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自然与人生的盛宴-莎士比亚戏剧-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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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用通俗的话概括道：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撕毁了给人看，而喜剧则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毁了给人看。具体地说，喜剧要撕毁社会上那些不正常的、不如人意的东西，人性中的小毛病、大错误等等。它也会有闹剧中的那种十分轻松欢快的场面，但它更有完整的故事。对生活带着微笑，虽有时噙着眼泪，虽有误会、有伤感，但弥漫全剧的总是喜悦的情绪。亚里士多德说，喜剧要摹仿的是比我们平常的人要坏的人，这个坏并不是邪恶，而是有一些缺点。英国一位古典主义批评家说过，喜剧描述的是我们生括中常犯的错误，描写生活中最可笑、最难堪的事，以此警告观众，不要重蹈那些人和事的覆辙。综合他们的说法，用之于今天的戏剧舞台，我们可以看到喜剧与悲剧之间的界限远不如在古代那么分明，所谓乐极生悲，是我们时代的人们感情起伏彼动的惯见情形。
在莎士比亚时代，喜剧的观念正在不断的发展中，作为发展中的一环，他的喜剧作品明显地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喜剧。他的喜剧是独特的，严格地说，作家的创作都应该是独特的，不能重复他人或者重复自己。当然，在莎士比亚喜剧创作的开始阶段，他很大程度上受古典作家的影响。
他的喜剧的成因有多方面的因素，他所处的时代的需求是他创作时最重要的参照之一。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英国海军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取得海上霸权，英国处在一种亢奋状态中，商人借此东风，不断扩张英国的经济势力，遂使英国成为当时的超级大国。随之而来的是文艺上对中世纪禁欲主义的反抗和冲击，城市的手工业者、商人们不能一味地看宣扬爱国主义的历史剧。福斯塔夫这种角色，太使人喜欢了，他身上没有历史的霉味儿，他活泼泼地就是现实中的人。为了迎合这一批观众的欣赏趣味，喜剧的创作就繁荣起来。另外宫廷对莎士比亚喜剧创作影响也很大。如同中国清朝慈禧太后对京剧的喜好鼓励了京剧的发展一样，宫廷的艺术趣味往往流行全国，蔚成风气。伊丽莎白女王是个戏迷，身边的大臣们、宠信们也乐于供奉，因此就有了所谓“宫廷喜剧”。女王当然要看欢喜的故事、华美的场面。这就决定了宫廷喜剧的风格。十六世纪八十年代为宫廷写的主要剧作家是约翰·李雷，他的语言词藻华美、十分讲究、差不多相当于我国六朝的骈文。他后来作为散文家，仍是这种风格，人们以他的一本散文集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文体，叫“绮丽体”（Euphuism）。莎士比亚早年学习过这种风格，或者说感染了这种风气。早期剧作中的有些人物操着同一种腔调，一说一大篇，十分悦耳，但内容并不充实。后来他越来越成熟，形成自己的风格，还到宫廷演出，深受欢迎。宫廷的趣味也是在变的。
此外，莎士比亚还受到同时代人喜剧创作的影响。例如本·琼生曾写过一剧叫《人人扫兴》，在当时引人注目。该剧被称作“性格喜剧”（edy OfHumour），因为剧中人物大多在某一方面习性成癖，如凶残、贪婪等等。作者的目的是除了批评人性的弱点外，也讽刺和批判产生这种人物的现实社会。
