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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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三人联名在苏联《控制学》（Kibernetika）杂志上发表了他们就此撰写的系列论文
的第一篇。“现在，经济学家们不但可以看到某一种结果产生的整个过程，而且可以从
数学推论中看到，一组组不同的历史事件是怎样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的。”
阿瑟说，最重要的是，报酬递增率再也不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所说的“无法分析的一片混沌了”。
侵犯神圣之地
1982年，阿瑟突然发现，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气氛已经远不如以前那样宜人
了。迅速恶化的冷战使这个研究所美苏双方人员的关系降到了只能维持表面客气的地步。
里根政府因为急于要使美国人避免在与苏联这个邪恶帝国的接触中堕落变坏，突然把美
国人撤出了这个组织。阿瑟对离开研究所感到很难过，与苏联同事共事曾使他感到非常
愉快，总不可能在一个哈波斯堡宫殿里揍一个军官吧？但事情的结果还算不错，阿瑟结
束了在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工作之后到斯坦福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教授。在斯坦
福，他在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声誉似乎对他十分有利。在快要结束他为期一年的访问教授
工作之前，系主任召见了他。“要让你留下来需要什么条件？”
“嗯，我知道有一个终身教授的位置正空缺着。”阿瑟说。他已经得到了世界银行、
伦敦经济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工作许诺，所以心里有底。
系主任大吃一惊。终身教授是一个具有崇高荣誉的职位，一般只授给最有声誉的研
究者。终身教授实际上是一个终身职位。“我们不拿终身教授的职位作为讨价还价的条
件。”她申明。
阿瑟说：“我并不是在讨价还价，而是你在问我留下来要什么条件。”
因此他们就给了他终身教授的职位。1983年，三十七岁的阿瑟成为人口研究与经济
学系主任和终身教授。他笑着说：“这是我在学术领域得到的第一个永久性工作。”他
是斯坦福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
这是一个值得回味的时刻。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他并不指望
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能再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尽管他的经济学同事们也许更欣赏他在
人口统计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许多人似乎仍然觉得他的报酬递增率经济学的概念难
以接受。
公平地说，许多经济学家还是很乐意接受他的观点的，有些人甚至对他的观点表现
出很浓厚的兴趣。但对他最致命的批评也确实几乎总是来自美国人。在斯坦福工作使他
只能面对这一事实。“我在加拉加斯谈我的观点不会汗流浃背，在维也纳谈我的观点也
不会冒汗，但我只要在美国谈我的观点就要大吃苦头。只要一听到我说报酬递增率的情
况是可能发生的，美国人就变得愤愤然起来。”
美国人对报酬递增率经济学的敌意让阿瑟感到困惑不解。阿瑟知道这敌意有一部分
是因为美国人对数学公式的热衷。毕竟，如果你毕生都在证明市场均衡的定律、市场均
衡的独特性和市场均衡的效率，那么，当有人走过来对你说，市场平衡的道理有些可疑
时，你肯定不会很高兴。就像经济学家约翰·黑克斯（John R．Hicks）1939年所写的
那样，当他看清了报酬递增率的真正含义时惊恐万状。“它威胁到要毁坏大部分的经济
学理论。”
但阿瑟感到，美国人对报酬递增率的敌意比这来得还要深刻得多。美国的经济学家
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同行都更加热情地献身于自由市场原则，并以此而著称。事实上，
当时里根政府正忙着削减税收、废弃联邦规定、将联邦服务设施“私有化”，总之是在
把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当做一种国家宗教。阿瑟后来逐渐认识到，美国人之所以对
自由市场原则如此热衷，是因为自由市场的理想已经和美国人对个人权利和个人解放的
理想紧紧联在了一起。这两个理想都基于这样一个概念，即，当人们都能自由地做自己
想做的事情时，社会就会处于最佳运转状态中。
阿瑟说：“每一个民主国家都得解决一些问题。如果你让人们都做自己想做的事，
那么你怎样去获得整体的利益？在德国，解决这个问题靠的是人人都关注自家窗外的他
人。人们会径直走过来对你说：‘给这婴儿带上帽子！’”
在英国，人们让一伙聪明人高高在上地掌管所有这些事。英国人会说：“噢，对了，
我们有专司其职的皇家委员会，由某某勋爵当主席。我们会把你们的一切利益都考虑进
