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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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给人的印象，直接进入脑海的词语就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傲慢”。这并不是物
理学家故意摆出来的态度，也不是他们的个性使然，而更像是英国贵族无意识中流露的
优越感。确实，在物理学家的头脑中，他们就是科学界的贵族。他们从修第一门物理学
课程开始就从无数的微妙和不微妙的方式中感染上了这种贵族意识：他们是牛顿、马克
斯韦尔、爱因斯坦和波尔的继承者。物理学是最坚实、最纯正、最强健的科学，所以如
果经济学家在桑塔费会议上显露出强硬的态度，那他们马上就会采取以强对强的态度，
就像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调侃的那样：采取“我是泰山，你是简”的态度：“给我们
三周时间来掌握经济学，我们就能告诉你们怎样做才对。”
代表瑞德参加会议的尤金尼亚·辛格一直在担忧双方的这种自我中心所导致的潜在
冲突。她回忆说：“我真怕这种‘泰山’效应一旦触发，我们的整个研究计划在出台前
就会被扼杀在试管中。”而在开始时，事情好像真在往这个方向发展。“大多数经济学
家坐在桌子的一边，大多数物理学家坐在另一边。我被这种现象吓坏了。”她时不时地
把潘恩斯和考温叫到一边说：“能不能让双方坐得稍稍靠近些？”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得
到改观。
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潜在的完全无法沟通的危险对乔治·考温来说也无异于一场恶
梦。倒并不是因为如果会议失败了，研究所也许会失去花旗银行的资金支持，而是这次
会议是对桑塔费研究所理念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两年前，在初创期的研讨会上，他们
把各路英雄召集在一起讨论了一个周末。而现在是把两组完全不同的，又非常骄傲的人
放在一起开10天的会，共同研究实质性的问题。考温说：“我们试图创造一个以前从不
曾存在过的学术群体。但也许会不成功，也许他们彼此之间没什么可谈的，也许根本就
只是双方激烈的论战。”
这不是一个毫无根据的担忧，后期的桑塔费研讨会偶尔也会出现与会者相互之间剑
拔弩张的情况。但1987年9月，主宰跨学科研究的神明决定再次展露微笑。安德森和阿
罗已经尽力吸收了能够倾听和交谈的人参加会议。尽管双方之间潜在着怒气，但与会者
最终还是发现他们有许多共同的谈资。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双方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开
始达成了共识。
当然，对阿瑟来说更是如此，他只用了半天时间就与物理学家达成了共识。
第五章 游戏高手
根据议程安排，经济学研讨会的第二场发言从会议第一天的午饭之后开始，安排了
整个下午的时间。发言的题目是《作为适应性过程的全球经济》，发言人是来自密西根
大学的约翰·荷兰德（John H．Holland）。
阿瑟已经做完演讲，现在已有精力对这个发言发生兴趣了。这倒也不只是因为这个
发言的题目听上去很有意思。约翰·荷兰德是那年秋天研究所的访问学者之一，他们俩
被安排住在同屋，但荷兰德在会议开始的前一天深夜才赶到桑塔费，那时阿瑟正在修道
院最后一遍遍地斟酌他的发言，根本无暇顾及这个新来者。关于荷兰德，他所知道的就
是，他是一个计算机专家，根据研究所的评价，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研究所对荷兰德的评价似乎不错。当大家陆续回到小教堂改成的会议室，坐回到折
叠长桌旁自己的椅子上去时，荷兰德已经站在讲台前准备开始发言了。他是个精悍的、
六十开外的中西部人，宽阔红润的脸庞上似乎永远挂着微笑，高昂的嗓音使他说起话来
像个热情澎湃的研究生。阿瑟立刻就喜欢上了他。
荷兰德开始发言了，起初阿瑟有点儿瞌睡懵懂，似乎是在被动听讲，但几分钟之内
他就睡意全无，一下子就打起了精神，变得全神贯注了。
永恒的新奇
荷兰德一开场就指出，经济学是桑塔费研究所致力于研究的“复杂的适应性系统”
的一个最好范例。在自然界，这样的系统包括人脑、免疫系统、生态系统、细胞、发育
中的胚胎和蚂蚁群等。在人类社会，这样的系统包括文化和社会制度，比如政党和科学
社团。事实上，一旦你学会了如何辨认这些系统，这些系统就变得无处不在。但无论你
在什么地方发现这些系统，它们似乎都有某种至关重要的共性。
第一，每一个这样的系统都是一个由许多平行发生作用的“作用者”组成的网络。
在人脑中，作用者是神经细胞；在生态系统中，作用者是物种；在细胞中，作用者是细
胞核和粒线体这类的细胞器；在胚胎中，作用者就是细胞，等等。在经济中，作用者也
许是个人或家庭。或者，如果你观察商业圈，作用者就会是公司。如果你观察国际贸易，
作用者就是整个国家。但不管你怎样界定，每一个作用者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由自己
