图形，力图搞清楚它们是怎样相互打开和关闭的。
考夫曼对研究基因网络确实十分入迷，甚至一直到他完成了在柏克莱的医学院预科
课程，回到旧金山，开始了医学院全日制课程以后，他还沉迷在这里面。这并不是因为
他已经对医学院感到厌倦了，恰好相反：他发现医学院课程的难度非常非常大。他的老
师要求他死记硬背堆积如山的课本知识，极端痛苦地做肾脏的生理结构分析之类的功课。
但尽管如此，他仍然一门心思想学医。学医迎合了他内心的童子军精神：在任何情况下，
行医都是做有益的事，同时又能让他准确地知道该如何去做，就好比在风暴中搭帐篷一
样。
然而，考夫曼继续他的基因网络游戏，因为他几乎无法自控。“我狂热地想从事对
这些随机基因网络的奇怪科学的研究。”他的药物学考试得了C。“我的药物学课程的
笔记本上涂满了遗传回路的图表。”他说。
起初，他发现遗传回路使他感到非常困惑。他懂得很多抽象逻辑，但却几乎没有数
学知识。他在图书馆找到的计算机教科书对他几乎毫无帮助。“当时，自动机理论早已
建立，这个理论所论述的就是逻辑开关网络。这些书告诉我如何合成一个能够发挥作用
的系统，或复杂自动机功能的一般限制何在。但我感兴趣的是复杂系统的自然法则。秩
序从何而来？当时没人思考这些问题。当然只是据我所知是没人思考这些问题。”所以
他继续画他的随机遗传回路图表，极力去直观感觉这些网络的行为模式。当他需要用到
数学时，他就尽自己的能力来发明数学公式。
很快他就发现，如果每一个基因都被许多其它基因所控制，使基因网络变得像一盘
意大利面条一样稠密地纠缠在一起，那么整个系统就会猛烈动荡，陷于混乱局面。就拿
电灯泡来比喻，那就会像一个巨大的拉斯维加斯广告牌线路错乱了，上面所有的灯光都
乱闪一气，完全没有秩序。
考夫曼同样想到，如果每个基因最多只被另外一个基因控制，基因网络非常稀松地
连接，那么，网络的行为模式就过于简单了。这就会像一个广告牌上大多数灯泡都只会
像没有头脑的夜总会频闪灯光那样枯燥地开开关关。而那不是考夫曼想象的秩序。他想
要的遗传灯泡是能够将自己组织成有趣的行为形式，就像随风摇曳的棕榈树或翩翩起舞
的火烈鸟一样。另外，他知道非常稀松地连接的网络是不现实的：雅各布和莫纳德已经
证明了，真正的基因通常都受控于好几个别的基因（今天，我们知道典型的数额是两个
到十个）。
所以考夫曼就取其中间数。这样的网格连接既不十分稠密，也不十分稀疏。在实际
操作上，为了让事情更简单些，他取每个基因只有两条输入的网络。他发现了隐含着特
殊意义的现象。他早就知道，稠密连接的网络会非常敏感：如果你深入进去，调节任何
一个基因的状态，比方说，从打开的状态调节到关闭的状态，那就会引发雪崩现象，导
致网络像瀑布一样无止无休地来回翻滚。这就是为什么稠密相连的网络总是趋于混乱状
态的原因。它们永远不可能安顿下来，但在只有两个输入的网络中，考夫曼发现，开关
一个基因并不会引起连续扩散的变化波动。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触及的基因会恢复到原
来的状态。事实上，只要基因活动的两种形态相差不是很大，它们就会趋于会聚。“事
情变得简单了。我能够看见电灯泡趋于进入开或关的状态。”考夫曼说。换句话说，两
条输入的网络就像一盏灯光一样随意闪烁，却又总是能够自己组织成火烈鸟或香槟酒杯
图案的广告牌。
秩序！考夫曼利用医学院课程外的一切业余时间来研究它。他在笔记本上画上了越
来越多的两条输入的随机网络图，详尽地分析每一个网络的行为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