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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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顿说，所以，在各个方面“我都得以浸淫于信息进化的概念之中。这很快就成为
我的主要兴趣，非常合我的胃口。”确实，他的那种神秘感觉这时起了压倒一切的作用。
他说，不知为什么，他知道他已经快要寻到他的那种神秘感觉的踪迹了。
朗顿最喜欢的漫画之一是格雷·拉森（Gary Larson）的《在远方》（The Far
Side）。这幅漫画表现了一个装备完善的登山者正要下降到地面上的一个巨大无比的洞
穴。一位记者手持麦克风喊到：“因为那洞根本就不在那儿！”
“那正是我的感觉，”朗顿笑道。他说，他越学习人类学，越觉得这门课有一个很
大的裂缝。“人类学基本上是一个一分为二的学科。一方面是完整而清晰的对生物进化
的化石记录，附之于严谨而完整的达尔文理论体系作为诠释。这个理论包括了信息编码，
以及信息代代相传的机制。另一方面是人类学家所发现的对文化进化的完整而清晰的化
石记录。但研究人类文化的人不会去思考、讨论关于化石记录的理论，甚至不会去听这
类的理论。他们好像是在故意回避对这方面的研究。”
给朗顿的印象是，文化进化的理论仍然保留了19世纪以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烙印。
当时人们以“适者生存”为理由，来为战争和社会不公辩护。而他当然可以看到其问题
之所在。毕竟，他这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反对战争和社会不公，他就是无法接受人类
学上的这个裂缝。如果你能创建真正的文化进化理论，以此反对为现状辩护的伪科学，
那你也许就能了解文化究竟是如何发展的。重要的事情是，要对战争和社会不公有所行
动。
现在，他有了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感觉。朗顿意识到，这
不仅仅是关于文化进化的问题，也是关于生物进化、知识进化、文化进化、关于概念的
组合、重组、以及概念在人类思维上跨越时空的传播的问题，这是所有这一切的组合。
在最深的层次上，这些都是同一件事的不同方面。还不止这些，它们就像“生命游戏”，
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像他自己摔成散乱片断的心智。这里有一种凝聚力，这是一个
关于所有的元素逐渐聚拢，然后演变出结构、再演变出有能力成长和生存的复杂体系的
普通故事。如果他能够学会从一个正确的方式来研究这种凝聚力，能够把它的运作规则
抽象成某种正确的计算机程序，那么他就有可能抓住进化的所有重要特点。
“事情最终在我头脑里汇聚成一个完整的概念。”但这还只是一种想象，一种还无
法陈述清楚的想法。“但这是驱动我的唯一的力量，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978年春，朗顿把他的想法写成一篇二十六页的论文，题目是：“信仰的演化”。
他的基本观点是，生物和文化的进化是同一个现象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文化的“基因”
是信仰，信仰反过来又被记录在文化的基本“DNA”上，即语言上。他说，现在回想起
来，那篇论文是个相当天真的尝试。但那是他的宣言，也是他选择攻读跨学科的、自己
设计的博士学位题目的提议。这个提议能够让他对这个问题展开研究。而且这篇论文已
足以说服他的人类学系课程的导师泽古拉。“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也是一个出色
的教师，一个相信我的人。”朗顿说。“他是当时唯一能理解我在说什么的人。他当时
的态度是：‘按你想的干吧！’”但泽古拉也提醒他说，攻读这样一个特殊的博士学位，
必须还要从其它学科邀请指导老师。泽古拉作为一个物理人类学家，无法同时在物理、
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上也给他提供指导。
所以朗顿在亚利桑那大学读本科四年级时开始四处物色合适的导师。“这时候我开
始把我的想法称为‘人工生命’，它或多或少类似于人工智能。”他说。“我得给它取
一个精确洗练的名字，让人们一看就明白其研究范围。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人
工智能。人工生命就是尽力像人工智能抓住和模仿神经心理学一样抓住和模仿进化。我
不是要准确模仿爬行动物的进化，而是想在计算机上抓住进化的抽象模型，为此展开实
验。所以我用‘人工生命’这个词组，起码可以向人们敞开了解该项研究的大门。”
但不幸的是，朗顿总是一张口就吃闭门羹。他说：“我和计算机科学方面的人谈过，
但他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他们的领域的谈话内容是编程、数据结构和计算机语言。他