和其他作用者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系统环境中。每一个作用者都不断在根据其他作用
者的动向采取行动和改变行动。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这个系统环境中基本上没有任何事
情是固定不变的。
荷兰德说，更进一步的是，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的控制力是相当分散的。比如说，
在人脑中并没有一个主要的神经元，在一个发育的胚胎中也没有一个主要的细胞。这个
系统所产生的连续一致的行为结果，是产生于作用体之间的相互竞争与合作。即使在经
济领域也是这种情形。问一问任何一位在久滞不去的经济衰退中挣扎的总统吧：无论华
盛顿怎样调整银行利率、税收政策和资金供给，经济的总体效果仍然是千百万个人的无
数日常经济决策的结果。
第二，每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都具有多层次组织，每一个层次的作用者对更高层
次的作用者来说都起着建设砖块的作用：比如一组蛋白、液体和氨基酸会组成一个细胞，
一组细胞会组成生理组织，一组生理组织会形成一个器官，器官的组合会形成一个完整
的生物体，一群不同的生物体会形成一个生态环境。在人脑中，一组神经元会形成语言
控制中心，另一组神经元会形成行动皮层，还有一组神经元会形成视觉皮层。一组劳动
者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形成一个部门，很多部门又会形成更高一级的部门，然后又形成
公司、经济分支、国民经济，最后形成全球经济。
还有荷兰德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复杂的适应性系统能够吸取经验，从而经常改
善和重新安排它们的建设砖块。下一代的生物体会在进化的过程中改善和重新安排自己
的生理组织；人在与世界的接触中不断学习，人脑随之不断加强或减弱神经元之间无数
的相互关联；一个公司会提升工作卓有成效的个人，为提高效率而重新安排组织计划；
国家会签定新的贸易合同，或为进入全新的联盟而重新结盟。
在某种深刻而根本的层面上，所有这些学习、进化和适应的过程都是相同的。在任
何一个系统中，最根本的适应机制之一就是改善和重组自己的建设砖块。
第三，所有复杂的适应性系统都会预期将来。很明显，这对经济学家来说没有什么
可大惊小怪的。比如说，对一个持续已久的经济衰退的预期会使个人放弃买一辆新车，
或放弃过一个很奢侈的假期的计划，这样反过来又加深和延长了经济衰退。同样，对石
油短缺的预期也能导致石油市场抢购和滥卖的巨浪——无论石油短缺的情况是否会出现
和消失。
但事实上，这种预期和预测的能力和意识并非只是人类才具有。从微小的细菌到所
有有生命的物体，其基因中都隐含了预测密码。“在这样或那样的环境中，具有这样的
基因蓝图的生物体都能很好地适应。”同样，一切有脑子的生物体，在自己的经验库存
中都隐含了无数的预测密码：“在ABC情况下，可能要采取XYZ行动。”
荷兰德说，更为一般性地说，每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都经常在做各种预期，这种
预期都基于自己内心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假设模型之上，也就是基于对外界事物运作的明
确的和含糊的认识之上。而且，这些内心的假设模型远非是被动的基因蓝图。它们积极
主动，就像计算机程序中的子程序一样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被激活，进入运行状态，在
系统中产生行为效果。事实上，你可以把内心的假设模型想象成是行为的建设砖块。它
们就像所有其它建设砖块一样，也能够随着系统不断吸取经验而被检验、被完善和被重
新安排。
最后一点，复杂的适应性系统总是会有很多小生境，每一个这样的小生境都可以被
一个能够使自己适应在其间发展的作用者所利用。正因为如此，经济界才能够接纳计算
机编程员、修水管的工人、钢铁厂和宠物商店，这就像雨林里能够容纳树獭和蝴蝶一样。
而且，每一个作用者填入一个小生境的同时又打开了更多的小生境，这就为新的寄生物、
新的掠夺者、新的被捕食者和新的共生者打开了更多的生存空间。而这反过来又意味着，
讨论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的均衡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这种系统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均
衡的状态，它总是处在不断展开，不断转变之中。事实上，如果这个系统确实达到了均
衡状态，达到了稳定状态，它就变成了一个死的系统。荷兰德说，在同样的意义上，根
本就不可能想象这样的系统中的作用者会永远把自己的适存性、或功用性等做“最大化”
的发挥。因为可能性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作用者无法找到接近最大化的现实渠道。它
们最多能做的是根据其他作用者的行为来改变和改善自己。总之，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的
特点就是永恒的新奇性。
