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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复杂-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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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现在仍然是我的朋友。”
  “我在会上做了学术报告,介绍基因网络中的秩序、细胞类型数等等。报告结束后,
我们走出来,到俯瞰着湖水的阳台上喝咖啡。杰克·考温走过来问我是否愿意来芝加哥
做研究。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脱口答道:‘当然愿意!’足有一年半时间我都没顾上问杰
克,我的薪水到底是多少。”
  生与死
  在阿瑟到达桑塔费研究所第一天的午餐后,他和考夫曼沿着坎杨路上砖坯建成的画
廊,向考夫曼喜爱的水洞散步而去。从那以后的两周之内,他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吃午
饭,或只是在一起谈话。
  他们经常是边散步边聊天。考夫曼比阿瑟还要喜欢外面的新鲜空气。他少年时代参
加童子军时在塞拉参加过无数次远足和野外露营活动。上大学时他是个劲头十足的滑雪
运动员和登山队员。现在只要有可能他仍然喜欢出门远足。所以考夫曼和阿瑟总是沿着
坎杨路边走边聊,或爬上修道院后面那开阔的山岗。他们坐在山顶上,眺望着桑塔费全
景和连绵起伏的山脉。
  阿瑟开始感觉到考夫曼心里似乎有无法言喻的悲伤。有时,在他诙谐幽默、机智巧
妙、充满好奇的谈话中、在他滔滔不绝地讨论他的思想时,他会突然停顿下来,脸上闪
过一丝悲伤。在阿瑟和他的妻子苏珊到达桑塔费不久的一个晚上,阿瑟夫妇和考夫曼夫
妇一块儿出去吃晚饭。考夫曼告诉了他们一个悲伤的故事:那年10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
他和丽沙回到家,得知他们十三岁的女儿麦瑞特遭到了车祸,肇事者撞了人后开车逃跑
了,他们的女儿被送到当地医院,伤势非常严重。夫妇俩和儿子爱森马上跑着去了医院,
但到了医院却被告知,麦瑞特十五分钟前已经去世了。
  在这件事过去了五年多以后的今天,考夫曼在叙述这件事时已经不至于控制不住自
己了。但那天晚上他却怎么也无法自控。麦瑞特是他最心爱的女儿。“这个灾难简直整
个地把我打垮了。我悲痛万分,简直无法用言词来形容。我们走上楼去,我女儿破碎的
身体躺在一张桌子上,正在冷却。这种悲痛简直无法忍受。那天晚上我们全家三口人拥
在一张床上,哭做一团。我女儿的性格易于激动,但她关心他人的天性让我们赞叹不已。
我们都认为她是我们四个人中最优秀的。”
  考夫曼接着说:“人们都说,时间能治愈创伤。但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只不过是悲
伤不那么经常爆发了。”
  当他们沿路散步,攀爬修道院周围的山坡时,阿瑟情不自禁地被考夫曼关于秩序和
自组织的概念所吸引住了。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考夫曼用“秩序”这个词时,明显
和阿瑟所用的“杂乱”是同一回事——也就是涌现,即,复杂性系统永不停息地把自己
组织成各种形态的趋向。但是当时,考夫曼用了一个恰好相反的词却并不令人感到吃惊。
他正好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得出这个概念的。阿瑟谈论“混乱”,是因为他是从冰
封而抽象的经济均衡的世界入手的,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认为市场规律像物理学规律一
样可以精确地决定一切。考夫曼谈论“秩序”,是因为他是从杂乱而偶然的达尔文世界
入手的。在达尔文的世界里没有任何规律可言,只有意外事件和自然选择。虽然他们是
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出发的,但基本上却达到了一个同样的位置。
  考夫曼同样也被阿瑟的报酬递增率概念所吸引、所困惑了。“我很难理解为什么这
个概念在经济学上还是新的,而生物学家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和正反馈打交道。”他花了
很长时间才弄明白新古典经济学世界的观点有多么停滞僵化。
  但使他更感兴趣的是,阿瑟开始问他另一个正引他入迷的经济学问题:技术变迁。
往轻了说,这个问题也早已变成了炙手可热的政治议题。你可以从任何一份你随手翻阅
的报纸或杂志上感受到这种潜在的焦虑:美国还有竞争能力吗?我们是怎样丧失了神话
般的美国创造力、丧失了老一辈美国佬的技能的?日本人是不是会一个产业一个产业地
把我们挤出局?