们甚至连人工智能都不研究，所以计算机领域里甚至没有人能够愿意听我谈。他们点看
头说：‘你的想法和计算机没有任何关系。’”
朗顿在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那里遭到了同样的冷遇他说：“我一直受到类似把你当
疯子看待的眼光。情况使人非常沮丧，特别是在我受伤之后，我无法确信我在做什么，
我是谁。”客观地说，朗顿到那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他不但能够集中注意力，而
且身体强壮，一口气能跑五英里。但他仍然觉得自己很怪、很难看、头脑不健全。“因
为我的神经系统紊乱，我搞不清楚自己的状况究竟如何。我对自己的思路再也不敢确信。
所以这次我对自己的想法也没有把握。没有人理解我在说什么，这种情形对恢复我的自
信没有丝毫的帮助。”
但他仍坚持努力。他说：“我觉得这是我喜欢干的事。我愿意不断推动事情的进展，
因为我知道我认准的这个研究方向与我在发生事故前神志清醒时和正常时所思考的问题
有关系。那时我对非线性动力学一无所知，但我对涌现的特点、对各个部分的相互作用、
对许多单个因素无法做到，但集合为集体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却有很强的直觉。”
不幸的是，本能不能解决问题。到大学四年级结束时，朗顿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些
努力都白费了，他陷入了困境。泽古拉很支持他，但泽古拉无法独自一人承担指导朗顿
的责任。他只能撤退，重组力量。
就在这期间，1979年12月22日，朗顿和爱尔维拉·色格拉（Elvira Segura），一
位活跃好争、谈吐直率的图书馆学硕士生结婚了。他们是在史蒂夫·泽古拉的人类学课
上相识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好朋友，后来事情就发展了下去。”1980年5月，
他以双学位毕业，主要因为他积累了太多学分，所以校方坚持授予他双学位。他毕业后
就和爱尔维拉搬进了学校以北的一个租来的双卧室的房子。
他们的生活暂时很稳定。他妻子在大学图书馆谋到了一个很不错的职位。朗顿自己
在做双份小时工。他在一个家庭装修公司做木匠，他觉得这份活儿有很好的锻炼疗效，
他还在一家彩色玻璃店当伙计。确实，他性格中的某一部分让他很满足于就这么一直干
下去。他说：“好玻璃有自己的生命。你可以把许多小块的玻璃拼成一起，合成一个完
整世界的效果。”但朗顿也知道他必须做出严肃的抉择，而且越早越好。他在泽古拉的
支持下已经被大学人类学系录取为研究生了，但是还没有获得专攻交叉学科的人工生命
的准予。这意味着，他要浪费很多时间来修那些他不想修、或不需要修的课。所以，他
是不是应该干脆完全放弃对人工生命的研究？
这绝不可能。“我现在已经醒悟了，就像已经改变了宗教信仰。我知道我必须走下
去，必须在这个领域攻读博士学位。只是对走什么途径还不太明确。”
他决定，他要做的是弄一台计算机来，用计算机来清楚地陈述自己的思想。这样，
他就能够谈论人工生命了，起码能向人们展示他的一些想法了。所以他向彩色玻璃店老
板贷了一笔款，买了一台苹果二型个人电脑，把它支在了小卧室里。他还买了一台小彩
电来当计算机监视屏。
“我一般都是晚上上机工作，因为白天我必须去上班。我基本上每夜都熬到两三点
钟。不知是什么道理，我的脑子总是在夜晚这段时间最活跃、最清醒，我的思维也是在
夜晚最自由、最富创造性。我会醒过来，脑海里盘旋着一个想法，于是我就会从床上起
来，尽力捕捉这个想法。”
他妻子对此并不高兴。他会听到她从另一间卧室传来的声音：“回来睡觉！明天你
会累坏的！”今天回想起来，爱尔维拉认为朗顿当初这么熬夜是值得的。但当时她对她
丈夫把家当作办公室的做法非常恼怒。对她来说，这所房子是家，是一个家庭所在，是
逃离外界的归隐之处，但她同时也很明白，朗顿需要这么做。
朗顿最初对人工生命研究的尝试极其简单：只是一个比一列基因表复杂不了多少的
“生物体”。“这个表上的每一个条目都是这个生物体的一个基因类型，比如，这个生
物体的寿命有多长？多久产生新的一代？是什么颜色的？它存在于空间的何处？然后还
有一些环境问题，好比鸟儿飞过，捡起背景中显得过多的东西。生物就这样演化，因为
当他们繁衍后代时，就会有变化的机会。”
起初，当朗顿完成了这个程序，看到它能够运作了，感到非常高兴。生物体确实在
演化。你可以看到它们的演化过程。但他很快就泄了气。“整个演化都是线性的。”他
说。生物体在做着明白无误的事情。它们不会演化到超出他的理解之外。他说：“这不
是真正的生物体。我的这个基因表是被外在的上帝——程序——所操纵的。繁衍如神话
般地发生。我所需要的是更封闭的过程——这样繁衍的过程会自动发生，成为基因类型
本身的一部分。”
在不知道从何开始做起的情况下，朗顿认为应该去亚利桑那大学图书馆，在那里进
行一番计算机知识方面的阅读。他试图用“自我繁衍”这个关键词找到有关书籍。
“我抱回了大量这方面的书籍！”他说。其中有一本参考书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
