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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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想到了21年以前自己的大学毕业典礼。当时，主旨讲演人是英国最著名的哲学家Baroness　Mary　Warnock，可惜的是她说了什么，我现在一个字也记不起来了。所以我想即使我今天说错了什么，也不会对你们的远大宏图有什么伤害。这样想着，我就轻松了许多。”大家又笑了。“今天当你们走出这场讲演之后，还记得这个（笑话），我的影响就比那个著名的英国哲学家还大。”大家笑着鼓掌加以鼓励。
　　罗琳转入正题。“哈佛大学学生可能没有经历过什么失败，以至于在你们眼里的失败就是普通人眼里的成功。但我想告诉你们，失败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
　　她说，她的父母从未上过大学，家境贫困，一心想让她成为一个有专长的劳动者，今后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可以按时偿付房子贷款，老了有固定的退休金，不用被贫困缠绕。但是她上大学时，完全没有学习的动力，惟一的爱好就是一个人趴在咖啡馆的桌子上写故事。她父母认为这只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的怪僻，不会给她带来任何稳定的工作。
　　罗琳说，“当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最害怕的甚至还不是贫穷，而是失败。”但是，大学毕业后第七年，她迎来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短暂的婚姻结束了，她失业了，她成了无家可归的乞丐以外当代英国最穷的人。父母和她本人最担心的一切变成了现实。
　　“为什么我还要谈起失败的好处呢？简单的说，是因为失败会为我们揭去表面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不再装模作样，终于重新做回自己，开始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自己惟一在意的作品中去。如果我此前在其他的任何什么方面有所成功，我恐怕都会失去在自己真正归属的舞台上获得成功的决心。”
　　罗琳说，在失败中，她反而获得了自由，因为她最担心的事情已经不存在了，“我还活着，而且，我还有一个我喜爱的女儿、一个旧打字机和一个大理想。”她发现，失败赋予自己内心的安全感，让她明白关于自己的一些东西，意识到自己拥有坚强的意志以及宝贵的友谊。“我历经艰辛才获得的财富，这比我得到的任何资格证书都更有价值。”
　　罗琳告诉台下的哈佛学生，“当然你们不会像我一样，失败得那么惨，那么彻底，但你们不可能不在任何事情上没有任何程度的失败。如果你因为生活谨小慎微而没有任何失败，那么这样的生活还不如没有生活过。这样生活的本身就是失败。”
　　“你的生存能力以及你和朋友的友情只有经过挫折的考验，你才能真正认识自己，认识友情的力量。”她说，生活是艰难的，复杂的，任何人也不能完全控制。“谦逊地懂得并接受这一点，会帮助安然你度过生活中的风浪。”
　　罗琳接着转入第二个话题：想象力的重要。“你也许在想，我说想象力重要，是因为想象力在写小说中的重要性，但我想在更广义的角度说明想象的重要。”
　　人类可以通过想象，换位思维，理解其他人的经历。我们可以用这种能力控制别人，增加自己的权力，也可以用这种能力同情那些经历过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过的苦难的人们。“有些人只愿意生活在他们自己舒适的圈子里，从来不屑于想象如果他们生在不同的家庭、受不同的教育、有不同的经历，会怎么样？但他们对他人的冷漠只会有一天被更大的恶梦惊醒，因为他们的冷漠就是对邪恶势力的默许。”
　　她说，她二十几岁时在伦敦的一个国际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总部工作，挣钱糊口。她每天接触的都是其他国家受政治迫害的人们的证词，听他们讲述受迫害时恐怖的经历。她永远也不会忘记，其中一个人在听到他妈妈在他们国家被政府抓住枪决的消息时撕心裂肺的惨叫。
　　在这个国际组织，她也看到了很多人类好的方面。“我看到了人类为了争夺权力，维持权力的残酷，但我也看到了人类的善良和慈悲。”在这里的工作，成了她一生中最有意义的经历之一。
　　她总结说，“人类是相互关联的，相互影响的。我们的存在就会影响他人。哈佛的毕业生会如何影响其他人呢？你们受的教育给你们独特的地位和独特的责任。如果你们能够为那些没有权势的人说话，用你们的想象力，想象他们的经历和困苦，那么庆祝你们毕业的不仅仅是在座的骄傲的家长，还有千千万万被你们帮助，被你们影响的人。我们不需要魔法来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改变世界的能力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有能力憧憬更好的未来。”
　　最后，罗琳说，在她21岁毕业典礼时，坐在她旁边的同学是她在困难中求助的最好的朋友，他们后来也成为她孩子的教父教母。她希望哈佛毕业生能够拥有和她一样的持久而真正的友谊。
　　罗琳的讲演只有21分钟，但台下的掌声将近两分钟。有趣的是，当天的小雨在她开始讲演时停了，在结束时又下了起来。第二天的校报报道说，“这是不是罗琳的魔法在奏效？”■
　　

二十九　事业与家庭的经济学
　　大多数女性都面临家庭与事业的艰难选择，这里面又有什么经济学呢？
　　9月15日，哈佛大学的文理学院正式开学了，比政府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晚了一到三周。