总之，文艺复兴时代是个新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莎士比亚得天时地利，注意吸收一切有益的东西，从希腊罗马的古典戏剧，到意大利的浪漫传奇，他广采博收，溶汇到自己的喜剧创作中。
《驯悍记》
——粗暴和粗俗
中国古典小说巨著《水浒传》妙处很多，但有一点是美中不足，那就是对妇女的态度太坏，写了潘金莲等一批所谓淫妇，使后世的读者、批评者为之扼腕。莎士比亚也被一些人惋惜——在《驯悍记》里他写了一个泼辣骄悍的女子怎样被一个男人制服的故事，现代的一些女权运动积极分子不免颇有微词了。
意大利帕都亚城的大富翁巴普提斯塔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凯瑟琳娜，脾气暴躁，倔强固执比一个男孩还厉害几分，当地人都称她“泼妇”，她的妹妹比恩卡与她相反，温良恭俭，于是向比恩卡求婚的人很多，而凯瑟琳娜却有嫁不出去的危险。这时彼特鲁乔，一个外地的贵族青年，来这里物色对象。他听说凯瑟琳娜长得漂亮，又很富有，没有被她的骄悍的声名吓倒，反而更感兴趣，立意要把她驯服，成为温柔的妻。从天性上说，彼特鲁乔是个活泼聪敏，心地善良的人。他同时具有一种高超的乔装的把戏，就是在心里完全清楚的情况下，做出一副气愤填膺，昏了头的神态。这种善于作戏的技巧，如果用来做坏事，很可以成为大奸大恶。但彼特鲁乔是个善良的极富同情心的人。他用这种方法，暂时对付这位泼妇，只是装假，开个玩笑，再说他认为这种手段也出于必须，因为对付暴躁的最好的办法是更厉害的暴躁，所谓以毒攻毒。
因为他再三声言，执意要娶“柔顺的凯瑟琳娜”（他就是这么称呼她的）为妻，后者的父亲也只好同意——他巴不得她赶紧嫁出去——答应给以丰厚的陪嫁，并把女儿叫过来，与彼特鲁乔见面，彼特鲁乔已经想好了办法，那就是：“她若是骂我，我就夸她唱歌象夜莺那样美妙；她若是对我皱眉，我就说她象才经露水浸润的玫瑰那么清丽；她若是一句话也不说呢，我就称赞她口才流利。若是她让我走开，我就向她道谢，好象她要留我住一个星期似的。”总之，他的策略是厚着脸皮，掌握主动权。等凯瑟琳娜出来，他一个劲儿地夸她性情柔顺、美丽可爱、天下无双，并表示坚决要娶她作妻子。等她父亲过来询问结果时，他抢先答道，凯瑟琳娜已殷勤地接待了他，答应下星期天结婚。凯瑟琳娜矢口否认，并大吵大嚷，责备父亲不该要她与这样一个泼皮无赖相识。彼特鲁乔就说，老先生且莫以为这是不同意，因为他们俩事先已商量好，她要在父亲面前装出很不乐意这门亲事的样子，其实他们单独在一起时，她温存多情，是个很可人意的未婚妻呢。他临走时说要去备办些华美的礼服，好在星期天的婚礼上把妻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但星期天举行婚礼的时候，宾客们早已到齐，彼特鲁乔迟迟未来。凯瑟琳娜急得直哭。最后他总算露面，但原来答应置办的衣物一件也没带，而且他自己也穿得十分寒伧，骑一匹皮包骨头的瘦马，好象不是来结婚而象是演滑稽戏。这就是他的以暴制暴招术的开始。当人们要他换上好衣服时，他振振有词地说，他亲爱的凯瑟琳娜嫁的是他本人而不是他的衣服。在教堂里，他的行为愈发粗鲁，当神父问他愿不愿娶凯瑟琳娜为妻时，他回答“愿意”，声音极大，吓得神父将圣书弄掉地上，而刚要弯下腰去捡时，又挨了彼特鲁乔一拳，连人带书倒在地上。整个婚礼过程中，他不断地跺脚叫骂，把凯瑟琳娜吓得直打哆嗦。当然他这一味地胡闹，都是装出来的。