由约翰·冯·诺意曼撰写、勃克斯编辑的《自我繁衍自动机理论》。还有一本，《细胞
自动机论文集》，也是这个叫勃克斯的家伙编辑的。另外还有一本发明了相关数据库的
泰德·考德（Ted Codd）撰写的《细胞自动机》。这类的书有很多很多。
“哇！这就对了。当我发现这些书时，我对自己说：‘嘿，也许我是疯了，但这些
人起码和我一样疯狂！’”他读了冯·诺意曼、勃克斯、考德的书，以及所有他能在大
学图书馆发现的这方面的书籍。没错！都在那儿呢：进化、生命游戏、自我集合、涌现
的繁衍等所有这一切。
他发现，冯·诺意曼从四十年代末开始就对自我繁衍的问题发生了兴趣。当时他和
勃克斯、戈德斯坦已经设计出了可编程的数字化计算机。当时可编程的计算机这个概念
还很新奇，数学家和逻辑学家都渴望了解这种可编程的机器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这
个问题几乎是不可回避的：一台机器能通过编程来复制自己吗？
冯·诺意曼会毫不犹豫地给予肯定的回答，起码在原则上他认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毕竟植物和动物已经自我繁衍了几十亿年了，在生物化学这个层次上，动植物不过像星
球一样遵循着同样的自然规律。但这一事实并不能给予他很大的帮助。生物的自我繁衍
极其复杂，包括基因、性、精子和卵子的结合、细胞分裂和胚胎发育，更别说具体而详
细的蛋白和DNA的分子化学了，这些在四十年代几乎完全不为人们所了解。而机器则显
然没那么复杂。所以，冯·诺意曼在能够回答关于机器的自我繁衍的问题之前，他必须
将这个过程简化至其本质，其抽象的逻辑形式。也就是说，他必须在头脑中形成编程员
在许多年以后建造虚拟机器时的那种概念：他必须撇开具体的生物化学机器，找出自我
繁衍的重要特点之所在。
为了找到对这些问题的感觉，冯·诺意曼先做了一个思维实验。他说，想象一台机
器飘浮于一个池塘的水面，这个池塘里还有许多机器的零部件。接着，再想象这台机器
是一个宇宙建设者：只要给出任何一台机器的描述，这台机器就能在池塘中一直划到寻
找到制造机器所需要的合适的零部件，然后就制造出了这台机器。特别是，如果向它描
述一下它自己，他就能够复制出自己来。
冯·诺意曼说，这听起来像自我繁衍了。但却还不是，起码，还不完全是。新复制
出来的机器的零部件全都很合适，但它不会描述自己，这意味着它不可能继续拷贝自己。
所以冯·诺意曼同时也假定，最初的机器应该具有一个描述复印机：即对下一代机器的
复制性描述。他说，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下一代就具有了无穷无尽进行繁衍的条件。然
后就有了自我繁衍。
冯·诺意曼对自我繁衍的分析作为思维实验来说是非常简单的。如果我们用更正式
一点儿的方式重申的话，冯·诺意曼说的是，任何自我繁衍系统的基因材料，无论是自
然的还是人工的，都必须具有两个不同的基本功能。一方面，它必须起到计算机程序的
作用，是一种在繁衍下一代的过程中能够运行的算法。另一方面，它必须起到被动数据
的作用，是一个能够复制和传给下一代的描述。
这个分析结果变成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科学预测：几年以后的1953年，华生和克拉克
终于拆解开了DNA的分子结构之谜。他们发现这个结构正好完全具备冯·诺意曼所指出
的两个基本要求。作为一个基因程序，DNA编入了制造细胞所需要的酶和结构蛋白的指
令，作为一个基因数据仓库，DNA的双螺旋结构在每次细胞分裂为二时都能解开和自我
复制。进化以令人羡慕的节俭方式将基因材料的这种双重本质嵌入了DNA分子本身的结
构之中。
但还有其他的情况。当时冯·诺意曼知道，光有思维实验是不够的。他的关于在一
个池塘里的自我繁衍机器的想象仍然太具体，与过程的具体材料绑得太紧了。作为一个
数学家，他需要非常正式和完全抽象的理论。结果就有了后来被称为“分子自动机”这
个形式的理论。这是他的同事，住在罗沙拉莫斯的波兰数学家斯坦尼斯劳斯·乌兰建议
的。乌兰自己也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
乌兰建议的是约翰·康卫二十多年前发明生命游戏时所用的框架。确实，康卫当时
非常清楚，生命游戏只不过是分子自动机的一个特例。乌兰对冯·诺意曼的建议是，最
根本的是要想象一个可编程的宇宙。在这个宇宙中，“时间”被定义为宇宙之钟的滴答
声，“空间”被定义为一个个分离的细胞格。每一个细胞都是一个极为简单的、定义抽
象的计算机，一个有限的自动机。在任何一个时间和任何一个细胞中，自动机都会只存
在于无限状态中的唯一一种状态中，它可以被想象成是红的、白的、蓝的、绿的、黄的，
或1、2、3、4，或死的、活的，或不管什么。而且，宇宙之钟每滴答一次，自动机就会
转入一种新的状态，这种新的状态是根据其当前的状态以及其邻居当前的状态所决定的。
宇宙的“物理规律”因此就会被编入其转换表内：就是能够告诉每一个自动机根据其邻
居可能转换的状态做出改变。
冯·诺意曼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