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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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大根本性转变，就必须就原则性问题达成某种广泛的共识和对地球未来的理性看法，
当然更要做到在全球范围内更加理性地管理我们自己。
但另一方面，“如何宽容和维护文化的多样性？”盖尔曼问。这不是政治上是否正
确的事，而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存在。文化是不会被法令所连根拔除的。看看伊朗国王想
全盘西化伊朗而引起的强烈反抗就知道了。这个世界如果不能容忍多元化文化的存在，
就会完全失控。而且，文化的多元性对于一个永久持续的世界，就像基因的多样性对于
生物一样重要。盖尔曼说，我们需要跨文化的大融合。“尤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发现
为什么我们的文化对物质的需要超过了对精神的需要。”从长远来说，要解决物质和精
神这个两难的问题，不但需要敏锐的感觉，更需要行为科学研究有新的突破和更深刻的
发展。治愈每个人的精神疾病并非易事，治愈社会痼疾也并非易事。
盖尔曼说，当然，研究这类多面的、相互深刻关联的系统正是桑塔费研究所成立的
目的。但他认为，这个研究所的规模太小了，无法独自承担对全球持续问题的研究，需
要有像世界资源研究所、布鲁金斯研究所和迈克阿瑟基金会的共同参与（实际上迈克阿
瑟基金会已经是该项目的资助机构之一了）。盖尔曼说，应该由这些机构来承担政策方
面的研究，而桑塔费研究所则从事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这样他们就可以起步，将持续
性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了。
到了1990年5月，这个研究课题已经被改称为“全球持续”项目，而且早已不在考
温的控制之下了。考温唯一能做的是把气憋在肚子里，沉默地听凭它发展。毕竟盖尔曼
是研究所科学委员会的主席之一，比考温更有权对任何项目的研究方向发表意见。盖尔
曼能够、也确实做到了让这个项目按他的意愿进展，而考温作为研究所所长，只能负责
出去为这个项目筹措资金。
就好像这些还不够令考温气恼似的，盖尔曼的研究议题更让考温气上加气。其实考
温并不认为这个研究议题有什么不对。考温最初也是认为当今的世界远不能持久，这个
世界急需根本性的改变。惹恼考温的不是这个原因，而是盖尔曼和他在布鲁金斯、迈克
阿瑟和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同伙们过于自信了。尽管盖尔曼的主张与他们实际所做的完全
不同，但只要你实际听听他们所说的，就无法不感到他们认为自己完全知道问题的症结
所在，完全知道解决的办法，他们现在所要做的一切就是采取保护雨林的行动。
有这种感觉的并不是考温一个人。在研究所，有许多人都对全球持续项目抱有很深
的疑虑。这个项目已经变成了某种全球环境保护运动了。“如果你早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那这就不是一个研究项目了。”一位桑塔费研究所的研究员说。“这变成了一个政策实
施项目，这不是桑塔费研究所应该扮演的角色。”
但实际情况是，考温实在没有精力再来和盖尔曼争执了。让他去主持这个见鬼的全
球持续性项目吧。考温准备退休以后再回到他概念中的全球稳定性研究上来。“我感到
马瑞和我在知识层面上并不存在很深的分歧。我们太相似了。也许这正是问题之所在。
他的社交手段很容易就会让我感到被冒犯了。而且不止我一个人对他有这种感觉。但我
没有理由非要忍受这些，所以很容易就会不耐烦。如果我的性格再完美一些，就不会出
现这些问题了。我已经到了这把年纪了，不会和我已经做出让步的人去计较了。”
1990年已接近尾声，盖尔曼仍然是桑塔费研究所所长一职唯一可以考虑的人选。这
时考温凑巧和奈普闲聊了一次。奈普已经回到了罗沙拉莫斯主持介子物理实验室的工作。
奈普是一位身材高大、脾气随和的物理学家，有一头惹人注目的波浪般起伏的银色卷发。
他在和考温的闲聊中谈及罗沙拉莫斯正在提供非常吸引人的提早退休待遇，这样起码可
以部分地缓解冷战后国防经费缩减带来的压力。五十八岁的奈普说，他正在考虑是否要
借机提前退休。
他俩都不记得当时是谁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都说了些什么。但他们很快就触及到了这
个问题：奈普是否有兴趣接受桑塔费研究所所长的位置？
对考温来说，奈普是他中意的人选。奈普参与了桑塔费研究所最初的创建工作。当
时创建这个研究所还是一个在实验室资深研究员中酝酿的想法。奈普总是很乐意尽力帮
助促成这件事，甚至同意担任了两年研究所董事会主席的职务。他曾经在华盛顿主持过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后来又主持过美国大学研究协会（Universities
ResearchAssociation）。芝加哥城外的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和能源部新的超导超级