各种作用者、建设砖块、内在假设模型和永恒的新奇——所有这些概而言之，毫不
奇怪地会使复杂的适应性系统非常难以用常规的理论机制来分析。大多数像计算或线性
分析等常规技术非常适于用来描述在不变的环境中的不变的粒子，但如果要真正深刻地
理解经济，或一般性的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就需要数学和可以用来强调内在假想模型、
新的建设砖块和多种作用者之间相互关联的繁杂大网的计算机模拟技术。
荷兰德谈到这些时，阿瑟飞快地做着笔记。当荷兰德开始描述他在过去的三十年中
为使自己的这些想法更为准确、更为实用而开发了各种计算机技术时，阿瑟的笔录越发
加快了。“这简直不可思议，”他说，“整个下午我坐在那儿，大张着嘴。”不仅仅因
为荷兰德指出的永恒的新奇性恰好是过去的八年中他的报酬递增率经济学一直想阐述的
意思，也不仅仅因为荷兰德指出的小生境恰好是他和考夫曼前两周谈论自动催化组时所
研究讨论的问题，而是荷兰德整个对事物的看法的完整性、清晰性和公正性让你拍着自
己的额头说：“当然！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荷兰德的思想对他产生了震动和认同感，
从而又在他头脑中激发出更多的想法。
阿瑟说：“荷兰德的每一句话都是在回答我这些年来一直在问自己的所有问题：什
么是适应性？什么是涌现？以及许多我自己都没有认识到的我正在探寻的问题。”阿瑟
还不清楚如何将这一切应用到经济学之中去。事实上，当他巡视会议室的时候，他可以
看见不少经济学家不是持怀疑态度，就是显得很困惑。（至少有一个正在做午后小歇。）
“但我相信，荷兰德的研究要比我们的工作精深许多许多。”他甚至觉得，荷兰德的观
点是极其重要的。
桑塔费研究所当然也是这样认为的。无论荷兰德的想法对阿瑟和经济研讨会上其他
经济学家来说有多么新异，荷兰德本人在桑塔费研究所的经常性成员中已经是个熟悉而
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了。
他与研究所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85年的一次题为“进化、游戏与学习”的研讨会上。
这个在罗沙拉莫斯召开的研讨会是由法默和派卡德组织的。（正是在这个研讨会上，法
默、派卡德和考夫曼第一次做了关于计算机模拟自动催化组的报告。）荷兰德演讲的主
题是涌现的研究，演讲似乎非常成功。但荷兰德记得听众中有一个人连续不断地向他提
出非常尖锐的问题。这个人一头白发，脸部表情既专注、又有些玩世不恭，目光透过黑
边眼镜射向他。“我的回答相当不客气，”荷兰德说，“我不知道他是谁。如果我知道
他是谁，我大概早就吓死了。”
不管荷兰德的回答客气不客气，马瑞·盖尔曼却显然很喜欢荷兰德的回答。在这之
后不久，盖尔曼给荷兰德打电话，邀请他来桑塔费研究所顾问团当顾问，当时这个顾问
团才刚刚成立。
荷兰德同意了。“我一到这个地方就真的喜欢上了。”他说。“对这儿的人所谈论
的问题和所研究的问题，我直接的反应就是‘我当然希望这些家伙也喜欢我，因为我就
属于这个地方！’”
这是一种共同的感觉。当盖尔曼提及荷兰德时，他用“才华横溢”这个词来形容—
—这可不是他随意用来夸赞周围的人的词语，而且盖尔曼也不是经常会为任何事惊诧得
瞪圆眼睛的。在早些时候，盖尔曼、考温和研究所的其他创始人几乎一直在用他们所熟
悉的物理学概念来思考新的复余性科学，比如像涌现、集体行为、自组织等问题。而且，
好像只要把这些比喻用于相同思想的研究，比如把涌现、集体行为和自发组织这些词汇
用于经济学和生物学这类领域的研究，似乎早已能创造出丰富多采的研究计划来了。但
荷兰德出现了，带着他对适应性的分析，更不要说他的计算机模拟技术。盖尔曼和其他
人突然就认识到，他们的研究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疏漏：这些涌现结构究竟在干些什么？
它们是如何回应和适应自己所在的环境的？
在后来的几个月中，他们一直在讨论这个研究所的研究议题不能只是复杂系统，而
应该是复杂的适应性系统。荷兰德个人的研究计划——理解涌现和适应相互牵连的过程
——基本上变成了整个研究所的研究计划。1986年8月，在由杰克·考温和斯坦福大学
生物学家马克·菲尔德曼主持的研究所的一次大型会议，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研讨会上，
荷兰德唱了主角（这也是将考夫曼介绍进桑塔费的那个研讨会）。戴维·潘恩斯还安排
带荷兰德去和约翰·里德和花旗银行的其他成员进行交谈，那是在和复杂的适应性系统
研讨会召开的同一天。在安德森的安排下，荷兰德参加了1987年9月的这次大型经济研
讨会。
荷兰德非常愉快地参加了这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他已经在适应性概念上默默无闻地
进行了二十五年的研究，到现在他已经五十七岁了才被发现。“能够和盖尔曼和安德森
这样的人一对一地当面交谈，与他们平起平坐，这太好了，简直不可思议！”如果他有
办法让他的妻子离开安·阿泊（他妻子是大学九个科学图书馆的负责人），他在新墨西
哥呆的时间会比现在更长。
但荷兰德始终是个乐天派。他这一生始终在做他真正喜欢做的事，而且总是惊喜自
己能有好运气，所以他有一个真正快乐的人的坦率和好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