  这都是些切入要害的问题。关键是,正如阿瑟向考夫曼解释的那样,经济学家回答
不了这些问题,起码从最基本的理论上,经济学对此无解。技术发展的整个动力就像是
一个黑匣子。“直到十五年或二十年之前,大家在意识上仍然认为,技术只是随机地从
天而降的,人类是根据天书的蓝图出现了生产钢铁、制造硅片、或产生其它任何这类东
西的技术。这些技术由托马斯·爱迪森这样的聪明人发明出来。这些聪明人躺在浴盆里
时灵感从天而至,所以就能在上天绘制的蓝图上加上一页。”其实严格地说,技术根本
就不属于经济学范畴。技术是外来的,被非经济的进程神奇地分娩出来的。最近,人们
做了大量的研究,用模拟来证明技术是内在孕育而生的,这意味着,技术是由经济系统
内部产生的。但这通常意味着技术是研究和发展投资的结果,几乎就像一件商品一样。
虽然阿瑟认为这个观点包含了一定的真相,但他仍然不认为这是事情的本质。
  他对考夫曼说,当你观察与经济学理论背道而驰的经济历史时,你会发现,技术完
全不像一件商品,而更像是一个不断演化的生态系统。“特别是,技术发明绝少是在真
空中产生。比如说,激光打印机基本上是静电印刷机,就是一个激光装置和计算机线路
来告诉静电滚筒在哪儿印刷。所以,只有当我们有了计算机技术、激光技术和静电复印
技术后,激光打印机才有可能被发明出来。但也是只有人们需要精巧、高速的打印机,
激光打印机才会被发明出来。”
  总之,技术形成了一个高度相互关联的网,或用考夫曼的话来说,是一个网络。更
有甚者,这些技术之网具有高度的动力,并且很不稳定。技术似乎可以像生物一样发展
演化,就像激光打印机产生了桌面排印系统软件,而桌面排印系统软件又为图形处理程
序打开了一个天地。阿瑟说:“技术A、B和C也许会引发技术D的可能性,并依此类推下
去。这样就形成了可能性技术之网,多种技术在这张网中相互全面渗透,共同发展,产
生出越来越多的技术上的可能性。就这样,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
  而且,这些技术之网就像生物生态系统一样会经历演化创造的爆发期和大面积的灭
绝期。比方说,汽车这样的新技术取代了以马代步的旧技术,而随着以马代步方式的消
逝,铁匠铺、快速马车、水槽、马厩、养马人等也消失了,依存于以马代步方式的整个
技术子系统突然就崩溃了,就像经济学家约索夫·熊彼得曾经称为“毁灭的飓风”那样。
随着汽车的出现,铺设完好的道路、加油站、快餐厅、汽车旅店、交通法院、交通警察
和交通指示灯也纷纷出现了。新的商品和新的服务设施开始发展壮大,每一项新内容的
插入都是因为以前出现的商品和服务设施为它们开辟了空间。
  阿瑟说,确实,这个过程是他所指的报酬递增率的一个绝好的范例:每当一项新技
术为其它商品和服务开辟了合适的空间时,进入这个新的空间的人就会在极大的诱惑下
尽力帮助这项技术的发展和繁荣。更有甚者,这个进程正是锁定现象背后的主要驱动力:
一个特定的技术能够提供给依附于它的其它技术的新空间越大,就越难以改变这种技术
发展的方向,除非有一种较之强得多的技术出现。
  阿瑟解释说,这个技术之网的概念与他对新经济学的想象非常接近。但问题是,他
发展的数学方法只适宜于一次对一项技术的发展进行观察。他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类似网
络性的模拟,就像考夫曼开发的那种一样。所以他问考夫曼:“你能做一种模拟,让刚
被发明的技术就像打开的开关一样,也许……?”