去的。明天你家后院就会有一个核反应堆了。”
但在美国，人们的理想是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或就像阿瑟说的那样，“让每个人
都成为自己的约翰·维恩（美国西部牛仔片明星），端着枪到处跑。”无论这一理想在
现实面前已经做出了多大程度上的让步，但在美国人的心中它仍然具有神秘的力量。
而报酬递增率却正击中了这股神秘力量的心脏。如果一件件偶然的小事能够给你带
来多种可能的结果，那么你实际上选择的就不一定是最好的结果。这意味着，最大限度
的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也许并不能让人们获得所有可能性中的最佳结果。就这样，鼓吹
报酬递增率使阿瑟无辜地闯进了一个雷区。
嗯，他不得不承认他已经受到了多次警告。
他回忆说，那是在1980年，他应邀去布达佩斯科学院作一系列关于经济人口统计学
的演讲。有一天晚上，在布达佩斯州际旅馆的酒吧里，他和学术界人物马丽娅·奥古斯
蒂诺薇克（Maria Augusztinovics）闲聊。一手端了杯苏格兰威士忌酒，一手夹着一枝
香烟的奥古斯蒂诺薇克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女士。她的几任丈夫都是匈牙利最优秀的经济
学家，她自己也是一个非常有洞察力的经济学家，而且她还是个很有影响力的政治家，
在匈牙利政府中有很高的地位。据说她可以把官僚们当早餐吃。阿瑟不觉得这个说法有
什么值得怀疑的。
她问阿瑟，你近来一直在做些什么研究？于是阿瑟就开始向她热情地介绍他的报酬
递增率。“它能够解释许多问题，所有这些过程和特有形式。”他最后总结说。
奥古斯蒂诺薇克对于什么是西方经济学家应该遵循的哲学观念非常了解。所以她同
情地看着他说：“他们会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的。”
“她是对的，1982年到1987年的这段日子真令我生畏。我的头发就是在那段时间变
白的。”
阿瑟不得不承认，是他自己给自己造成了这巨大的痛苦。“假如我是一个从内心就
对经济学忠贞不二的人，那么整件事的发展也许会顺利些。但我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经
济学圈内的人，我是后来加入进来的。”
但他具有爱尔兰人的叛逆性格，而且他也没有情绪为讨好经济学的主流而把自己的
想法用众多经济学术语和假模假式的分析包装起来。这铸成了他严重的战略性错误：
1983年夏天，当他为正式发表而撰写他的第一篇关于报酬递增率的论文时，他是用直白
朴素的英文写的。
他解释说：“当时我相信我所写的对经济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决定用
一种浅显易懂的方式来写，这样就能使本科生也能读懂。我认为那种华丽的数学公式反
而会影响我的论说。而且我认为，嘿，我以前不是已经发表过数学性很强的论文了吗？
我不再需要证明什么了。”
这可大错特错了。他说，如果他以前还没明白这一点的话，那么很快他就明白了。
理论经济学家对数学技术的运用就像森林里的大牡鹿用它的鹿角一样：用它来进行相互
之间的搏斗，用它来建立自己的统治。而一个不用自己鹿角的牡鹿就会什么都不是。幸
运的是，阿瑟那年秋天在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已经把这篇论文的手稿作为工作报告
非正式地散发了。而正式论文在那以后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未得到发表。
1984年初，美国最富声誉的《美国经济评论杂志》寄回了他的论文，并附了一封总
编写的回信。这封信的大概意思是，“没戏！”《经济学季刊》在寄还他的论文时说，
季刊的读者不会认为此文有什么技术上的错误，只是他们也不会承认此文所描述的这项
研究有任何价值。《美国经济评论杂志》在换了一个总编以后暂时接受了他第二次寄去
的这篇论文，但在内部被来回推诿长达两年半之久，同时还要求作者做了无数次修改之
后，最终又一次退了稿。英国的《经济学杂志》只是简单地答复说：“不！”（在重写
了十四次以后，这篇论文最终被《经济学杂志》接受，于1989年3月以《竞争中的技术、
报酬递增率、历史事件导致的锁定》为题目登载了出来）。
阿瑟陷入了绝望的愤怒之中。当年马丁·路德·金还能把他的九十五篇文章钉在威
腾堡教堂的大门上，让每个人都能读到呢。而在现代的学术界，没有教堂的大门，一个
观点如果没有经过一份正式杂志刊登出来，就等于并非正式存在。令他倍感灰心丧气、
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报酬递增率这一观点最终开始流行起来，变成了经济学领域的某
种运动，而他却因论文被扣压数年，竟无法加入这场运动。
举经济历史学家为例。他们是从事技术历史、工业起源和真正的经济发展的经验性
研究的学者。斯坦福大学有一群第一流的经济历史学家，他们是阿瑟最初的和最热情的
支持者。因为很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受到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压抑。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如果被他们真正接受的话，那么这个理论实际上说的是，历史与经济是毫不相干的。处
