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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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上说，经济学家没有任何疏漏，但这是不是强人所难，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相比之下，政治家考虑的不是一件事情应不应该做，而是能不能做，能在什么时候做，能怎么做。现在美国经济衰退，要求奥巴马政府把就业留在国内的呼声比比皆是。2008年12月的美国《商务周刊》（Business Week）的封面标题是，“奥巴马能够把工作留在美国吗？”（Can Obama Keep the Jobs at Home？）。封面上画的是一个手提的浇水壶，里面的水从四面八方的漏洞流到不同的杯子里。这幅画形象地表达了开放经济学中各个国家经济政策相互关联和影响。
当奥巴马政府以增加财政赤字为代价刺激经济反弹，它当然希望将780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都用于刺激国内的经济。但这不可能，因为美国有开放的资本市场和浮动的汇率，财政刺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使美元升值，打击出口，增加进口，减少经济反弹的速度和规模。这对出口美国的国家有利，就像那个浇水壶的水从不同位置漏到了不同杯子里一样，减少了财政政策对美国本土经济的影响。这就是在浮动汇率下的蒙代尔…佛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 under floating exchange rate，这是IS…LM模型在开放经济学中的丰富和发展）所描述的情形。这也是为什么奥巴马政府一再游说其他主要国家，联手实施财政刺激政策，只有这样才是“有难同当”，互利互惠。
大难临头，每个人都自身难保，谁还能想到别人呢？更不用说为别人着想了。5月初在克莱斯勒宣布破产之后，奥巴马说，“如果你现在正考虑买一辆汽车，我希望你能买一辆美国汽车（American car）。”这是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言词，随即就成了经济学家攻击的靶子。
什么叫“美国汽车”？由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现在的汽车很难说到底是哪个国家的汽车了。他们认为克莱斯勒倒闭的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化程度不够，它没有像其他汽车公司那样，大举进入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相比而言，IBM的总收入的三分之二都是海外收入。他们称赞那些驻扎在美国的外国公司给美国创造了大量就业。
奥巴马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优等生，聪颖过人，不可能不知道最基本的经济原理，而且他的智囊团里人才济济。但是面对已经和即将被汽车公司解雇的成千上万的员工，他不可能无动于衷。他毕竟是一个政治家，他不可能让一个瘦弱的病人从床上起来去锻炼身体，增加食欲和体力。
贸易协议的功能及范畴
贸易是相互的，消减贸易壁垒的协议也必须是相互的。如果你不减少壁垒，我也不减少壁垒，最后我们双方都不能达到更理想的福利水平——这是所谓的囚徒困境。大国间的贸易协议尤其重要，因为大国的买卖会直接影响市场价格。
除了经济原因，还有许多政治原因使贸易协议必不可少。进口物美价廉的产品对消费者有利，但对同样产品的生产者造成威胁。消费者的好处很分散，他们不会为某一个产品的进口而联合起来游说国会。而受威胁的生产者非常集中，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利益和动力去联合起来，游说国会。劳伦斯强调，在美国真正主宰贸易政策的是国会，不是总统及其执行机构。
在国会，生产者利益的代言人没有竞争对手，不是就成了“一言堂”了吗？所以他们的利益必须通过贸易协议，由其他国家生产者的利益来平衡和制约。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贸易协议主要是针对非农业产品，围绕削减关税和配额、不区别对待（non…discrimination）、争取国民待遇而展开的。后来，贸易产品、种类的不断扩大，包括高科技产品、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等，贸易谈判的内容不断扩大和深入。国际贸易的发展进一步要求政府行为和国家法律跨国界的可比性和统一性。政府的出口补贴、退税等政策，和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劳动法、反垄断法、卫生标准、技术标准等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统统包括在内。原因很简单：如果企业面临的商业环境不一样，企业之间跨国境的竞争就会被视为“不公平”。这就是所谓的公共竞技场（level playing field）。
这样，国际贸易谈判自然而然地由“浅度整合”（shallow integration），发展到“深度整合”（deep integration），触及国家主权的范畴。人们开始反思：劳工标准、环境标准到底应不应该成为贸易谈判的内容？一种想法是世界大同，所有劳工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利益都应该保护。同样，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有义务和责任保护环境。问题是，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也可以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说辞。
