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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娉寤枇送纺裕苣雅卸鲜裁词钦返模裁词谴砦蟮摹Ｎ颐窃谖怯纳缁峁孀橹犊饽摇⑿粗钡氖焙颍醯米约菏欠浅Ｕ宓模╮ighteous），但我们是不是在做正确的事呢（the right thing to do）？”他认为，“感觉好”（feeling good）和“做好事”（doing good）是两码事。“我们在这里高谈阔论，感觉很好，但我们是不是在做好事，做正确的事呢？”大家都笑了。他自知在公益事业中有很多矛盾，例如，很多非盈利组织要花很多钱宣传自己，提高自己的形象和知名度，为的是从各种基金会要钱。
桑德尔说，政治充满了操纵，例如30秒钟的电视广告就可以用一两句巧妙的标语式语言全面否定或肯定一个候选人。公众需要的不是这样别有用心的政治技巧，而是为我们的公共政策开展真正的、广泛的、深入的、公开辩论。这些公共政策要带有我们的道德准绳和价值判断，而这与严峻的政治和经济现实未必就是矛盾的。他以美国医疗政策改革为例具体说明。
今年暑假，他在电视中看到，奥巴马总统公开向选民解释他的医改方案，说明他的方案如何能够在长期既会保障人民健康又会节约医疗费用，试图得到选民的支持。但是他的方案中的一些细节被一些共和党政客抓住不放，他们在全国各地的政府与选民的沟通会议中（town hall meetings）夸大其辞，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在选民中制造不满情绪。9月9日晚，奥巴马用黄金时间向参众两院的议员就医疗改革发表公开讲演。在讲演即将结束时，他引用刚刚因脑癌去逝的马萨诸塞州著名民主党人士、自由派政治家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上世纪60年代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的政见，说明享受医疗保健是每一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一部分人的特权。
既然医疗保健是每个人的权利，那么医疗改革实际上就是一个道德选择和价值观的问题。我们的选择应该是：一个社会应该从经济上帮助那些疾病缠身的人——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他们恰巧生病了，恰巧因病而债务累累；我们怎么能对这样的人无动于衷，任其自生自灭呢？当奥巴马把医疗改革放在道德框架上衡量，他唤起了人们的同情心和正义感，赢得了多数人经久不息的掌声。在桑德尔看来，奥巴马的同情心和正义感是他能够激励人心的源泉，正是这种品格使他在激烈的总统竞选中脱颖而出，使大多数选民忽略了他简短的政治履历而拥戴这位年轻的总统。
在简短的一个小时的对话之后，主持人说这天的活动还有一个内容：建立哈斯尔非盈利组织中心的剪彩仪式。其实这个中心创建于1997年，这是12年后第二次剪彩仪式。为此，他请来了这个中心的主要捐款人瑞塔？哈斯尔（Rita Hauser）和她先生盖斯塔？哈斯尔（Gustave Hauser），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大卫？艾尔务德（David Ellwood）和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哈斯尔是一位看上去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身体消瘦，眼睛却炯炯有神。她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发言干脆利落，原来她有多年的国际律师经验，见多识广，而且还是哈斯尔家族基金会的主席（President of the Hauser Foundation）。她说，第二次剪彩仪式就像是第二次婚礼，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承诺和我们的责任。在这个中心众多的研究项目中，她支持探讨治理问题（governance issues）——国家的治理、公司的治理、非盈利组织的治理。她看着台下的福斯特校长说，“甚至包括哈佛大学的治理。”人们都笑了。
艾尔务德重申这个中心的意义。我们都知道，政府和市场各自都有很多弊端；政府的强项是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写支票（杀富济贫，转移支付），而不是帮助他们达到帮助自己的目的（help people help themselves）。所以，我们要通过帮助非盈利组织努力建立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搭起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倡导与之相辅相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和社会道德规范。我们要鼓励人们关心公共利益和公共事业，政府不善于做这样的事，所以民间组织要培养人们这种思想道德，让人们形成好的习惯和新的风气。他同意桑德尔对医疗改革的点评，“说服大众支持医改方案的两种方式的确有不同的效果。一种是说，这个改革方案可以给我们省钱，顺便会做正确的事——让更多的人享受医疗保健。另一种是说，这个改革方案是在做正确的事，让更多的人享受医疗保健，顺便还可以省钱。”
福斯特的讲话也简单明了。她说，研究、支持非盈利组织涉及到多种学科，是一个交叉研究领域。这不但有利于学科之间的交流和整合，也有利于各行各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她幽默地提到，还有利于哈佛大学内跨院系的合作。在场的人都笑了，因为哈佛大学以分散决策（decentralization）、各院系拥有独立的体系而著称，而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福斯特希望所有的人利用这个第二次剪彩仪式的机会为这个中心的宗旨重新投入，再次做出贡献。她还希望看到有正义感的感觉和做正确的事情有机的结合（to be righteous and right at the same time）。
