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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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默斯说，“有一种‘自行车理论’——你走得越快就越稳，如果一停，它就倒了。这也许就是你所担心的。但政府的政策是促进国际一体化的因素之一，此外还有私有经济的发展需求、日新月异的科技等，例如即时通信（instantmessaging）在没有任何政策变化的情况下就可以促进世界一体化。只要国际化的一些动力不变，国家政府会愈加投入国际一体化中。一些美国政治家有从区域自由贸易协议退出的倾向，但如果其他国家都在谋求区域经济一体化，就像在游乐场，孩子们分拨玩游戏一样——看谁和我是一拨的，美国也很难退出区域经济一体化。”
接着，一个学生就非洲发展前景和免除债务的可能性提问。Pritchett表示悲观，“即使非洲现在的发展势头有一点向上的趋势，我认为非洲也不可能像中国和印度那样有持续的发展，尤其是那些撒哈拉沙漠周围的国家。很多非洲国家的国界是在取消殖民主义过程中任意划定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像赞比亚、乍得这样的国家，无论有多少外援，几乎都不可能发展起来。再加上大约有20亿中国和印度的人工被卷入世界大市场里，这些非洲国家不可能竞争得过中国和印度。即使非洲的人力成本是零，也竞争不过。但我并不是说整个非洲大陆没有希望。非洲会有个别的地方成为经济发展的龙头，但它们会带动非洲其他国家的发展吗？很有可能不会，有可能只会加剧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在中国和印度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萨默斯说，“免除非洲债务比看上去复杂。现在免除债务就会提高今后非洲贷款的利率，而且损坏那些努力偿还贷款的国家的利益。”
他比喻说，“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一周有五美元的零用钱。但孩子调皮，有时会入不敷出，于是向爸爸借钱，等下周有了新的零用钱再还；到了生日或圣诞节时，爸爸也会免除一些债务作为‘优惠’。如此循环往复，孩子得出的结论是：最终的问题是爸爸到底愿意给他多少钱，这与一周五美元的机制无关。再比如，美国的一些州对还不起车贷的人很严厉，不需要什么程序，车行或银行就可以拿回汽车的所有权。另一些州则选择保护贷款人的利益，只有在不影响贷款人上下班或接送孩子的条件下，才能拿回汽车的所有权。那么贷款买车的利率在第一类州肯定要比在第二类州低。如果你是那种省吃俭用也要还上贷款的人，住在第一类州就合适；若住在第二类州就吃亏了，因为你付的高利息中，有一部分是在为那些不负责任的贷款人支付风险成本。”
有学生提问，“如何运用这门课中讲到的分析方法，帮助选民区分三位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方案呢？尤其是在经济政策方面，谁是最佳候选人？”
萨默斯笑了，“我年轻时在华盛顿工作的一个顶头上司曾告诫我，永远不要在时间不够的情况下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问题证明了他是非常明智的。”
他接着回答，“我认为在现阶段的竞选中，候选人不是在突出各自政策中的细微差别，而是在突出人格魅力、经历与经验的不同来赢得选民。但无论谁当选总统，最终都会面临一系列国际化问题的挑战。他（她）当选总统后，会更加严肃地对待这些问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为了迎合选民的胃口，说一些不负责任、不能完全兑现的话）。”
最后，萨默斯邀请所有人参加周日下午3时到6时在他家里的聚会。他说，“我太太坚持让我说出参加聚会的人数，所以计划周日去我家的人请举手。”不出人所料，一百多人中，绝大多数举起了手。“好的，我们会准备足够吃的东西。”
大家都笑了，以掌声致谢。■
二十五 曼昆总结经济学原理
最后三次课，曼昆分别总结财政与货币政策，并请来一位“神秘来客”
曼昆所开设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课程即将结束，他首先祝贺学生们完成了一学年的课程（秋季是微观部分，春季是宏观部分），然后他邀请所有的研究生助教站到讲台上，感谢他们一年的辛勤劳动。
如此致谢事出有因。这门课是面向本科一二年级学生的基础经济学课程，选修者近千人，但一般来说，曼昆本人只在学期开始上两三堂介绍性的课，在学期结尾再上两三堂总结性的课。其他课程，他会邀请五六位经济系的其他教授介绍其各自领域。而学生们被分为30人左右的小组，近30个研究生助教每人负责一个小组，组内学生的教学、作业、考试、成绩等一系列具体工作均由他们负责。
学期已近尾声，曼昆将利用最后三次课进行总结和答疑。
退税是好事吗？
4月28日，曼昆对财政政策进行总结。
他打印出四小时前刚刚在美联社网页上刊出的一条新闻：退税支票在4月28日提前寄出。大约1。3亿美国家庭会在几天内收到支票，个人最多收到600美元，夫妻最多收到1200美元，每有一个未成年孩子再加300美元。布什总统明确表示，这次减税是为了刺激消费。曼昆说，“这是典型的短期财政刺激经济的政策。”
“如果你是国会财政预算办公室的经济分析员；你该怎么办？”曼昆提问，他表示，这并不是一个完全假想的问题，因为这很可能是优秀的经济系学生暑期实习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你的老板，某个州的参议员或众议员也许会提议增加税收，让你分析一下增税后各种可能的后果。”
提问后，他介绍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思考这个问题。
