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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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曼昆认为这是极端不现实的幻想，没有人有超人的能力可以预见未来；国家经济监管者、政策制定者也和市场参与者一样，都有人的偏见和错误。　
　　曼昆赞赏公司留“遗嘱”的想法，并建议把各个公司的遗嘱完全公开、透明地放在互联网上；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相关人在公司倒闭时辩解，并且在公司破产后争论不休，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曼昆还喜欢格林斯潘论文中的另一个建议：必须转换债券的想法。这就是要求公司至少有一部分债券在公司债务危机时，自动转成股本。　这部分债券的利率因有必须转换股本的性质而高出普通债券，公司为此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所以在融资时会更慎重，减小杠杆化。　这样政府救助在危机中的公司的成本　——　对公司来说是“外部化”的成本（externalized　cost）——就被公司内部化了。　
　　但是有一点，曼昆与格林斯潘持不同意见：就是杠杆倍数的大小对金融公司盈利率的影响。　格林斯潘认为，提高资本金比例（capital　requirement）和减小杠杆化必须是有限度的，如果程度太大，就会使金融公司的运营利润太小，生意难以为继。曼昆想到的是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　Theorem）。这个著名的定律是说，一个公司的价值与它的融资结构（capital　structure）无关。债券与股本的比例决定了利润在债权人和股东之间是如何分配的，与公司本身的盈利性没有关系。曼昆估计，这个定律也适用于金融公司；他预计，那些金融公司会说，这个定律完全不适用于他们。　谁对谁错呢？　曼昆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　
　　曼昆还提出另一个问题。大多数金融公司的资产都是长期的（借出去的钱很长时间才到期），但是负债都是短期的；他们都是赚取长期的高利率，偿付短期的低利率，这个利率差就是他们利润的一部分。他们所做的就是“期差转化”（maturity　transformation）。当他们不能在短期债券市场继续融资时（roll…over　short　term　debt），他们就入不敷出了。　这在金融市场经常有连锁反应，成为银行恐慌、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特点。曼昆的问题是：这种“期差转化”是一个成功的金融系统必不可少的特点吗？它的价值是否大于它的成本？■


八十八　我们应该做什么正确的事情？
　　桑德尔教授推崇第三种思路：　为了正义，为了公共利益，我们应该培养美德和人品，做最有道德的选择。但他承认，这第三种思路不可避免的涉及价值判断。
　　4月6日晚，由候密·巴巴（Homi　Bhabha）教授主持的哈佛人文学中心组织多位教授就麦克·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新书《正义：我们应该做什么正确的事情》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进行座谈。　一百多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其中有不少听众提前半个多小时就已经到场恭候了。
　　桑德尔是哈佛大学著名政治思想家。从1980年至今，他一直在政府系负责道德政治哲学（moral　political　philosophy）的教学。他平时授课采取伯拉图式的教学方法，接连不断地提问，启发学生思考道德伦理，深受学生喜爱。　他的课程从实际生活中，人们时时刻刻都面临的道德选择出发，引出哲学领域里各种经典作品，解释先贤们是如何思考这些哲学问题的。
　　在这次讲座中，桑德尔感谢巴巴教授作为人文中心主任始终不渝地支持思想的交流和对话，然后进入正题，介绍他的新书。在探讨正义的道德哲学中有三种思路。一种是功利主义的思想（utilitarianism）：我们应该做能够使最多的人福利最大化的选择。另一种是尊重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思想：我们应该做最尊重个人的选择。这两种思想在当代成为判断对与错的准则，是主流思想。　桑德尔则推崇第三种思路：　为了正义，为了公共利益（mon　good），我们应该培养美德（cultivate　virtues）和人品，做最有道德的选择。他承认，这第三种思路不可避免的涉及价值判断。
　　他试举两例说明他的观点。在台风或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后，人们居无定所，缺衣少食。对饮用水、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须品的需求剧增，这些东西的价格也随之暴涨。这合理吗？　相信功利主义的人，例如经济学家，认为价格的变化体现了新的供求关系；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在起作用。高价格会刺激供给，抑制需求，使整体福利最大化；“正义”的价格（just　price）根本不存在。相信个人权利与自由至高无上的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选择买与不买，他们选择的结果就决定了一个东西的最终价值和价格。