  考夫曼目瞪口呆地听他说完这一切。他能吗?阿瑟刚才用完全不同的语言所描述的
一切正是考夫曼这十五年来一直在研究的问题。
  默想了几分钟之后,考夫曼就开始向阿瑟解释为什么技术变化的过程就像生命的起
源一样。
  考夫曼最初产生这个想法是在1969年,在他到达芝加哥的理论生物学研究小组的时
候。
  他说,在读过医学院之后,置身芝加哥有如置身于天堂。现在回想起来,芝加哥其
实就是他经历过的三个最令他激动的知识环境中的第二个。“这是一个非凡的地方,拥
有才能非凡的人。”他说。“在芝加哥我工作的那个部门所集中的人物之优秀,在全美
国都是出类拔萃的,他们就像我在意大利碰到的那群朋友一样。”杰克·考温正在进行
皮层组织方面突破性的研究工作。他用简单的方程式来描述大脑中的刺激和抑制波是怎
样越过神经细胞的双重尺度薄片的。约翰·梅纳德·史密斯也正在从事进化动力学方面
的突破性研究。他利用被称之为博奕理论的数学技术来澄清物种之间竞争与合作的本质。
利用萨塞克斯大学的年假来这儿从事研究的梅纳德在网络的数学分析上给了考夫曼及时
的帮助。“约翰教我算数,他是这么说的。”考夫曼说。“有一天我治愈了他的肺炎。”
  生活在同事和至交中间的考夫曼很快就发现,在网络的统计特征的研究上他并非是
孤军奋战。比如,1952年,英格兰神经生理学家罗斯·阿什贝(Ross Ashby)在他出版
的《脑之设计》(Design for a Brain)这本书中就思考了同样的问题。考夫曼说:
“他探索的是复杂网络的普遍性,提出了一个与我的问题相似的问题,但我却对此一无
所知。当我一发现这件事就立即与他取得了联系。”
  同时,考夫曼发现自己在研究基因网络的同时,还对物理学和应用数学做出了一些
最前沿的拓展。他的基因调节网络动力结果变成了被物理学家们称之为“非线性动力”
的一个特例。从非线性这个角度来看,很容易就能明白为什么稀疏连接的网络能够这么
容易就自组成稳定的循环:从数学角度来说,它们的行为就相当于落在河谷周围山坡上
的所有雨水都会流入河谷最底部的湖里。在所有可能的网络行为空间里,稳定的循环就
像盆一样,或者就像物理学家所说的“吸引子”。
  经过对基因网络六年的艰苦研究,考夫曼满意地感到他终于能如此完美地了解其中
的奥秘。但他仍然禁不住地感到,这里面还缺了点什么。基因调节网络的自组之说当然
非常好,但是在分子这个层面,基因活动依存于核糖核酸(RNA)和脱氧核糖核酸(DNA)
这些复杂、精致的分子之山。而RNA和DNA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生命究竟是怎样起源的呢?