　　在同一所大学，不同学院有完全独立的开学和放假的时间表，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也不近情理，但哈佛大学权利分散，各学院各自为政，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且难以改变。前几年，萨默斯（Larry　Summers）任校长期间，加强了中央集权，才达成时间表改革的共识，但从同意改革到真正落实又需要三四年的时间，目的是让人们有“足够的时间过渡和适应”，各个学院的时间表要到明年9月份才会完全统一。所以哈佛的领导层有这样的笑话，“如果有中国式的领导权威和制度，哈佛的很多问题早就解决了。”
　　新英格兰地区的秋天是最好的季节，因为这里的春天太短，冬天太长，夏天太热，只有秋天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气温宜人，秋高气爽。哈佛校园（Harvard　Yard）也显的生机盎然：学生和学者穿梭在绿草坪间的小路中，奔向各自的教室。只有成群结队的游客在漫步拍照。几乎所有的导游都会带队停在哈佛大学创始人约翰？哈佛（John　Harvard）的塑像前，介绍他与哈佛大学的不解之缘，大多数游客都会摸着约翰的一只鞋，与他拍照。无数人的触摸已经使那只鞋闪闪发光，反过来又吸引了更多的效仿者，似乎这一触摸可以接触到哈佛的某一部分精髓。
　　那么哈佛的精髓是什么呢？哈佛的一切都是好的，值得吸取吗？让我们走进哈佛讲堂。
　　经济系的大三学生可以选修一门小型的讲座课程（junior　seminar），叫“事业与家庭的经济学”，最多接受16名正式学生，听众大多是20岁左右的女学生。这门课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讨论，分析女性的经济作用（economic　role　of　women），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并通过写四个短篇报告（2页…3页），一个长篇报告（约25页，要求使用原始数据）提高调研和写作能力，为大四年级的毕业论文打下基础。前半学期以大量阅读和授课为主，后半学期以学生调研、提问、讨论和写作为主。
　　大多数女性都面临家庭与事业的艰难选择，这里面又有什么经济学呢？
　　这门课的主讲教授是克罗地亚？葛定（Claudia　Goldin）。葛定是一位60岁左右的女士，矮小消瘦，虽然眼镜片后的大眼睛很有神，但脸色显得苍白，声音略有嘶哑，上课过程中不停地用一个塑料杯喝水，她的双手没带任何戒指。
　　她于1967年从康奈尔大学获学士学位，1972年从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明尼苏达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宾西法尼亚大学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经济史、教育、性别差异、女性和家庭在经济中的作用，也涉及劳动经济学。她立足于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看待现状，出版了多部著作和论文，获多种荣誉称号，是哈佛大学经济系几十名全职教授（full　professor）中屈指可数的几位女教授之一。
　　每门课的第一二堂课都是对这门课的研究方向作总体概述。葛定教授提出了以下问题供学生思考：情侣和家庭是怎样形成的？在“婚姻市场”中，谁与谁结婚是如何决定的？在什么条件下会决定结婚？又会在什么条件下决定离婚？在一个家庭中，劳动是如何分工的？妻子和丈夫如何选择在家里工作还是到市场工作？教育和投资在形成可行的家庭契约中的作用？为什么情侣会有孩子？他们如何决定要几个孩子？如果解释生育率的变化？避孕措施和避孕药在其中的作用？家庭中的性别差异是生理因素决定的还是人为决定的？为什么女性会对有关劳动市场的分析感兴趣？女性和男性各自如何选择职业？他们有怎样的的收入差别，差别的变化及趋势，如何解释这些变化和趋势？教育有性别差异吗？如何解释“女性入大学率和大学毕业率高于男性”这一新现象？
　　葛定教授用大量的图表显示各种变化和趋势，并解释数据来源和处理过程。她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不屑思考的事做定性和定量的分析，不禁让人诧然。
　　例如，关于人们是如何决定结合和分手的问题，她分析，当男女双方都认为他们结合的价值大于他们各自生活的价值的和，他们就有可能结合。多出来的这部分价值就叫做”盈余”（surplus）。但有盈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一定结合，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有N个男性，N个女性的“婚姻市场”中，有N的平方个结合的可能性。只有在各个结合的盈余的总和最大化的情况下，这个婚姻市场才达到“均衡状态”。
　　而当这种盈余变成负值时，人们就会决定分手，重新进入婚姻市场。
　　什么原因会使盈余由正变负呢？一种解释是“不完全信息”（imperfect　information）。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因为误解而相聚，因为了解而分离”。另一种解释是生活的条件、生活的境况变化了。还有一种解释是人的想法变化了。
　　这时，一个学生举手说，也有可能是“第三者插足”导致离婚，大家都笑了。葛定教授回答，这个模型没有考虑这种可能性，这个模型的假设是，N个男性和N个女性完全互相了解，没有新人进入这一市场。
　　恐怕没有比这一分析更能说明经济学的极端理性和有限的解释能力了。如果人们真的把恋爱、结婚和上升的离婚趋势想得这么清楚，那么结婚过程的本身就是不值得的。人与人之间只需要契约进行合作，通过契约解散合作，一切仅仅是履行法律程序而已。
