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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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知识作为一门绝妙的技艺，能与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相提并论。新古典经济学
的严格性、清晰性和准确性使得有着数学家天性的阿瑟无法不大为赞叹。而且他也可以
理解，为什么前辈经济学家会那么热衷于它。在上一代经济学家开始崭露头角时，经济
学还处于十分糟糕的状况。他曾经听到过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在三十年代，英国的经
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说，你可以让五个经济学家串
在一个房间里而得出六种不同的结论。从各方面的报道来看，他这么说还算是客气的。
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经济学家长于观察，但在逻辑思辨上显得略微逊色。甚至即使他
们的逻辑思维也很强，你仍然会发现他们会在同一个问题上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原来
他们是从不同的、未经阐述的假设来探讨问题。所以在那些与政府政策或商业循环理论
有关的重大问题上，都会爆发不同派系之间的学术论战。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掌握
了数学理论的经济学家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少壮派。他们是一群自命不凡的家伙，决心要
清除经济学的马厩牛圈，使经济学变成像物理学那样严格精确的一门科学。他们成就非
凡，近乎达到了目的。取得了这一巨大成功的少壮派们——他们中间有斯坦福的肯尼思
·埃罗、麻省理工的保尔·塞缪尔森（Paul Samuelson）、柏克莱的杰拉德·德布诺
（Gerard Debreu）、罗切斯特的特加林·库珀曼斯（Tialling Koopmans）和莱昂内尔
·麦肯奇（Lionel McKenzie）——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伟大的老人，新的法典。
另外，只要你想学经济学——阿瑟仍然决定要学——还有什么其它理论可供选择呢？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喂，这儿是柏克莱，卡尔·马克思当然还是有跟随者的，但阿瑟不
是其中之一。在阿瑟看来，能够被科学预测到的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中的阶级斗争进程这
些玩艺儿明摆着是愚蠢的。不，就像某个赌徒曾经说过的那样，这游戏也许是个骗局，
但这是全城唯一的游戏。所以他只能继续修他的经济学课程，决心要掌握这个并不让他
十分信服的理论工具。
当然，在这段时间里，阿瑟也一直在撰写关于运筹学研究方面的博士论文。他的导
师、数学家斯图亚特·德莱弗斯（Stuart Dreyfus），是一个很出色的老师，而且是一
个和他相同的人。阿瑟记得1969年他刚到柏克莱不久去德莱弗斯办公室做自我介绍时，
碰到一个蓄着长发和胡子的研究生刚好从里面出来。阿瑟问他：“我在找德莱弗斯教授，
你能告诉我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吗？”
“我就是德莱弗斯。”那研究生说。他的实际年龄在四十岁左右。
德莱弗斯强化了阿瑟在麦肯锡所学到的知识，并给他提供了很有效用的经济学课程
解毒剂。阿瑟说：“德莱弗斯相信直接深入到问题核心的做法。他教我一直简化问题，
直到你认为你可以对付得了它为止，而不是一上来就解答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方程式。
他让你找出构成了这个问题的因素，找到关键所在，找到主要的部分和主要的解答办
法。”德莱弗斯不会让他为了数学而陶醉在花哨漂亮的数学公式里。
阿瑟对德莱弗斯的指导心领神会。“他的方法既好也不好。”阿瑟有点伤心地说。
如果他在后来把他的报酬递增率用厚厚的数学公式包装起来，也许更能使那些传统经济
学家们接受。其实他的同事也都劝他这么做，可他就是不愿意。他说：“我想把它阐述
得尽可能的平铺直叙、简练明了。”
1970年，阿瑟又回到了杜塞尔道夫，在麦肯锡公司度过了他的第二个夏天。他发现
这次就像第一次一样吸引他。有时他想，他是不是应该一直与麦肯锡公司保持联系，等
他毕业后来这里做一个最高档次的国际管理咨询专家，那他就可以过上非常豪华的生活
了。
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发现自己已经被经济学领域中的一个比欧洲工业问题还要混乱
无章的研究课题，即第三世界人口增长问题给吸引住了。
当然，这个研究课题使他有机会来往于火奴鲁鲁东西方人口研究所从事研究，这对
他也没有什么不好。他在那里还保留了一块冲浪板，可以随时去海边冲浪。但他对人口
问题的研究还是很认真的。那是七十年代初，人口问题正赫然耸立于世人面前。斯坦福