　　桑德尔说，其实这两个理由都有漏洞。如果我们从那些买不起生活必需品的人的角度考虑，他们的福利是极度负值，高价格并没有使整体福利最大化。我们再想，这些东西都是生活必需品。人们在购买高价饮用水的时候根本没有选择的自由——没有饮用水就无法生存——他们是被迫的。　除了这两个原因以外，桑德尔说，还有第三个原因说明这个价格不合理，不道德：就是那些趁人之危，故意哄抬价格牟取暴利的人不配赚这么多钱。他们贪婪，至他人痛苦于不顾，大发国难财。他们的所作所为应该受到遏制甚至惩罚。如果一个社会允许这样不道德的事情发生，它就不是一个好的社会。　要建立一个好的社会，我们就要培养人们养成有难同当的品格。所以有人建议制定法律，禁止发国难财，禁止在类似情况下哄抬价格。
　　有人对第三条思路不敢苟同，因为讲道德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价值判断和价值观。在功利主义的思想框架下，收入越高越好，福利越高越好。在个人权利与自由至高无上的思想框架下，自由越多越好。　追求富裕和自由的价值观似乎都无可非议。　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为什么不能做有道德的选择呢？近代的思想传统以提倡自由为主线，而古代的思想传统以提倡美德为主线。
　　桑德尔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对同性婚姻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国家不应该承认同性婚姻；一种看法相反，国家应该承认，因为公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还有一种是极端自由主义（libertarian）：国家根本不应该涉足婚姻，民间组织就可以办理结婚登记和手续。当然，无论是支持同性婚姻的人，还是反对同性婚姻的人都很少同意第三种看法。如果婚姻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传宗接代，同性婚姻自然不成立。但如果我们把婚姻看作是两个人相亲相爱、白头到老的承诺，为什么同性婚姻不能被承认？
　　桑德尔总结，仅仅追求福利最大化和个人自由不能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好的、正义的社会（a　just　society）。　那么，我们就要讨论什么样的社会是好的社会；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我们还需要一个能容纳不同观点的、宽容的社会。
　　巴巴教授邀请了四位评论员。第一位是肯尼迪政府学院Jane　Mansbridge教授。她指出，桑德尔在讲演中似乎把一件事的目的分得很清楚，但实际上，很多事情都有双重或多重目的，而且这些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例如，大学的任务既是办教育，培养人才，又是作研究，拓展知识前沿，不一定其中一个目的就比另一个目的重要，更不是非此即彼。桑德尔承认她说的是对的，但强调这些相互交差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目的需要在真正透明的、宽容的公民社会，通过公开讨论、辩论得以协调统一。
　　第二位评论员是哈佛政府系Harvey　Mansfield教授。　他最近的新书叫《男子气概》（Manliness）。他的发言带有明显的保守主义色彩。他的问题是：一个社会有没有可能有太多的正义？一本名为《谁真正在乎？》（Who　Really　Cares？）的书用数据说明，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s，一般是共和党）每年给慈善机构的捐款是自由主义者（liberals，一般是民主党）的两倍。　民主党一般主张通过税收等刚性措施，杀富济贫，而保守主义者则显得更加慈悲为怀，通过主动自愿的捐款帮助穷人。
　　桑德尔回答，一个社会有可能有太多的正义。在“正义”的名义下，其他价值可能被忽略或压制了。“例如，我和巴巴教授一起去吃中饭，如果我们两人把帐单严格的一分为二，这样做看起来是公平了，但这样斤斤计较有损于我们同事间的关系。”巴巴教授插言，“那就做得太没有男子气概了。”　大家都笑了。　桑德尔接着说，“另外，我还知道一个经济学家和一个律师合写一本书——我不会点名他们是谁。　他们在合作期间经常一起吃中饭，但从来没有任何一方付另一方的饭费，也没有轮流请客。他们总是各买各的饭，各付各的帐。原因是，如果一方请客，那么另一方就会有动机多吃，或者点贵的菜。至于为什么保守主义者比自由主义者给慈善机构捐款多，他们更加慈悲为怀只是一个可能的原因。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普遍比自由主义者挣得多，收入高。”
　　第三位评论员是哈佛法学院助理教授Jeannie　Suk。她的发言有强烈的法律视角。　她说，桑德尔在提倡讲道德，追求正义的时候，他没有说清楚“主语”——谁应该讲道德，谁要追求正义。如果说，每个人或每个社会要讲道德，这是一回事；如果说国家机器也要讲道德，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国家与宗教、伦理分开就是要保持国家的中性（neutrality　of　the　state）。试想，一个法官怎么能抛开法律程序不管，让自己的价值观影响断案，甚至主导断案呢？桑德尔回答，他倾向把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或public　life）和私有空间（private　sphere或private　life）的界限模糊一些。他知道，在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中（liberal　political　thought），这个界限非常清晰。他认为，这个界限到底应该在哪儿划分——什么是“公”，什么是“私”——也应该通过公开讨论、辩论得以界定。　正是因为人们在公共空间尽量抑制价值观的影响，单纯地强调程序，我们的公共生活（public　life）才如此形式多于内容；意义就更罕见了。