在理解国际贸易谈判内容时，我们也应该了解各个国家的国情，因为一个国家对外的呼声往往反映了国内的政治需求。例如，美国一些州禁止工会的存在，那些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就游说国会，要求把劳工标准加入贸易谈判。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律有同样的效力，一旦美国签署包括劳工标准的国际条约，那些禁止工会的州就会不得不服从国际条约，符合国际劳工标准。
劳伦斯没有时间讨论区域性自由贸易条约与国际贸易条约的关系，只能鼓励感兴趣的学生选择他在肯尼迪政府学院主讲的一学期的国际贸易课程。■
六十一 美国应该持什么样的能源政策？
费尔德斯坦教授说，美国的能源政策应该考虑与其他各国的协调，他提倡石油消费国之间的国际合作
4月10日，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讲解热门话题——石油价格。石油价格从2001年的每桶30美元涨到2004年的45美元，再到2007年70美元，到2008年已涨至134美元。2008年，有13个成员国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从石油上赚到的收入超过了1万亿美元。不过，今年4月，油价又回落到每桶大约50美元。
油价大起大落是否是因为投机商在作怪？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投机不是造成石油价格大幅度变化的主要原因。
从长期来看，世界人口在增长，人们的生活质量在逐渐提高，对能源的需求随之提高，石油价格逐渐上升是正常的。在这个长期趋势之中，短期的价格浮动在所难免，即使没有那些投机商，石油价格也会像玉米价格一样摇摆不定。
石油价格难以预料，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那么其中有什么规律可寻吗？在短期内，石油价格变化的幅度很大，这是因为人们对石油需求的价格弹性很小，供给方面的任何风吹草动，即使对当下供给没有什么影响，也会影响对供给的预期，使石油价格大起大落。OPEC国家不仅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供给来影响价格，还可以利用举足轻重的话语权来影响价格。只要其中某一个国家领导人说一两句他们今后的打算，就会影响市场。
石油与玉米的不同之处在于石油可以储藏，而玉米如果不被消费就会被浪费。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拥有大量石油的人，你是应该现在开采石油，随即卖出，还是现在不开采，储存起来，等以后价格更高的时候再卖呢？
哥伦比亚大学的已故统计学大师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1895－1973）是第一个理解这方面关系的美国经济学家。他的发现其实很简单。如果储藏成本和其他成本忽略不计，如果预计今后某一时期的价格，例如五年以后的价格，高于现在的价格乘以＇1＋r（一年利率）＇的5次方，那么他就应该储蓄石油，等以后价格高了再卖。相反，如果今后预期的价格低于这个乘积，那么他就应该现在开采出来，现在就卖。
这说明石油市场受未来预期的影响很大（very forward looking）。从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由于人们预计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对能源的需求是个无底洞，石油价格增长了1倍以上，石油需求随即减少，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石油输出国随即减少供给，寻求新的供需平衡。这就是为什么即便供求关系没有改变，市场消息或谣言也会籍由影响市场预期而影响油价。
在实际生活中，石油输出国的情况相差甚远，他们的思路更不能一概而论。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美国和伊朗都是生产石油的主要国家，他们每天的石油产量分别是1100万桶、1000万桶、800万桶和400万桶。伊朗，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的政府经常急等钱用，不能通过减小产能来刺激石油价格，而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非常富有，他们可以通过减小产量来提高价格。但是现在全球经济衰退，石油需求减少，价格锐减，海湾国家也不能把产量减少的太多，所以油价今后的走势究竟会怎样，谁也说不准。
美国可能源独立吗？
石油价格在50美元时，美国一年花在石油的钱大约是GDP的2。5％。当石油在140美元时，美国一年花在石油的钱大约是GDP的7。5％。美国消费石油的一半来源于进口。2007年美国进口石油331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47％的贸易赤字（7080亿美元）。所以美国进口和贸易赤字的数额受石油价格影响很大。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总统就主张能源独立，因为美国不希望看到从自己不喜欢的国家进口石油，自己的钱通过那些国有石油公司被用于支持自己不喜欢的政府。30多年过去了，能源独立仍然是美国的一个遥远的理想而不是现实。
费尔德斯坦认为，美国的能源政策应该放在更大的框架下考虑，这样才能更加行之有效：世界范围的节约能源，减少污染，缓解大气变暖，这些都需要各个国家之间的协调，包括增加能源供给，减少能源需求等各方面政策。
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条件、自然资源、能源需求各不相同，协调国家间的政策需要把这些不同先天条件考虑进去。例如，美国是一个生活在车轮子上的国家，大约三分之二的石油用于汽油、运输和运输相关的行业。只有三分之一的石油是用于以石油化工为主的非运输方面。而其他国家的石油主要是用于供暖和发电。