从教堂回来，巴普提斯塔已办好丰盛的喜筵，但彼特鲁乔抓着凯瑟琳娜要带她回家，不管她怎么抗议，不管岳父怎样挽留，他执意要这样做。他说，作丈夫的有权力随意处置他的老婆。她呢，最后只好服从。我们看到彼特鲁乔最终取得胜利的希望了，我们对这个驯悍的故事的介绍也就到此为止，因为到这里，事情就好办多了。但仔细想一想，就要提出一个问题，彼特鲁乔作为男子汉大丈夫，多了世俗观念这件利器，他的驯悍的功绩自然要打折扣。后来，他继续保持这种粗暴态度，表面温存，实际上严厉地折磨凯瑟琳娜，直至取得对她的绝对专制，例如，彼特鲁乔说：“凯瑟琳娜，你那顶帽子不好看，把那个骗钱货摘下来，丢在地上吧。”他的妻子马上照办，尽管她刚说过她很喜欢这顶帽子。众人皆惊诧莫名。
彼特鲁乔认为这样的夫妻关系有主有从，是一切甜蜜幸福生活的良好开端。不管当时和后世的观众怎么看，不管大男子主义者，男女平权分子怎么想，反正在这出戏剧里，这对主人公是夫唱妇随地过上了美满的生活。凯瑟琳娜在帕都亚仍然出名，不过现在是作为妇德和顺从的典范而出名的。
其实，当时的观众很喜欢看这样的东西。热闹、有趣、过瘾。人们特别是下层的劳动者，为了消遣来到戏院，本来就不是来受什么教育的，他们也不管什么平等思想，只要好看就行了。中世纪以来的闹剧，搬演类似的故事很多，其主要的角色总是那几个，如吹牛大王，惧内的小丈夫，凶悍的妻子等等。舞台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大千世界的一切现象都可能被戏剧家作为素材。
《驯悍记》虽然仍摆脱不了传统的影响，但在人物性格刻画方面有了显著的进步。作者注意通过人物的一连串行动来显示其性格特征，也注意在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加以衬托。
《爱的徒劳》
——语言的芭蕾
《爱的徒劳》是一出宫廷戏，情节十分简单。一位国王很喜好学问，接受他的几个同学的建议，定了一个规章，规定大家三年之内一心读书，任何女子不得进入宫廷一里之内，三年之内，他们不得与任何女子交谈。这个可笑的规章当然刚刚订出就被违反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背弃了自己的誓言。因为现实世界是生动活泼的，书本和誓言禁锢不了她。便是国王，不久就接待了一位端庄美丽的姑娘，法国国王的女儿。在年轻人中，爱情是免不了的。正如剧中人物俾隆在一次长篇大论中说的，恋爱是合法的，谁也禁止不了。大家发誓发愤读书，却抛弃了各自的一本最宝贵的书籍，从女人的眼睛可以得到最好的教训，那是艺术的经典，知识的宝库，世上没有一个作家能够象一个女人的眼睛一样把那么多的美丽启示给读者。一切沉闷的学术都局限于脑海之中。吃尽苦头，收获甚微，而学会恋爱就不一样了，它不会被禁锢在心里，它会随着周身的血液，象思想一般迅速地走遍全身，使每一个器官发挥出双倍的效能。恋人眼中的光芒能使猛鹰眩目，恋人的耳朵听得出最微细的声音，恋人的感觉比戴壳蜗牛的触角还要微妙灵敏；恋人的舌头使善于辩味的酒神显得迟钝；论勇力爱情不是象大力士赫拉克勒斯一般，永远在乐园里爬树想摘下金苹果？象人面狮身的斯芬克斯一样狡猾；当爱情发言的时候，就象诸神的合唱，使整个的世界陶醉于仙乐之中，诗人怎敢提笔抒写他的诗篇，除非他的墨水里调和着爱情的叹息。有了爱情他的诗句就会感动野蛮的猛兽，激发暴君的天良。女人的眼睛永远闪耀智慧的神火，是艺术的经典，知识的宝库，装饰、涵容、滋养整个世界，没有它们，一切都会失去它们的美妙……经过这样的鼓动，国王立即下命令，要大家不管什么誓约，赶紧冲锋陷阵，不耽误每一秒钟。
尽管除爱情之外，世上还有许多美好的事，这里对爱情的赞美，也许有些过热，但这本来就是热烈的事情，冷淡的评价是毫无意趣的。理智和情感同样有价值，难题是怎样达到平衡——但追求平衡的人本身就已经有些冷了。所以象那个国王，在一开始就是在违心地追求平衡和理智。莎士比亚在这出戏中：常常是不平衡的，不时达到一种激昂亢进的状态，他的语言的潮流，带着爱情的细语或呼啸，滚滚流淌，读之让人快意。我们不必担心这对于舞台演出，对戏剧情节发展的节奏会有妨碍。最难得的恰就是这种该平稳沉静时平稳沉静，该激昂亢奋就激昂亢奋，而不是刻意雕琢，跟自然的法则、性情的法则对着干。