三位嘉宾的讲话点到为止，整个活动从始至终一个半小时。教室外面备好了简单的饮料，cheese和水果，供与会人员自由畅谈交流。■
八十 货币政策思想简史（上）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A。 Frankel）在讲授货币与通胀的关系（money and inflation）时，内容丰富深入，涉及经济思想史和前沿性研究，远远超越了初级经济学中讲授的货币中性论（neutrality of money），即货币供给增加的比例会直接完全地传导为价格的增加比例，对长期经济生产总值没有任何影响。弗兰克尔讲的一些话题更加贴近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对货币政策的讨论，让我们更理解这些议题的由来。
经济学家看待货币政策，粗略地分，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把货币政策看做一种“反经济周期”的政策工具，主张中央银行应该有权力和能力在经济衰退中注入资金流动性，降低利率，鼓励投资和消费；在经济过热时，反向操作。这是人为的货币政策（discretionary monetary policy）。另一种视角的代言人是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6年诺奖得主），倾向机械货币政策（rule…based monetary policy）。他主张中央银行根据一个经济体长期平均年增长率，每年机械地提高货币供给一个固定百分点就可以了；人为地变化货币供给和利率只会增加经济中的不确定性，适得其反。
机械货币政策的理论根基由来已久。过去半个世纪的经济思想史层层递近地否定了人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了解这些思想史会使我们更加理解，美联储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注入大量流动性，直接参与信贷市场是多么不寻常——伯南克把人为货币政策推向了极端。难怪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称赞他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得“不机械，不教条，大胆，富于想象力”。而反对人为货币政策的经济学家会用这个例子再次印证，中央银行制造通胀的冲动和偏向。
总供给的价格弹性有多大？
在讨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之前，首先要讲的是总供给曲线的价格弹性（price elasticity of aggregate supply）。极端的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在短期内价格是固定的，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perfectly price elastic），所以任何增加总需求的政策都会完全变成生产总值的增加，没有因价格增长而带来的挤兑效应。古典经济学认为总供给由于被生产要素（有限的劳动力，资本和其他经济资源）限制，其曲线是垂直的，完全不受价格的影响（perfectly price inelastic），所以任何增加总需求的政策都不会影响总产出，而只会提高价格。显而易见，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在短期内更符合实际，古典经济学在长期更趋近实际。
事实是我们生活在极短期与长期之间，所以总供给曲线稍微有一些正斜率。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merson Lucas； 1995年获诺贝尔奖）把产出（total output）与价格变化，即通胀的关系放入正式模型（Lucas supply relationship）。总需求曲线可以因为两种原因向右移：货币供给增加或通胀预期升高。当货币供给增加，名义利率减小，真实利率减小（真实利率被定义为名义利率与通胀预期之差）。同样，当通胀预期升高，真实利率减小。当真实利率减小，投资增加，商品市场（goods market）需求增加（IS曲线右移），总产出增加。这是短期现象。但从长期来看，总需求、总产出、真实利率都不变。惟一变化的是价格由于货币供给的升高而升高（货币中性论），名义利率由于通胀预期升高而升高。
通胀与就业之间的得失
研究通胀与经济增长（或就业）的关系一般都从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讲起。 比尔？菲利普斯（Bill Phillips）1914年生于新西兰，1938到伦敦学习电子工程，在二战中参加英国皇家空军，在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抗击日军，有复杂的战争经历，包括在印度尼西亚的集中营里与中国战俘学习中文。二战后，他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学习社会学，觉得厌烦后改学经济学，于1951年成为那里的讲师，1958年成为经济学教授。1967年他到澳大利亚国家大学一边教经济学，一边研究中国。由于身体原因，他于1969年退休回到新西兰，1975年逝世，年仅60岁。 在学术生涯中，他以工程师的眼光看待经济，试图用上世纪50年代的计算机雏形来模拟英国经济的运作。