  根据生物学教科书上的正统理论,生命的起源相当直接。DNA、RNA、蛋白质、多糖
类和形成生命的其他分子于几十亿年前在某个温暖的小池塘中形成。当时,像氨基酸这
类简单的分子建设砖块在初始的气候环境中要经过不断积聚。事实上,在1953年,诺贝
尔化学奖得主哈罗德·尤瑞(Harold Urey)和他的研究生史丹勒·米勒(Stanley 
Miller)用实验证明,最初由甲烷、氨和其它类似的东西形成的氛围可以自发地产生这
样的建设砖块。所需要的只是偶然的闪电来提供产生化学反应的能量。这个理论又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简单的混合物就开始聚集于池塘和湖水,经过更进一步的化学反
应,变得越来越复杂,最终就会产生一群分子,包括DNA双螺旋结构和(或)它的单结
构表兄弟RNA。它们都具有自我繁殖的能力,而当自我繁殖一经产生,其余的一切就都
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了。常规生物学理论大致上就是这样说的。
  但考夫曼不买这个帐。就先拿一件事来说,大多数生物分子的结构都非常庞大。比
如说,合成一个单个的蛋白分子要精确有序地聚集几百个氨基酸建设砖块。这在一个具
备所有最先进的生化技术的现代实验室里都非常难以实现。蛋白分子又怎么能够在一个
池塘中自我形成呢?许多人都试图测算出发生这种情况的偶然性会有多大,然而他们得
到的结论基本上都差不多:如果生物分子的形成真是随机的,那么你得等上比宇宙形成
还要长得多的时间才可能等到一个有用的蛋白质分子的形成,就更别设想需要多长的时
间才能等到无数蛋白质、糖类、脂肪和氨基酸的形成,从而组合成一个完全可以起作用
的细胞了。即使你假设在人的观察力所能及的宇宙中几百万的星系中以兆计的星球中,
都有像地球这样拥有温暖的海洋和气候的行星存在,在任何这些行星上出现生命的可能
性仍然是微乎其微的。如果生命的起源真的是一个随机的结果,那生命的起源可就真是
个奇迹了。
  更具体些说,考夫曼不能苟同标准的生物学理论是因为,这个理论将生命的起源与
DNA的出现等同了起来。对考夫曼来说,将生命的起源基于如此复杂的东西之上显然是
不合理的。DNA双螺旋结构能够自我复制,当然,但关键是,这种自我复制的能力在于
它能够展开自己的双螺旋结构,并进行自我拷贝。更进一步的是,在现在的细胞中,这
个过程还有赖于一群扮演各种协助角色的特殊蛋白质分子。所有这一切怎么会发生在一
个池塘里呢?考夫曼说:“我产生了一种就像当年非要一探基因调节网络究竟是否存在
秩序那样的冲动。在DNA中存在某种非常奇妙的东西,生命的起源正是有赖于这样一种
特殊的东西,我简直不希望这是真的。我这样对自己说:‘如果上帝赋予了氮另外一种
化合价呢?(在DNA分子中充满了氮原子)如果是这样的话,生命有可能出现吗?’对
我来说,生命的起源竟然处在这样一种微妙的平衡点上,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
  但考夫曼又想,谁说生命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DNA呢?从这点来说,谁说生命的
起源是一个随机的结果了?也许还有另外的产生自我复制系统的途径,一种能够允许有
生命的系统依靠自己的努力,从简单的化合反应逐步发展成为生命的方式。
  好吧,现在来想象一下初始原汤的情形吧,里面有那些微小的氨基酸、糖类等物质。
很明显,你不能指望它们会自己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细胞。但你起码可以指望它们会
产生一些随机的相互作用,事实上,很难想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止它们这样相互作用。
虽然随机作用不会产生任何奇妙的东西,但它们能够产生较大数量的具有短链和分叉的
小分子。
  目前这个事实虽然并不能增大生命起源的可能性,但考夫曼想,假设,仅仅是假设,
有一些飘浮在初始原汤中的小分子能够起到“接触剂”的作用,就像是极其微小的媒人。
化学家常常能够发现这样的物质:一个接触剂分子在四处周游时粘上了其它两个分子,
把它们撮合到一起,这样就使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融合发展得更快一些。然后,
接触剂又放开了这对“新婚夫妻”,转而把另外两个分子撮合到了一起,就这样一直发
展下去。化学家也非常熟悉很多像刀斧手一样的接触剂分子,它们侧身挨上一个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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