对撞机项目都是在这个七十二个成员的大学财团的领导之下的。奈普显然很关心桑塔费
研究所，关心研究所存在的意义。而且，与其他所长候选人不同的是，奈普对研究所该
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没有很强烈的个人倾向。
“乔治，”奈普抗议道：“你必须记住我不是个理论科学家，我是一个行政管理人
员。”
“这太好了。”考温答道。
对奈普接任所长一职的讨论就此开始。奈普同意，如果研究所董事会要他出来担任
所长一职，他会接受。当考温把这话带给董事会时，董事会成员显然都松了一口气。本
来始终有一个悬而未决问题：盖尔曼是否愿意，或是否可能把自己转变成一个行政管理
者，是否愿意把大量耗费在别的兴趣上的时间转移到桑塔费研究所的事务上来，干好这
份工作。到1990年底为止，大家总的看法是，他不会的。那么，既然现在有了一个大家
都能接受的所长人选，事情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就连盖尔曼自己也明白，如果硬要进行
投票表决的话，他必输无疑。
同时，盖尔曼自己也开始意识到，他想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工作。潘恩斯和其他人花
了大量的时间一再向他解释当一个行政管理者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财政预算、各种会
议和没完没了的人事纷争。潘恩斯一直在劝说他。“马瑞，这不是你想在桑塔费研究所
做的工作。你想做的是当一个教授。”
所以最终大家都保持了君子风度。1990年12月召开了特别董事会议，盖尔曼本人也
投了奈普一票。奈普获得了一致通过，当选为所长。
盖尔曼说：“我感到有些失望。我很想当这个所长。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这类
行政工作表示兴趣。不过我很高兴奈普当选了所长。很高兴我们选择的所长是个很好的
人，很容易共事。”
考温履行了他一年前的诺言，在1991年3月召开的董事会上辞去了桑塔费研究所所
长一职。也正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他尽到了自己的良心和义务。国家科学委员会和能源
部续延了对桑塔费研究所的资助。但只是续延了三年，而不是五年，维持了两百万美元
的数额，而没有提高到两千万美元。不过这笔资金确实得到了续延。同时，迈克阿瑟基
金会也已经决定将它对桑塔费研究所的资助金从每年三十五万美元提高到每年五十万美
元。好几位私人资助者也提高了他们的资助数额，包括高登·盖逖（Gorden Getty）、
威廉姆·凯克（William Keck）。马克斯韦尔也答应每年提供三十万美元的教授基金，
尽管他仍然按学期汇寄这笔基金。考温确实做到了在离任时为研究所近期工作奠定了良
好的资金基础。他的接班人奈普可以从容地继位，不用一上台就经常要为日常经费而寻
求资金了。（但在现实中，生活并不那么充满玫瑰色彩。1991年末马克斯韦尔突然死亡
后，他允诺的那笔教授基金也就化为泡影了。这给奈普1992年度财政预算留下了一个大
缺口，迫使研究所减少了来访人员和博士后的名额。但幸运的是，这一亏空只是暂时的，
可以弥补得上。）
桑塔费研究所所长一职刚顺利交接完，考温就离开了研究所。在经受了七年的焦虑
和行政重荷之后，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好好休整一下。这对他来说，意味着愉快地重新沉
浸到他和罗沙拉莫斯的同事们已经计划好的双贝它衰变实验中去。这项实验已经接近尾
声了，他有好几个月几乎都不在桑塔费研究所露面了。（双贝它衰变实验是考温长长的
一串研究计划中的一项。该项目于前一年10月受到能源部的表彰，考温被提名为具有崇
高荣誉的费米奖得主之一。这项奖是为表彰在发展、利用和控制核能源方面的杰出科学
成果而颁发的。前几位获该奖者包括像冯·诺意曼、奥本海默这样的人物。双贝它衰变
是放射性的一种古怪而极为罕见的形式。它为常规的基本粒子物理理论提供了敏感的实
验测试。令考温感到欣慰的是，他和他的同事们能够探测出这种衰变，证明了它完全符
合常规理论的说法。）
但对考温来说，暂短的休整对他身体的恢复显然很有效果。1991年秋天，他又重返
桑塔费，在研究所与朗顿共用一个办公室。不止一个人说过，他现在看上去有多么健康、
多么精力旺盛。
考温说：“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我从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后的感觉。就让我用这样
的比喻来描述这种感觉吧：这就好像有一个人一直处在一片噪音之中，当噪音突然终止
后他就有点回不过神来地说：‘那是怎么回事！？’或者就像你一直穿着一件苦行僧的
粗布衣服，当你刚脱下这件衣服时，会有点怪怪的感觉。如果你还具有清教徒的性格，
你刚脱下这件衣服时甚至还有点犯罪的感觉。但我现在已经穿上了改良过的粗布衣服，
感觉好多了。”
他说，特别是，他现在有这么多时间来思考这门新的复杂性科学。他发现自己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为之倾心。“谈到这个知识性概念的向心力，我感到似乎我比任何人都为
之所吸引。复杂性科学已经紧紧抓住了我的心，使我总是沉浸在一种永恒的激动情绪中。