　　第四位评论员是曾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12年的中国思想史教授杜维明。他赞同培养美德、人品的重要性和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他的问题是：在我们共同追求好的生活和普世价值观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基本原则可以遵循？例如，一种原则可以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种原则可以是，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前者是儒家和犹太教的传统，后者是基督教的传统。你认为哪一种原则更能够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
　　桑德尔思考片刻，然后说，“最直接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他赞赏杜教授一直在促进跨文化的交流与理解，但指出从事这项事业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在完全不同的文化间找到共同的东西，作为基点或普世原则。他担心这样做以后，找出的基点太抽象，以至于失去实际意义。他更倾向另一种途径：找出各种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献，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同分析、分享、交流这些文献中隐含的文化传统和特点。这样文化交流就具体化了。当然这样做，也可能有另一个问题：　同一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文献有不同的理解程度，或者有根本不同的理解。他回忆，有一次在北京大学，他让学生先讨论John　Stuart　Mill写的《论自由》（On　Liberty）中的一段话，再讨论《论语》中的一段话。学生们对《论自由》没有什么异意，但对《论语》中的一段话却各抒己见，僵持不下。这次讨论既是一次文化间的交流，也是同一文化内的交流。但无论如何，这样做最重要的意义是与会人员有开放的态度和胸怀倾听不同意见。
　　在自由提问时间里，坐在观众席上的Stanley　Hoffmann教授第一个发言。他是哈佛政治系一辈子研究欧洲政治、历史、文化的年过八旬的老教授，与桑德尔共事了三十多年，很看重他。他说，公开提倡“美德”（virtues）、让一个社会，甚至一个国家都追求“美德”，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说法，因为它打破了“公”与“私”的界限，强迫人们有同样的价值观。　什么是“美德”？“美德”的标准是什么？　人们有不同的价值观。　而对于自由的标准、福利的标准，人们有基本的共识。　桑德尔反问，有没有一种政治思想是不危险的，完全没有问题的呢？功利主义的政治思想，个人主义至上的政治思想都各有各的问题。我们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情景，做出不同的选择。
　　Harvey　Mansfield教授这时说，他也是一个有美德、讲道德的人　大家都笑了。他说，他不能接受桑德尔对刚才他的问题的回答。在《谁真正在乎？》这本书中，作者把旧金山这个城市（民主党为主）和美国中北部的North　Dakota这个州（共和党为主）加以比较。两个地方的人口差不多，但旧金山的人均收入高出很多。即使这样，他们给慈善机构的捐款也只是North　Dakota的一半。民主党在税收政策中倾向杀富济贫，表面上看，这是有道德的正义之举，但正是民主党人忽略了慷慨、慈悲这些美德。
　　杜维明教授说，他理解对“美德”的定义和标准的担忧，但强调培养美德和人品的过程也是一个在开放社会里自我反思，自我检查的过程。他区分两种不同的私有空间。一种是private；　例如日记，完全不能公开。另一种是自己的，personal，但完全可以公开交流。例如，对有代表性的文献《论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切身体会，这些都可以相互交流和学习。以前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哈佛文理学院是否可以包括宗教研究（study　of　religion）。　宗教是每个人心灵上的事情，研究宗教是在研究personal　事情，不是公开private事情。
　　桑德尔举例说明宗教道德与政治生活关系的变化。　1960年当杰克。肯尼迪竞选总统的时候，很多选民担心他是天主教徒。肯尼迪辩解，他对天主教的信仰完全是私事（private），不会影响他作为总统（public　office）的任何决定。　四十六年以后，奥巴马在即将竞选总统时，用充满宗教色彩的语言四处讲演，阐述他相当激进的政治主张（progressive　political　agenda），与肯尼迪在1960年的声明截然相反。公民社会中公开辩论的内容和倾向总会不知不觉的影响国会——法律制定者，进而影响法律本身。如果一定要坚持国家中性（国家与宗教道德分开），那么桑德尔认为，这个议题——国家是否应该坚持中性——也应该在公民社会中展开讨论。
　　第二个观众提问是关于宗教战争的：如果战争即将爆发，我们是否还要做最有道德的选择？桑德尔回答，他说的是一般原则，在战争即将爆发的特殊情况下，可以做特殊处理。这时巴巴教授插言，或许保持道德正义和其他目的紧张矛盾的关系（keep　this　tension　alive）就是捍卫道德正义。
　　第三名提问的观众说，她认为肯尼迪在1960年的声明和2006年奥巴马的主张并不矛盾，因为肯尼迪意在排除天主教对总统处理公务的影响，并不排除道德对总统的影响。巴巴教授说，我们的确不能把道德等同于宗教。
　　第四名提问的观众是一名中国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