所以因地制宜的政策应该是：美国着重于减少汽油的使用和需求，而其他国家应该尽量促使从石油到水力，核能等清洁能源的转化。美国有各种鼓励开采石油的政策，例如税收政策中有折旧率计算的优惠，这样的政策也应该被其他国家呼应。美国的确有未被开采的区域，例如加州的海湾和联邦政府在阿拉斯加州拥有的土地，但是这些地方是否可以被开采不是执政的政府能决定的，更大的权力在国会。各方面利益的代言人是在国会展开博弈的。以前小布什总统主张开采这些地区，但不能在国会获得通过，所以无济于事。
目前世界上主要的石油供给都来源于国有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和英国石油（BP）是特例。这些国有石油公司只有增大投入才能起到增加供给、抑制价格的作用。显而易见，费尔德斯坦的政策立场是从石油进口国的角度出发的，始终围绕着提高供给和抑制价格的中心思想。
影响石油价格的供求因素
费尔德斯坦说，石油价格受未来预期影响很大，这也可以看作是好事情，因为政府可以利用政策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影响石油现在的价格。虽然改变行为方式，节省能源，开采新油田，研发推广新能源都需要很多年才能从理想变成现实，但是提倡并鼓励这些变化可以立即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使石油价格向我们期望的方向变化。
例如，在奥巴马政府议事日程之中的碳排放许可和碳交易系统会间接提高人们使用能源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减小需求。在1973－1974年阿拉伯国家禁运石油后（Arab oil embargo），美国国会于1975年通过了《节约能源法》（Energy Policy Conservation Act）。其中第五条对汽车用油效率提出明确的要求，即CAFE标准（Corporate Average Fuel Economy）。虽然CAFE标准只包括重量在8500磅以下的车辆，不包括重型卡车和运动型跑车（SUV），降低能源需求的效果有限，这些政策的方向在费尔德斯坦看来都是正确的。
美国从1975年建立的石油战略储备（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SPR）大约是7亿多桶，如果美国每天消耗石油2100万桶，大约可以坚持30多天。虽然SPR是世界上最大的用于紧急情况的石油储备，费尔德斯坦说这并不是“价格稳定器”（ price stabilizer），只能在类似于台风袭击盛产石油陆面等一次性、临时性的打击时有疏解供给紧张的作用。石油是一个全球资源（global modity），有全球市场，地区之间的价格差异微乎其微。虽然美国是一个主要耗油国家，但在石油市场上没有决定性作用。
费尔德斯坦提倡石油消费国之间的国际合作。这样，当世界上石油供给因为恐怖主义，或自然灾害，或某个国家的挑衅，而临时中断或巨减时，石油进口国应该联合起来，分享各自的石油储备，共渡难关。上世纪70年代成立的国际能源组织（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就是要为成员国在紧急情况下提供能源援助和资金支持。IEA为缓解国际能源危机有重要贡献。费尔德斯坦认为类似能源方面的国际合作应该在更广义的层面展开。
美国联邦政府目前征收每加仑18美分的汽油税，欧洲的汽油税远远高于美国，那里的汽油价格几乎是美国的2倍。美国选民普遍反对增加汽油税，但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增加汽油税有很多好处，包括鼓励人们使用公交车，减少交通堵塞，减少大气污染等等。
费尔德斯坦对增加税收一贯敏感和小心。他认为，美国应该在增加汽油税的同时，减少个人所得税（ine tax），使联邦政府总税收不变（revenue neutral）。这样美国人在享有汽油税所有的好处的同时，还可以减少个人所得税造成的福利损失。■
六十二 美国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学
美国面临的威胁可归为四类：军事威胁、能源威胁、阻止自由贸易和网络恐怖主义。费尔德斯坦教授认为，增加国防经费，既刺激经济又巩固国防
费尔德斯坦教授说，国家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但总是被经济学家忽略，所以，他特意在4月13日安排一堂课集中讲这个问题。
美国面临的威胁
费尔德斯坦首先把美国面临的威胁归纳为四类：军事威胁、能源威胁、阻止自由贸易和网络恐怖主义（cyber terrorism），然后他列数各个国家的情况。
俄罗斯是美国的老对手了。虽然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垮台以后，俄罗斯的经济一落千丈，完全无法追赶美国，但它仍然拥有洲际导弹，是个强大的对手（formidable adversary），必要时它可以出卖核武器来募集资金。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专家Graham Allison说，美国“危险地裸露”（dangerously unprotected）在俄罗斯的威胁之下。
俄罗斯还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生产国。与石油不同，俄罗斯通过地下管道向西欧输出天然气。当它对某一个欧洲国家不满时，它可以用“断气”相要挟。
下一个大国就是中国。费尔德斯坦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现在不是我们的威胁。”但可以看出，他心存芥蒂。中国拥有核武器和其他复杂的高级武器，还有自己的卫星。毫无疑问，中国是地区性大国，也是主要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