从剧中大量运用排比修辞手段的对白中可以约略看出莎士比亚在这出戏里对于语言的讲究。他明显地受了约翰·李雷绮丽体的影响，使用叠句和押韵的诗体对话，时常穿插些诗歌。有人把这个作品称为“一场语言的芭蕾”，表现了莎士比亚的语言天赋。这些华美的文辞在译成中文后，虽然有些掉色走味，但仍然华丽流畅。俾隆反对国王的规章时说道：为什么要我喜爱流产的婴儿？我不愿冰雪遮掩了五月的花天锦地，也不希望蔷薇花在圣诞节含娇弄媚，万物都各自有它生长的季节，太早太迟同样是过犹不及。是的，万物有时，莎士比亚在早期戏剧中这种语言试验不是徒劳的。我们知道在中国文学史上，初唐曾有王杨卢骆四杰，文风受六朝绮丽的影响，曾遭到很多的反对，甚至被贬得不值一哂，但唐代伟大的诗人杜甫对他们的评价很高，有一首诗写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名与身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见识之通达，是许多人所不及的。
虽然这个剧本并没有多大的社会意义，但技术上并不粗糙，它带着那种符合宫廷审美标准的古典的对称和合谐。作者在安排人物、安排情节、运用语言方面都极讲究，典雅与粗卑，热情、朝气蓬勃与老气横秋相互衬托，错落有致。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是来自西班牙的会逗笑的小丑亚马多，他不但妙语联珠，常用漂亮的双关语和比喻，而且近墨者黑，在那些学者型国王廷臣面前，他也极力掉文，满口胡诌些文言，但总是罗罗嗦嗦，夹缠不清。
《维洛那二绅士》
——友谊与爱情
维洛那是威尼斯西边的一座城市。这里住着两个年轻的绅士，一个叫瓦伦丁，一个叫普洛丢斯。两人从小结下深厚的友谊。从未因什么不愉快中断过。普洛丢斯有一个情人叫朱利亚，他总是向朋友谈起这位美丽的姑娘。象所有恋爱中的人一样，他总是魂不守舍，一副担忧焦虑的神情，瓦伦丁见他这样，老拿他开玩笑。
一天，瓦伦丁来告诉普洛丢斯，他要到米兰去见见世面，不愿这样呆在家里，磋砣岁月。他们分别时，相互发誓，让友谊天长地久，普洛丢斯对瓦伦丁说，在路上要是见到什么好东西，希望想起老朋友，那样一个人的幸福就变成双倍的两个人的幸福了。
普洛丢斯送走瓦伦丁，就专心致志地恋爱，赶紧写信给朱利亚。当朱利亚的仆人露西塔把信拿给小姐时，她却不肯收下。本来她是深深地爱着普洛丢斯的，但她决心要显出少女应有的骄傲，考验她的情人一番，因为多受一些甜蜜的折磨，好事可以更好，珍贵的显得更珍贵。主意虽定，但爱心活蹦乱跳。她刚下令把信退回，又赶紧把女仆叫回来，却问现在几点钟了。女仆差不多都是象《西厢记》里的红娘一样的机灵鬼儿，不告诉小姐几点了，把信递了过去。朱利亚心思被人看透，非常恼火，把信撕碎扔在地上，喝令女仆出去，立刻过去把那些纸片拼起来，看见一些残缺不全的句子如“爱情受了创伤的普洛丢斯”等等，十分伤心，叹息良久，埋怨自己叫信受了创伤，应该向每一片碎纸赔罪。
结果，与原计划相反，她给普洛丢斯回了一封比以往更多温情的信。那一位接读，得意忘形，高呼：“甜蜜的爱情！甜蜜的字句！甜蜜的人生！”恰在这时，他的父亲来找他，问他信是谁来的，他支吾其词，谎称是瓦伦丁的来信，信上说在米兰很受公爵的宠爱，特意告诉老友，一同分享喜悦。父亲来找他正为这事，他要普洛丢斯也去米兰，趁年轻长些见识。普洛丢斯心中暗自叫苦，但难违父命，只好与心上人告别。双方互赠戒指，发誓永不变心。
瓦伦丁的确受到公爵的宠爱，而且从一个自诩无忧无虑的单身汉，变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