的生物学家保罗·厄里奇（Paul Ehrlich）刚刚出版了他的启示性畅销书《人口炸弹》。
第三世界那些曾经是殖民地的新独立国家正在为取得经济生存力而奋斗。西方经济
学家们则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如何帮助这些国家的理论。那时，最普遍而标准的提议是
强调经济决定论：为取得人口的最适条件，一个国家所要做的是给予它的人民适当的经
济刺激，以控制他们的生育，这样他们就会自动地、理性地做合乎他们自己利益的事。
特别是，许多经济学者提出，如果，或当一个国家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当然
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建成的——这个国家的公民自然就会经历一个“人口数量上的变迁”，
他们会自动降低他们的生育能力，以与欧洲国家盛行的人口生育模式相匹配。
但阿瑟相信，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一个更好的角度，或起码是更高明的角度：从
“时间延宕”的角度来分析人口控制问题，这也是他博士论文的题目。他说：“问题在
时间上，如果一个政府今天设法减少了出生率，那么十年以后就会影响到学校的大小和
多少，二十年以后就会影响到国家的劳动力，三十年以后就会影响到下一代的人口，六
十年以后就会影响到退休的人数。”从数学上说，这十分像试图控制远在太阳系之外的
宇宙飞船，而指令需要几小时才能到达那儿；或像调节你的淋浴喷头的水温，在你调节
喷头与热水淋到你身上之间有半分钟的延宕。如果你不把这段延宕的时间适当地计算在
内，你就会被烫伤。
1973年，阿瑟把他对人口问题的分析写进了他博士论文的最后一章：这是一部充满
了数学公式的大部头书，题目是：“动态规划在时间延宕控制理论中的应用”
（DynamicProgramming as Applied to Time－Delayed ControlTheory）。“这是从一
个很工程化的角度对人口问题的研究，里面尽是数字。”阿瑟不无后悔地回顾道。尽管
他有在麦肯锡工作的经验，得到过德莱弗斯的指教，对过分数学化的经济学也有种种不
耐烦，但他仍然首先感到把他引向运筹学研究的那种冲动：让我们用科学和数学来使这
个社会理性地运转。“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大多数人都抱有这种态度。他们是这个世纪的
传教士，只是他们不是想把基督教带给异教徒，而是试图把经济发展带给第三世界。”
使他受到震动，把他带回到现实中来的是他去纽约的一个小型智囊机构——人口委
员会工作这件事。1974年，在他完成了博士学位，并在柏克莱的经济系做了一年博士后
研究以后，就来到了这个人口委员会。就这个人口委员会的地理位置而言，它离第三世
界未免过于遥远了：它在公园大道的一座大厦里，主席是约翰·洛克菲勒三世。但这个
委员会确实认真地资助了对避孕、计划生育和经济发展等项目的研究。从阿瑟的观点来
看，最重要的是，这个委员会有一个尽可能地让研究人员从他们的办公桌前走出去，走
到研究项目现场的政策。
委员会的主任会问：“布赖恩，你对孟加拉国的人口和发展知道多少？”
“很少。”
“你想去了解这些情况吗？”
孟加拉国之行对阿瑟来说是个学术上的分水岭。1975年，他和人口统计学者杰弗里
·麦克尼考（GeoffreyMcNicoll）一起去了那里。澳大利亚人杰弗里·麦克尼考是他在
柏克莱做研究生时的同学，但更重要的是，是他把阿瑟引入了人口委员会。他们搭乘了
在一起政变后第一架被允许进入孟加拉境内的飞机到达了那里。飞机着陆的时候他们还
能听见机关枪的扫射声。此后他们去了乡村。在那里，他们就像做调查访问的记者。
“我们和村里的头人谈，和村里的妇女谈，和所有的人谈。我们不断地访问，想弄明白
孟加拉国的农村社会是怎样运转的。”他们尤其想弄清楚的是，为什么甚至在免费为村
民们提供现代化的生育控制措施以后，农村的家庭仍要平均每家生七个孩子——而且村
民们对他们的国家因为人口过多而经济停滞的情况似乎完全清楚。
阿瑟说：“我们发现，孟加拉的可怕困境，是村民的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之间的关
系导致的结果。”对任何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既然孩子很小就可以开始干活，尽可能地
多生孩子就可以带来很大的好处。由于一个没有防御能力的寡妇，其亲戚和邻居很可能
登门来把她的财产拿走。所以一个年轻的妻子为了自己的利益就要尽可能多、尽可能早
地生儿子，这样等到她老了的时候就有已经成年了的儿子来保护她。所以就有这样的话：
“族长们、竭力抓住丈夫的女人们和农业社会——所有这些利益合起来造成了多生孩子
阻碍发展的现象。”
在孟加拉国呆了六个星期以后，阿瑟和麦克尼考回到了美国，在消化了在孟加拉取
得的信息和资料之后，他们在《人类学和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调查研究报告。阿瑟返
美后落脚的第一站就是柏克莱，他到那里的经济系翻阅一些参考资料。他记得当他在经
济系时，凑巧翻看了系里最新近的经济学课程表。那上面几乎还是他很久以前学的那些
课程。“但我突然有一种很奇怪的印象，好像我与经济学中心有过一段距离，经济学在
我离开的这一年里发生了变化。然后我又明白了真相：经济学并没有发生变化。发生了
