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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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人与坏事相关联，例如，贫富分化，高失业率等。哈佛大学国际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反对这个观点。他的视角更长远、广阔。他认为，全球化从15世纪哥伦比亚发现新大陆就开始了，人员、食品（土豆、红薯、玉米、作料等）跨海洋、跨大陆的交往是日益全球化的先兆；科学技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就是全球化的基础，所以全球化是历史的长期趋势；的确，有很多国家为保护自己利益而撤出国际体系，但这是历史的偶然，是短暂的，不是长期的。
　　现在的全球不平衡与三十年代美国和德国之间的不平衡很相似。美国从最大的债权国成为最大的债务国，在2001到2007年间累计债务5万亿美元。中国把宏观经济政策从属于固定汇率之下，累计外汇储备两万多亿美元，其中大约三分之二是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包括大量的美国国债。弗里顿说，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经济学教授Dani　Rodrik是他很尊敬的经济学家，“他就认为发展中国家以压低货币汇率，促进出口，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对的，亚洲四小龙，二战后的德国都是如此。”
　　但弗里顿认为中国贸易开放的程度（出口加进口占GDP的比例）相对于中国经济体的规模超常的大；美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贸易占GDP的比例远远小于中国。国家越大，它的对外贸易需求就越小，因为它的国内市场巨大，从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详见《哈佛笔记》安查斯主讲的国际贸易理论系列）。弗里顿说，中国的很多出口可以在国内市场消化；中国长期不变的固定汇率政策人为地压低了人民币比价，误导资源在全球的分配，从相当大的程度上造成了目前的全球不平衡。　这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必须找到其他发展经济的途径；而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弗里顿认为，全球不平衡是这次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
　　全球不平衡的另一方面原因在美国。　美国联邦财政在2000年有两千多亿美元的盈余，在10年以后有一万多亿美元的赤字。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包括2001年“9·11”的恐怖袭击，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和2003年的两次减税，过高的估计了税率对税收的负面影响（关于税率与税收的关系，详见《哈佛笔记》费尔德斯坦主讲的美国经济政策系列）。　但有一点弗里顿强调不可忽略：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在“9·11”之后把基准利率压得太低，时间太长。美国经济在2002年末明显好转，但美联储仍然在2003到2005年间维持低利率；利率甚至小于通货膨胀，使真实利率为负值，促使了美国在消费者层面和政府层面都大量贷款。　前十几年的“金融创新”出来的复杂投资和融资渠道更加助长了美国社会在各个层面的负债。　美国入不敷出，成为最大的债务国。其他主要债务国包括英国、西班牙和爱尔兰。
　　弗里顿说，就像罗格夫（Kenneth　Rogoff）和Carmen　Reinhart最近的新书《这次不同了》（This　Time　is　Different）指出的一样，每次危机都是“换汤不换药”，危机的成因和主干大体相似。“国际资产流动的周期现象都是一样的，从刺激经济扩张（expansion），到兴旺（boom），到泡沫，到泡沫破裂后的危机。美国就是在酝酿一场典型的债务危机。”
　　当危机爆发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停止恶性循环。现在市场已经平静下来，金融危机中最糟糕的阶段已经过去。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缓解美国长期的债务危机。当外资涌入时，消费上升，投资增加，进口成倍增长，房地产价格狂涨。弗里顿预计，今后美国要经历的是这一切的反面，美国必须减少消费，使储蓄大于投资，出口大于进口；美国真实工资很有可能止步不前，甚至下降；美国的经济调整阶段就是美国人要勒紧裤带、进入勤俭节约的阶段（austerity　phase）。■


一○○　丰富的自然资源会导致“荷兰病”吗？
　　丰富的自然资源未必就一定是件坏事，一些国家就比另一些国家自我管理得好，如何才能有前者的经济表现，避免后者的问题呢？

　　在斯旺模型（概述见《哈佛笔记》中《灵活运用经济学模型》一节）之后，弗兰克尔用一节课讲述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　顾名思义，“荷兰病”源于荷兰。1959年荷兰发现了巨大的天然气油田。荷兰政府采取了最大规模的公私联手方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于1963年与Esso　（ExxonMobil的前身）和Shell一起开发。从此荷兰传统的制造业出现走下坡路的趋势，一蹶不振。1977年《经济学家》杂志（The　Economist）把这个现象称为“荷兰病”。　