首先，税收扭曲了市场均衡价格，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社会福利会减少。税率越高，社会福利减少得越多，而且边际损失越大。其次，谁在承担增加的税收，新的税收政策会如何影响税负结构。
曼昆说，大家都承认总税收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但并不能确定这条曲线的确切形状，更难以确定我们现在是处于在曲线中增长的部分还是减少的部分。如果是前者，增加税率会增加总税收；如果是后者，增加税率会减少总税收。
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另一位教授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曾经提出，用财政赤字的办法来减税，其实对消费者没有任何好处，只是把子孙后代的消费转嫁到当代人的消费上了。因为政府赤字迟早需要偿还——这一代人注重消费，享受生活，下一代人就要偿还；下一代人不还，他们的下一代人就要还；债务只会越积越重；所以如果我们珍惜子孙后代的幸福，知道他们迟早要还这些赤字，我们就会把所有退回来的税给下一代存起来，一分不花。如果每个人都不花退回来的税，宏观总消费和总储蓄就没有任何变化，政府也完全没有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
曼昆说，克林顿政府因为非常重视减少赤字，得罪了极端保守派，也得罪了极端自由派。保守派反对克林顿两次增税的政策，而自由派反对他减少政府开支。
对于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众人有不同的看法。曼昆介绍，因为美国的国家债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撰文称，美国家庭储蓄率接近于零，政府不负责任地扩大赤字，金融体系脆弱，潜伏的金融危机日趋严重，总有一天国际资本会逃离美国。而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克南则表示，他并不担心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因为美国是一个资本市场效率很高的国家，又有相应的透明的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这些特点都吸引其他国家过剩的储蓄投资于美国。曼昆说，“我对全球经济失衡的看法是，贸易赤字本身并不是大问题，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极低的储蓄率。”
另一个问题是汇率。曼昆说，《华尔街日报》主张强势美元，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部长鲁宾（Robert Rubin）和现任财政部部长保尔森都主张强势美元。美国人在感情上不喜欢美元疲软，但不能否认美元疲软在经济上给美国人带来的好处。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教授曾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说，他主张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美元”。“其实，汇率只是一个国家的物价和另外一个国家的物价的相对比例，没有好与坏的区别。现在美国经济放缓，有可能进入衰退，弱势美元可以增加出口，使总体经济向好的方向发展。房价一跌再跌也不都是坏事，对需要买房子的人来说就是好事。现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在扩张，意在短期内提高总需求。”
曼昆总结说，财政政策最大的挑战，就是日益增长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花销。第一批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今年就会退休，以后退休人数会越来越多，社会保险赤字会越来越大。经济学家一般倾向于延长退休年龄解决社会保险问题，但这在政治上行不通。目前的三位总统候选人，没有一个人持此政见。所以，曼昆认为，今后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提高税率，或减少福利，或两者兼有。年年递增的医疗成本更加棘手，目前还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控制成本。他说，“这些将是你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艰巨的财政挑战。”
甜点的故事
4月30日的课堂主题，是对货币政策进行总结。曼昆首先比较了有关中央银行作用和职能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
一种以上世纪50年代美联储主席William Martin为代表（他是历史上任期最长的美联储主席，比格林斯潘的任期还长几个月），认为中央银行的作用就是“在聚会上的气氛刚刚开始活跃的时候，把盛有酒水或饮料的盆拿走。”也就是说，中央银行应根据情况，适当调节经济的过热或过冷，使经济平稳发展。
另一种是以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代表，认为中央银行人为调整利率的行为本身就有问题，是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罪魁祸首，因为它给原本按照规律运转的经济，注入了人为的不确定因素，使做购买或投资决定的经济个体，更加难以预料未来。他认为，美联储只要每年提高资金供给一个固定的百分比，以适应长期美国经济平均年增长率和人们对现金的需求即可。