于完美均衡之中的经济是存在于历史之外的。无论发生什么样历史事件的干扰，市场总
是会趋于所有可能性中的最佳选择。有少数经济学家正是这样认为的。美国许多大学的
经济系也正在考虑废弃经济历史这门必修课。所以经济历史学家们喜欢阿瑟的关于历史
事件导致“锁定”这个概念，喜欢一件件小事会导致重大后果这个观点。阿瑟关于报酬
递增率的观点为他们的存在提供了理论基础。
没有人比阿瑟在斯坦福的同事保罗·戴维（Paul David）更有效地鼓吹他的这一观
点的了。早在七十年代中期，戴维就独立发表了几篇关于报酬递增率和经济历史方面的
论文。但从阿瑟的角度来看，即使是戴维的支持也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在1984年底
的美国经济学学会的全国大会上，戴维参加了一个“历史的作用是什么？”的专题讨论。
在讨论中，面对在场的六百多名经济学家，他用QWERTY键盘设计这个例子来讲解被历史
事件锁定和途径依赖的观点。他的演讲引起了轰动，就连最顽固的数学经济学家也被他
打动了。现在有了一个理论依据来证明历史是重要的。《波士顿世界》还报道了他的这
次演讲。阿瑟很快就听见人们问他：“噢，你是斯坦福来的呀，那你有没有听说过保罗
·戴维关于历史事件造成的锁定效应和途径依赖的研究？”
“这简直糟糕透了。”阿瑟回忆说。“我感到我想说话，但却没办法说出来。我的
成就被记在了别人的头上。好像我只是在跟随，而不是在领头。我感到我走到了穷途末
路。”
1987年3月重返柏克莱大学时菲什洛和罗森堡的态度导致了阿瑟的精神崩溃，那次
可以算是他情绪的最低潮了。但还不止于此。他开始做起了恶梦。“一周里我三次做到
同一个梦，一架飞机起飞了，可我却不在飞机上。我觉得我肯定是被拉下了。”他开始
认真地思考是否要放弃经济学，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人口统计学研究上。他的学术事业
似乎已经化为灰烬了。
使他坚持下来的是他顽强的性格。他说：“我只是一个劲儿地往前推啊，推啊，推
啊，努力使自己相信，这个学术体系总有一天会不得不做出让步。”
结果他是对的。事情的发展正是这样，他没有再等太久。
第二章 老帅倒戈
倒霉的柏克莱之行的一个月以后，1987年4月加州的一个艳阳天，布赖恩·阿瑟在
穿越斯坦福大学校园时吃惊地看到一辆自行车猛地停在了他面前。车上跨着一个身着运
动服、打着领带、头戴一顶白色旧头盔的著名人物。“布赖恩，我正想给你打电话。”
肯尼思·阿罗叫住他。
是阿罗。阿瑟立刻警觉了起来。确切地说，倒不是他怕阿罗。不错，在很大程度上，
阿罗是经济学的高度数学化的始作俑者，而阿瑟反对的则正是这种高度数学化的经济学。
但阿瑟知道，阿罗是一个和蔼可亲、思想开通的人，他最喜欢的事莫过于一场痛快淋漓
的学术辩论。他是一个在把你的论点批得体无完肤后仍然可以是你的朋友的人。但，怎
么说呢？和阿罗谈话就像和教皇谈话一样，正是这一点让阿瑟感到有些惕怵。阿罗十几
年前就获得了诺贝尔奖，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最出色的经济学家。六十五岁的阿罗思维仍
然如闪电般敏捷，而且听说他对草率的推理极不耐烦。他只要一走进房间就能整个改变
一场学术讨论的气氛：发言者开始感到如履薄冰，听众则停止了玩笑，挺直了身板，人
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正在讨论的问题上，异常小心地斟酌自己的提问和评论。因为谁也
不想在阿罗面前表现得像个白痴。
“哦，你好。”阿瑟说。
阿罗显然有什么急事要赶着去做。他急促地对阿瑟说，他正在帮新墨西哥的一个小
型研究所筹备一个由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参加的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将于今年夏末召开。
他负责为这个研讨会邀请十名经济学家。凝聚态物理学家菲尔·安德森负责邀请十名物
理学家。“你能不能来参加这个研讨会，并拿出一篇关于形态锁定的论文？”他问。
“当然。”阿瑟立刻表态说。形态锁定？什么是见鬼的形态锁定？难道阿罗谈的是
他在形态锁定和报酬递增率方面的研究？难道阿罗竟然知道他在报酬递增率方面的研究？
“嗯，这个研究所在什么地方？”
“在桑塔费，就在洛矶山脚下。”阿罗答。他重又骑上车，匆匆告别，答应马上给
阿瑟寄些资料来，然后就骑走了。阿罗沿着斯坦福大学校园内棕榈叶遮荫的大道一直骑
出去好远，阿瑟还能看到他的白色头盔。
阿瑟一直望着阿罗骑车远去的背影，极力想弄明白他刚才到底答应了做什么？他搞
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令他更为惊讶：是物理学家想和经济学家对话呢？还是阿罗想和他谈
话？
几周以后，1987年5月的一天，阿瑟接到一个从桑塔费订来的电话。打来电话的人
声音柔和地自我介绍说，他叫乔治·考温。考温在电话上感谢阿瑟同意今年秋天来参加
经济学家的研讨会。他说，他和他的同事们非常重视这个研讨会。桑塔费研究所是一个
由物理学家马瑞·盖尔曼和其他一些人创办的小型私营机构，致力于复杂系统各个方面
的研究。所谓复杂系统的各个方面，指的是从凝聚态物理学到社会整体的各个方面，包
括任何内部有许许多多相互作用的因素的事物。这个研究所没有教职工，也没有学生，
但却在致力于尽可能广泛地在研究人员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