历史充满偶然。菲利普斯留给后人的，最广为人知的财富不是他倾心尽力建筑的模型（hydraulics model），而是他在1958年发表的论文，用英国的经济数据说明通胀率与失业率呈负相关。这个关系被后人称为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70年获诺贝尔奖），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1987年获诺贝尔奖）和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2006年获诺贝尔奖）都以此为基础，更深入地研究货币、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1976年获诺贝尔奖）和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分别在1969年发表论文，引入预期通胀（expected inflation）的概念，发现货币政策要见效的成本不仅仅是通胀升高，而且是通胀加速升高（accelerated inflation）。 这个理论叫Natural Rate Hypothesis。因为人们的通胀预期随着近期通胀水平的升高而升高，所以要让扩张的货币政策见效，货币增长的速度必须要高于人们通胀预期里隐含着的货币增长速度，也就是中央银行只有制造在人们预期之外的通胀（inflation surprise），货币政策才会有效。
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1995年获诺贝尔奖），汤姆？萨金特（Tom Sargent），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在1972年到1978年间发表论文，利用“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概念，证明扩张的货币政策即使在短期也无效。他们假设，虽然人们的理性预期并不是每次都准确，但从长期来说基本上是对的（average across time），事后看来与真实值的出入总的来说是零（the expected value of the error term is zero）。如果这个假设成立，货币政策是否奏效就是随机的，根本无法预料。■
八十一 货币政策思想简史（中）
Finn E。 Kydland 和 Edward Prescott （2004年两人共同获诺贝尔奖）在1977年发表论文，第一次引入“时间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这个概念，说明政府必须要主动制定法律，“把自己的手捆绑起来”，放弃制造通胀的权力。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相信政府是动真格的，而不是“口惠实不至的空头支票”；只有这样才会真正降低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从而降低在任何总产出水平上的实际通胀。
“时间不一致性”是一个重要概念。一个人（或一个机构，或一个国家）对今后的行为做出承诺，但时间证明，他（它）并不能履行诺言，那么他（它）起初的承诺就是时间不一致的。人们有时间去检验你的承诺，也就是说这个游戏是重复的（the game is repeated）。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A。 Frankel）引用了他的一位合作者（伯克利大学的经济系教授）在给学生期末考试中的一道考题：“你们在参加这个考试之前，一定都花了大量时间复习这学期的授课内容。我的目的是让你们学习，掌握这些内容，你们已经做到了。如果我现在取消这个考试，你们会很高兴，突然解放了，没有压力了；我也会很高兴，因为不用批改考卷了。我们双方的福利都会提高，但是我不会取消这个考试，为什么？”
这个考题就是在考验学生对时间不一致性的理解。如果教授取消这个考试，学生也复习，掌握了教学内容，教授的目的达到了。但问题是这个游戏会重复。如果明年选学这门课的学生知道了这个消息，认为教授会在最后一分钟取消考试，考试只是一个“幌子”，就不会认真复习，掌握知识要点，那么这个教授就不会达到他的目的。
如何让中央银行言行一致？
中央银行总是嘴上说要保持低通胀，但是行动上落实不了（dynamic inconsistency）。 Robert Barro 和Gordon在1983年发表论文，用理性预期证明了中央银行总会有通胀偏见（inflation bias）。他们认为，既然中央银行根本不能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从长期减少失业，它们干脆就应该把目标放在稳定物价方面，最好保持通胀是零 （time…inconsistency of non…inflationary monetary policy）。
抑制中央银行制造通胀的办法有多种。一种办法是让央行承诺遵守规则（binding rules）：例如，紧盯金价，货币增长，通胀率（价格指数），汇率，出口价格，生产价格指数（PPI），或名义GDP等。遵守规则也有两个问题。第一，迄今为止还没有实证研究（empirical evidence）说明，遵守规则可以在不损失产出（loss of output）或不增加失业的情况下保持低通胀。第二，严格地遵守规则会使中央银行丧失对短期经济波动（short…run disturbances）的应变能力。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子。主张灵活货币政策的经济学家认为，幸好我们没有限制中央银行行为的法律，否则伯南克就不能酌情处理，就不能大胆地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金融系统就会陷于瘫痪状态，经济复苏根本无从谈起。
更严格地保障中央银行的言行一致的办法是，完全取消中央银行制定人为货币政策的特权，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相信会有低通胀。如果不能通过民主的政治渠道取消它们的特权，那么（在美国）总统就应该任命一个不屈不挠的央行行长，他至少在上任早期严格地抵制通胀，建立人们对他的信心，从而降低通胀预期。沃尔克（Paul Volker）和格林斯潘在上任央行行长初期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