对于弗里德曼的观点，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持异议，他更相信他自己的“酌情处理”。而在他18年半主持美联储的生涯中，美国以GDP增长率和年通胀率衡量的经济发展异常平稳。
对此，曼昆给出三种可能的原因：1）美国人运气好，侥幸赶上了好时光；2）美国在这些年中已经从一个以工业和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转变成以服务业为主的国家，而服务业相对于工业和制造业，在提供就业方面更加稳定；3）货币政策在这些年中运用得当，促进了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也就是说，格林斯潘功不可没。
弗里德曼主张机械货币政策的理由也很充分。首先，我们不能相信政策制定者的能力，更不能相信他们的用心，因为他们也是人，人都有有意无意犯错误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制定法律；大法官的工作不是凭感觉断案，而是严格地执行法律。与其相信政策制定者的能力和用心，还不如相信经济规律中的自动调节。其次，中央银行都想让人们相信物价稳定，通胀率低，货币值钱，但同时又有刺激经济增长的动机。只有当人们有低通胀的预期，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货币政策才最有效，但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货币政策自然会增加人们对通胀的预期。所以这两者本身就是矛盾的，不可兼得。
曼昆举例说明这种矛盾：一个家长告诫孩子吃饭之前不能吃甜点，否则就会如何惩罚他。但孩子调皮，禁不住诱惑，还是在吃饭之前吃了甜点。家长发现以后不忍心惩罚孩子，就说下一次会如何惩罚他。于是，到了下一次，旧戏重演。再比如，政府领导人总会对恐怖分子声明，即使恐怖分子有人质在手，他们也不会妥协。但当恐怖分子真的有人质在手，他们会立即同恐怖分子谈判，讨价还价。
一个更有趣的例子是：政府在报税单上声明，如果不如实报税，就会有如何的惩罚，但总是有人偷税漏税，那些偷税漏税最严重的富人都已经逃之夭夭，移居欧洲。政府为了吸引这些富人回国投资，就对他们说，只要你们回国，对以前的税既往不咎，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更多偷税漏税的富人移居国外。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的建议是，政府应该撒谎，“告诉那些移居国外的富人，现在政府大赦了，只要回国，以前的税既往不咎。等他们回国以后，立即让他们补税，然后把他们关进监狱，接受惩罚。这样做不仅可以增加政府税收，而且即使今后政府声明对偷税漏税的人会宽大处理，人们也不会相信，都会老老实实地报税缴税。”
最后，曼昆谈到机构的设置问题。萨默斯（Lawrance Summers）参与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中央银行越独立于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这个国家就越有可能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和稳定的经济增长。曼昆提醒，我们应该看到，中央银行的技术精英与人们直接选出的政治家不同，他们不直接对选民负责。什么政策应该由民主的政治体制来决定，什么政策应该由技术精英来决定，值得人们思考。
“神秘”来客
5月2日是最后一堂课，曼昆用来回答学生的问题。他说，他会留出最后半个小时给一位特邀的客人，但他不想现在就泄露这个人是谁。
有学生问，“我们在课堂上学了自由贸易的好处，但没有涉及劳动力市场。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技术移民？”
曼昆说，美国国会反对非技术移民的理由主要有两个：1）这些人受教育的水平普遍较低，一般来说，对美国的税收和福利体系贡献不大，却要享受美国政府的福利待遇。2）这些移民会增大低工资劳动力的供给，使低工资变得更低，使收入两极分化的问题更加严重。但这两个理由对技术移民完全不适用，而且效果相反。技术移民一般对美国福利体系的贡献大于索取；会增大高工资劳动力的供给，压低高工资人群的收入，可以缓解两极分化的问题。
曼昆以哈佛的课堂为例，“你们在客座讲座系列中，听到了哈佛经济系教授中有意大利口音的，有法国口音的，有西班牙口音的，有以色列口音的，还有英国口音的。或许没有这些外国教授的竞争，我在哈佛的工资会高一些，但我仍然认为，应该完全取消美国技术移民的配额制度，这样会增加竞争，经济会更有活力。”曼昆说，“当然，美国的民主政治使我的想法看起来非常不现实。”
有学生问，“你认为伊拉克战争会不会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带动美国经济，使美国经济从萧条中复苏和崛起？”
曼昆回答，“首先，伊拉克战争与二战不能相比，规模、成本、意义完全不一样。一个国家参战与否，外交政策如何，是不能从经济角度衡量的，而是要从更大的战略角度来考虑。”
有学生问曼昆，对现在总统候选人提出的暑期减免汽油税的看法。曼昆回答，他几乎可以肯定，这些候选人的经济顾问是不会这样建议的，因为没有任何经济理由这样做；这样做完全是从拉选票的政治角度出发。很明显，候选人在此时更加重视他们政治顾问的意见。
他以一个故事为例：很多年前，曾经有一位政治家在竞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