　　训练20岁左右的年轻人理智清晰地思考世界，是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但这样的课程会传达给他们怎样的信息呢？这样的结论是他们应该得到的吗？■
　　

三十　哈佛专家解读金融危机
　　对于金融创新、金融危机和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哈佛大学的六位知名教授提出了各自的解读和主张
　　9月25日，哈佛大学专门就金融危机和财政部的救市方案组织了一场研讨会，由校长福斯特（Drew　G。　Faust）组织，六位专家出席，地点在桑德斯剧场（Sanders　Theatre）。
　　会议从下午4点到5点半，只有短短的一个半小时，但信息量颇为丰富。
　　危机“三步曲”
　　Jay　Light教授首先发言，他是哈佛商学院院长、商业管理教授。Jay　Light描述了这次危机发生的“三步曲”和危机解决的“三步曲”。“这次危机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与未经考验的金融体制之间的冲撞。”他总结说。
　　大约在一年半以前，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流动性开始放缓，就像一列列火车放慢了速度。今年3月，贝尔斯登（Bear　Sterns）首先撞车，整个市场的流动性更加缓慢。最近几周是高潮，几列火车接二连三的撞车，短期资本市场基本没有了流动性，迫使财政部出台总体方案。
　　“有人说，这个方案是‘救市方案’或者是‘白给钱的方案’。我不这么看。我认为这是增加流动性，帮助市场‘发现价格’的方案。虽然拍卖坏账的过程会很复杂，会消耗时间，但这是必要的。”Jay　Light说。
　　他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各个层次的过度借贷和金融证券化（securitization）造成的不透明。首先是过度的家庭借贷导致了房产价格从平均家庭收入的2。8倍…3倍增长到4。1倍，这个高价位是不可持续的。
　　手持房产抵押金融资产（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的“两房”和其他金融机构也存在过度的借贷。“两房”的借贷是其资本的60倍。在会计标准要求“按市场价格记账”（mark　to　market）的情况下，只要投资的价格下降1％…2％，“两房”就资不抵债了。过度的借贷使这些金融机构过度依靠短期信用市场（short…term　credit　market），一旦信用市场流动性放缓，甚至枯竭，这些金融机构很快就“揭不开锅了”。有钱的人飞速买入流动性最强，被认为“最安全”的美国政府国债。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国债在有一个时间段价格高到利率为负值。
　　另外，房产抵押金融资产和其他金融衍生产品通过层层分解，打包销售，在分散风险的同时也造成了“不透明”。人们很难了解他们买的产品到底是什么，如何评估它们的风险。
　　他的危机解决的“三步曲”分为：1）在几周之内，增加市场流动性，稳定资本市场。2）在几个月之内，通过财政部方案，制造拍卖市场，发现真实价格。3）在几年之内，重整金融系统，适当改变法律法规，提高监管质量和效率。
　　“我仍然相信，我们的政治制度从长期来看能够解决这次危机。”他说。
　　不符“安全标准”的金融创新
　　卡普莱（Robert　Steven　Kaplan）是哈佛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曾经担任高盛的副主席和哈佛管理公司（Harvard　Management　pany）的临时主席和执行官（2007年11月到2008年7月）。卡普莱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只是一个更严重问题的表象。
　　这个更严重的问题，指的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增加了富人的收入，而中产阶级相对被挤压削弱。在医疗价格持续上涨的今天，一个年收入六万美元的三四口人的家庭，如果雇主不提供医疗保险，他们就买不起一年一万二美元到一万三美元的家庭保险。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4700万的人没有医疗保险。在银行贷款条件松懈，中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被严重挤压，无法偿付贷款的条件下，就爆发了这次危机。
　　他认为，财政部的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是必要的，但是是远远不够的。它只能解决表面问题，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只有增强中产阶级的经济实力才是解决这场危机的治本之路。
　　哈佛法学院教授伊利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是一位破产法专家，她详细描述了酝酿这场危机的金融程序，说明财政部的救市方案是救了金融链末端的富人，而不是金融链前端的真正应该救助的面临丧失房屋，无家可归的穷人。
　　以前人们的生活方式是：在工作年龄，偿还房贷；到退休时，房子贷款也还完了，就靠社会养老保险度日（social　security）。这场危机打破了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
　　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