我感到我的生命似乎得到了释放，是心智的释放。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成就，使我
感到我在这里无论做任何事都是值得的。”
他说，最吸引他的问题是适应的问题，或更准确地说，在不断变化和不可预测的情
况下的适应。当然，他认为这只是探索全球永久持续性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他同时发现，
在所有谈及“过渡”到一个永久持续的世界的内容中，一直都忽视了适应的问题。他说：
“不知是怎么搞的，我们的研究总是在谈一组从A状态，即现状，到B状态，即永久持续
的未来的过渡。但问题是，根本不存在这么一种状态。你不得不假设，过渡与转变会永
远地持续下去。你必须讨论的是，这些系统一直保持着某种动力，这种动力根植于其所
处环境之中，而环境本身也是在不断变动的。”就像荷兰德所说，稳定就等于死亡。这
个世界处在混沌的边缘，必须使自己适应永恒的新奇。考温说：“对此我还没有找到合
适的词汇来描述。只是最近，我在玩味海弗劳克·伊利斯（Havelock Ellis）的书《生
命之舞》，但这个词也不尽其意，生命并不是舞蹈，甚至没有一个特定的节律。所以，
如果我们回到赫拉克利特的概念：‘万物皆动’，那么，‘永久持续’这个词就并没有
抓住其本质。”
考温接着说，当然，也许像混沌的边缘和自组织的临界点这样的概念告诉我们，无
论我们怎样想防患于未然，A级灾难都是不可避免的。“巴克已经证明了，各种规模的
动乱与崩落，包括最大的灾难，都是基本的现象。我相信他的话。”但同时，对神秘莫
测、似乎不可遏制的、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他仍然抱乐观态度。“巴克所观察的系统并
不具有记忆和文化。我坚信，如果你一代代地加入记忆和准确的信息，在这点上比以往
有长足的长进，那么你就会积累智慧。我很怀疑世界是否会过渡为一个没有创伤、没有
悲剧的乐园。但我认为，人类应该相信自己能塑造未来。如果我们无法完全塑造未来，
我想我们起码能够实施某种灾难控制。也许我们能够做到让灾难的概率逐代下降。比如
说，十年前，核战争的可能性为几个百分点，而现在已经消失为零了。现在我们更加关
注的是环境和人的灾难。所以我怀疑，如果我们逐日地反复强调这一点，不断改善环境
恶化和人口爆炸的状况，那将会有助于我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社会。这比只会说：
‘这全是上帝的旨意’要强得多。”
另一方面，考温在评价他作为桑塔费研究所的创始人的业绩时，变得格外慎重。他
说：“我很高兴我做了这一尝试。现在我还无法评介这一尝试究竟有多成功。但在有一
点上，我们的时间没有白费：现在许多人都认为，是我们桑塔费研究所促使了物理学家
走向经济学。社会学等所谓的‘软’科学的研究。这使这些物理学家不再像以前那样顽
固坚持只研究能够进行严谨分析的现象，而开始进入了以往总是嗤之以鼻的‘模糊’领
域。一些保守的物理学家批评他们这样做是把自己也弄模糊了，但复杂这门新的科学的
出现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了，研究复杂性科学就是要关心到关于国家和世界的福利和幸
福的事。我认为，复杂性科学的研究趋势，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学术界都有好处。因为如
果这门科学能够发挥作用，就会导致重大事件的发生。我认为，这重大事件就是，过去
几个世纪变得像一盘散沙一样的科学事业将获得重新整合，物理学分析的严谨性与社会
科学、人文科学的远见将被重新结合起来。”
他补充说，到目前为止，桑塔费的这一努力已大见成效，特别是在经济学研究项目
上。但谁知道这种努力能延续多久呢？尽管所有的人都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也许仍然
会有一天，甚至连桑塔费研究所都会变得停滞不前、保守老化。凡机构都会发生这种情
况。“也许不得不关闭这儿的研究所，到别处另开一个研究所。我认为，开办这个研究
所是必要的。无论桑塔费研究所是否能够永远办下去，桑塔费的事业都必须继续下去。”
阳光灿烂的时刻
1991年5月的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午餐后不久，新墨西哥的阳光洒满了桑塔费所在
的修道院的小院，朗顿博士坐在一张白得晃眼的桌子旁，穷于应付记者穷追不舍的提问。
朗顿博士这些日子看上去格外轻松、自信。他已于六个月前，即1990年11月份，成
功地通过了他的关于混沌边缘的博士论文答辩，终于拨散了他生活中的这片乌云。同时，
他自然获得了科学家基础协会的会员证。桑塔费研究所立即就将他聘为“外部研究员”。
外部研究员与桑塔费研究所保持永久的合作关系，对桑塔费研究所的科研方向有很大的
发言权。冷战结束以后，罗沙拉莫斯的财政日益紧缩，只够维持日常运转。桑塔费研究
所于是就成了人工生命研究的主要支持者。朗顿觉得在研究所就像在自己的家一样，这
是他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
朗顿显然不是唯一一个把研究所当作家的人。午后洒满阳光的小院子里挤满了访问
学者和常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