变化的是我自己。”他说。孟加拉之行以后，所有这些他花费了大量精力掌握了的新古
典经济学在他眼里变得毫不相干了。“我突然感到一种全面的轻松。就像从身上卸下了
一副重担。我再也不用非要相信新古典经济学了！我感到了一种极大的自由。”
阿瑟和麦克尼考合写了一份八十页的调查研究报告，发表于1978年，成了社会科学
方面的经典之作——而且立刻遭到孟加拉国政府的禁止。（两位作者指出，孟加拉政府
对首都之外的广大农村基本上失去控制，这片地区基本上是被封建教父们所控制的。这
使首都达卡的上层深感恼火。）但无论如何，人口委员会派到叙利亚和科威特的其他调
研人员回来后只证实和加强了他和麦克尼考的观点：从数量学和工程化的角度来探讨第
三世界人口问题——人类会像机器一样对抽象的经济刺激做出反应的观点——至多只是
个极其有限的方案。经济学，就像任何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可以告诉人们的那样，是与
政治和文化紧紧纠缠在一起的。这个教训也许是很浅显的，但阿瑟说：“我却费了那么
大的力气才懂得了它。”
这个深刻的发现使他对想找到一个对人类生育问题的普遍的、决定性的理论不再抱
任何希望。他开始把生育问题看作是在特定的社会习俗、神话和道德惯例下形成的、具
有自我连贯性的特有形式的一个部分。而且，每一种文化都有不同的特有形式。“你可
以在一个国家衡量像收入和生育这样的事，而在另一个国家却发现既有可以用同种标准
衡量的文化，也有完全不能用同种标准衡量的文化。它们是不同的特有形式。”所有的
事都是相互缠结在一起的，没有一个谜是可以脱离开其它因素得到解答的。孩子的数量
与社会的组成是有着相互关联的，社会的组成方式与这个社会中的家庭生育孩子的数目
也有极大的关系。
特有形式。阿瑟认识上的这一飞跃使他发现，特有形式的概念与他脑海里的某种东
西产生了共鸣。他这一生一直都被特有形式所强烈诱惑。在飞机上，如果可以让他选择
的话，他总是要坐在靠窗口的座位，这样他就可以从窗口看到飞机下面不断变化的景色。
无论在哪里，他总是会看见同样的东西：石头、泥土、冰、云彩等等。这些东西会组合
成一种别具特色的地貌，也许会连绵伸延半个小时。“所以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
么会有这样特有的地貌形式？为什么会有某种石头形状和蜿蜒而流的河流组成的特有地
貌，而在半小时以后又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地貌？”
但现在他目之所及皆是各种特有形式。比如1977年，他离开了人口委员会，去了一
个被称为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的由美苏合作的智囊机构。这个机构是勃
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作为缓和的象征而创建的。研究所坐落在距维也纳十英里外的一个小
村子里，是一座具有卢森堡玛利亚·特丽萨十八世纪建筑风格的华丽的“狩猎居”。阿
瑟很快就弄清楚了，这里离泰若岭（Tyrole）阿尔卑斯山的滑雪斜坡仅咫尺之遥。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如果你走进那儿的阿尔卑斯山山脉的村子里，你会看到
那些装饰华丽的泰若岭式的屋顶、栏杆和阳台，屋顶上很有特色的沥青。很有特色的三
角形拱顶和窗子上很有特色的百叶帘。但我没有把这看作是一幅很美的拼插玩具的图画，
而是看到，这村子里没有一部分是无目的性的，没有一部分不是与其它部分相关的。房
顶上刷上了沥青是为了冬天能在屋顶存住适量的雪以隔离严寒，伸延出阳台的三角形屋
顶的椽檐是用来防止雪落到阳台上来的。所以我曾饶有兴味地看着这些村庄自忖，这部
分这样组成是为了这样的目的，那部分那样组成是为了那样的目的，而所有这些部分都
是互为关联的。”
他说，给他留下了同样深刻印象的是，当他越过意大利边境到了多罗米克阿尔卑斯
山脉这一侧时，村庄的风格就完全不是泰若岭式的了。没有一样你可以指出来是你在泰
若岭见过的。仅仅是因为无数细节的改变，便组成了完全不同的整体。然而意大利的村
民们和奥地利的村民们面对的基本上是同样的落雪的问题。“我多少次地想，两种不同
的文化产生了两种全然不同的、但都具有自我连贯性的特有形式。”
海边的顿悟
阿瑟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式。如果你把所研究的问题看做是一个中世纪的
城堡，四周都围着城墙，那么，许多人的研究方式都是像一只斗架的公羊一样向城堡径
直发起攻势。他们会疯狂地直扑城门，尽自己全部的知识力量和聪明才智去摧毁防御工
事。
但阿瑟从来没有感到用斗架公羊式的方式来攻克难题是他的强项。他说：“我喜欢
先沉思良久。我只是在城外扎营，等待着、思考着，直到有一天——也许在我转向对一
个完全不同的问题研究的时候——城门的吊桥突然就放了下来，守城的人说：‘我们投
降。’解题的答案一下子就呈现在你面前了。”
这正是他对报酬递增率经济学研究的情形。“报酬递增率”，他后来这样称谓他对
经济学的这一思考。当时他已经在城外驻扎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的麦肯锡、孟加拉
之行、他对常规经济学的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