　　当一个国家发现了新的自然资源，或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发现这些资源的国际价格猛涨，或一个国家因为某种原因突然收到大量国际援助，这些本来是好事，为什么说是一种“病”呢？　因为这些“好事”打破了原有的价格信号，使一个经济体的人力物力重新分布。这个新布局很难在价格反弹的时候迅速恢复原状，耽误了生产力的发展，或生产效率的提高。从2003年到2008年，资源价格狂涨的情景仍然让人记忆犹新，影响了一批资源型国家。
　　具体来说，这些好事在短期内突然提高了一个国家的收支平衡（balance　of　payments），使这个国家的货币面临升值的压力。如果这个国家有固定汇率政策，那么大量的外汇流入会导致货币基数和货币供给的增加，价格普遍上涨，尤其是不可（跨国）贸易的部分（non…tradable　sector），其中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尤其突出。如果这个国家有浮动汇率政策，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会升值，使不可贸易产品的相对价格（相对于可贸易产品的价格）升高。这样的价格信号使人力物力从可（跨国）贸易产品（tradable　products）的生产；　例如传统制造业，流向不可（跨国）贸易的产品，例如房地产。要抑制生产资源重新分布，就要抑制这个货币的真实升值（real　appreciation）。中央银行可以采取对冲（sterilization，以本币资产置换外币资产，即买外币，卖本币）的办法，或把一部分外资滞留海外，只允许缓慢流入国内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
　　荷兰病的另一部分问题与政府的自我节制、自我管理、廉政建设有关。当外汇大量流入，政府财政节节攀高，政府很容易扩大执政范围，增兵买马把钱花出去，使经济过热。当价格信号反弹，政府很难迅速“瘦身”，导致赤字。也就是说，这些钱有很强的“顺周期性”（pro…cyclical）。政府资源太多还有可能成为腐败的土壤，使不良机制（weak　institutions）苟延残喘。这些问题在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屡见不鲜。所以，政府必须要在财源丰富时有意识地克制花钱的冲动，让这些钱“细水长流”，或者存起来，等经济衰退时，用这些钱刺激经济，达到“逆周期性”的目的。
　　丰富的自然资源未必就一定是件坏事，一些国家就比另一些国家自我管理得好：　智利比玻利维亚好，澳大利亚比阿根廷好，挪威比委内瑞拉好。如何才能有前者的经济表现，避免后者的问题呢？弗兰克尔给出以下建议。
　　第一、让中央银行从机制上独立于政府，不受政治干扰，只从技术层面管理经济。
　　第二、制定财政预算规则，不允许政府在收入高的时候突然增大开支。
　　第三、按照经济指标，从技术层面管理、投资国家主权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挪威的石油基金（National　Petroleum　Fund；现改名为　Pension）就做得很好。当石油价格很高的时候，他们把钱储蓄进这个基金，弥补油田的油量日益减少。
　　第四、鼓励中央银行、主权基金分散投资，分散风险，甚至允许私人和私人机构持有外国资产。
　　弗兰克尔给学生作业中的一道题就是根据最近《经济学家》中的一篇对智利的报导和这堂课的内容，解释为什么智利总统　Michelle　Bachelet和她的财政部长Andres　Velasco在2008年6月的民意测验中表现最差（approval　rating），而在短短的一年以后，2009年夏天的民意测验中遥遥领先。
　　原因可能有多种，但不可否认的是，铜出口占智利总出口的四分之三；在2008年铜价猛涨的时候，这位总统和她的财政部长顶住压力，拒绝花费铜出口的高额收入。2008年后期，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经济开始衰退。这两位领导人决定动用这笔钱，缓解经济衰退，真正实现了“逆周期”的财政政策。　弗兰克尔说，这对资源丰富的国家来说非常难能可贵。
　　当然，Bachelet之前的一届政府也应该给予肯定，因为他们推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财政自律，奠定了一部分基础。　Bachelet和她的财政部长进一步把财政纪律写入法律。　2006年通过的《财政责任法案》（Fiscal　Responsibility　Bill）明确了结构预算（structural　budget）的作用，并创建了退休储蓄基金（Pension　Reserve　Fund）和社会经济稳定基金（Social　and　Economic　Stabilization　Fund）（这个基金取代了铜稳定基金，Copper　Stablization　Fund）。
　　智利的财政纪律是一系列的规则。如果铜价在历史长期水平，经济处于全就业水平（full　employment），政府的财政预算目标是有1％的GDP的盈余。　这个数字后来降低到0。5％，在2009年3月后进一步降到0。　当经济进入衰退或铜价低于10年的均衡价格（10…year　equilibrium　price）时，政府财政可以赤字。　铜价水平和全就业水平是由经济专家判断的，不受政治家的影响。　2008年财政盈余高达9％的GDP。当时专家组认为资源价格猛涨是暂时的，建议用一部分盈余填补赤字，把另一部分盈余储蓄在国家主权基金。政府也正是这样做的，政府债务因而降低到GDP的4％。　在2008年下半年，经济形势突变，而智利政府有足够的储蓄实施“逆周期”的财政刺激政策。
　　弗兰克尔认为，专家组的独立性非常重要，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就像中央银行的行长一样，从制度上独立于政治体系。他还建议，应该让这个专家组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决定政府财政支出的总数，民选出来的政治家（领导政府的人）决定如何使用、分配财政预算。防治荷兰病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智利为防治荷兰病提供了一个基本样板，其中心思想就是要在大量外资涌入的情况下未雨绸缪，缓解价格信号对经济资源产生的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