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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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的压力下，几周之内，比索就贬值了70％，利率成倍增长。“到（1995年）1月初，墨西哥外汇储备只剩下40亿美元，而到期的Tesobonos需要300亿美元偿还，他们当时即使拍卖这些债务，也不会有人买。1月10日，墨西哥来电说，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贷款，他们在几天之后就会违约。”
克林顿在1993年曾极力促成墨西哥加入NAFTA，他不能眼看着墨西哥一败涂地。那么，支持墨西哥最重要的是尽快提供足够的巨额贷款，使市场相信墨西哥有能力按时还款付息，保持汇率平稳。
萨默斯与刚上任不久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一起去见克林顿总统。他回忆，分析了各种利弊后，他们建议克林顿马上与国会联系，争取国会批准25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克林顿的助手问鲁宾，“你敢肯定墨西哥能还上这些贷款吗？”鲁宾的回答是，“生活中没有百分之百的肯定”。
“无论你对克林顿个人如何评价，但他这次的决定是明智的。”萨默斯说，当时美国的局势对克林顿非常不利。1994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在国会失去了大多数席位，共和党主掌国会。助手提醒克林顿，如果墨西哥到期无法偿还这笔巨额贷款，1996年的总统竞选他就输定了。但克林顿仍然决定马上争取国会批准紧急贷款。这一公告发出后的第二天，比索回升了。随即，国会准备召开听证会。
“这时，如果你是议员，你会投赞成票还是反对票呢？”萨默斯在课堂上问大家。
“如果你投反对票，救助失败了，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救助成功了，你可以向你本州的选民说，你是本着对纳税人的钱负责的态度才投反对票的。如果你投赞成票，救助失败了，你无法向纳税人交待；救助成功了，你只是几百个议员中的一个，没有人会感谢你。”萨默斯分析，议员们总体上倾向于投反对票。即使有人明白不提供贷款的后果，但由于担心被同事看作是克林顿的“走狗”，他也不愿意投赞成票，因此，这一援助计划被国会搁置。
由于事态紧急，萨默斯等人决定动用外汇平准基金（Exchange Stabilization Fund）。这是美国财政部主管的国会批准的400亿美元，可以在总统签字后用于稳定汇率。
当时，国会质问，“我们动用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我们从墨西哥得到了什么？为什么没有附加一些条件？”萨默斯等人的回答是，当时墨西哥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增长缓慢，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不可能允许别的国家“指挥”或“影响”他们的政策。
议员们又问，“为什么财政部之前没有预见到这么大的危机？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避免危机？”他们为此要求查看财政部所有带有“墨西哥”和“金融”字样的内部文件。“幸好，我的助手把我和墨西哥财政部长10月下旬的晚餐对话记录了下来，这才满足了国会的追根问底。”
随之而来的难题是，如何拟定与墨西哥的贷款合同。首先，这些贷款是应该通过IMF，还是直接从美国贷给墨西哥？萨默斯认为，通过IMF可以保全墨西哥政府的一些面子，减少民族主义者的反对情绪。那么，如果墨西哥从IMF贷款一部分，从美国贷款一部分，应该先还谁后还谁呢？而且，当时美国借钱的利率是5％左右，而墨西哥借钱的利率是无穷大，这笔贷款的利息如何确定？应该确定什么样的还款期限呢？
“一方面，我们和任何借钱的人一样，希望墨西哥还得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尚未偿还的贷款能够促进墨西哥更深更全面的市场化改革。”萨默斯说，最后，他们决定将利率设在高于美国政府借钱利率的1％，这一利率每六个月增加0。5％，以鼓励墨西哥早还款、多还款，同时要求墨西哥政府用石油收入作抵押。“当然，我们很难想象美国政府真的这样做，但我们必须把它写进贷款合同，以维护美国纳税人的利益。”
1995年2月21日，贷款合同终于签订了。公告发布以后，市场大为稳定。1996年初，墨西哥经济恢复增长。两三年以后，墨西哥全部偿还了这批贷款，美国政府还从中获得了五六亿美元的利息。■
二十一 “华盛顿共识”是否万能？
萨默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反思经济发展战略的复杂性
在4月1日讲完墨西哥1994…1995年金融危机后，萨默斯去墨西哥度过了一个周末，见了一些商界和政界的领导。他们对墨西哥度过这场危机之后的发展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非常乐观。他们认为，危机过后墨西哥重新吸引了大量国外投资，而且，30年的国债债券利息仅7％，这说明投资者对政府有信心。再加上政治安定，他们预计墨西哥会保持年经济增长5％以上。
另外一些人则持悲观看法。他们抱怨，墨西哥在危机后采用了外国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提高利率，控制通货膨胀，推行私有化，开放金融业，但绝大多数普通人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平均薪水从1994年到现在仅仅提高了10％。他们认为墨西哥应该寻找新的出路。
外国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是否适用？这正是萨默斯此次所要讲述的主题——“发展战略”（Development Strategies）的复杂性。
萨默斯解释，“发展”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包括人的发展、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等。这些方面相互关联，经常共同发生作用，但也并非总是如此。此外，也不意味着一方面发展了，其他方面就一定会发展。他声明，这堂课的内容仅限于经济发展战略和国际组织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
针对墨西哥的问题，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哈佛大学另一位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都认为，外国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不应该像殖民者一样，把一系列思想和意愿强加于发展中国家。他们开的“药方”太过教条，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
罗德里克教授认为，“药方”里的条条款款并非对应惟一的政策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订者有很大的空间可以灵活掌握“用药”的程度和速度，还要考虑那些“药方”不包括的各种因素。那些发展成功的国家，都是灵活、智慧地运用“药方”，充分考虑了“药方”之外各种因素的国家。
接着，萨默斯回顾了经济发展主导思想的变迁。上世纪60年代，人们对经济大萧条和二战的经历记忆犹新，认为资本主义有很多欠缺，靠市场自动调节是远远不够的。与此同时，苏联在计划经济主导下发展迅猛，很快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转变为以工业为主的经济；拉丁美洲通过进口替代迅速实现工业化。当时的人们认为，这都是政府为主，市场为辅带来的成功。
到了1982年左右，人们的思想又开始转变。1982年墨西哥不履行债务，引起了拉丁美洲国家一连串的债务危机。进口替代作为发展战略，很快失宠了。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代表的以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苏联经济发展缓慢，最终解体。靠自然资源推动经济的非洲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也停止了增长，人均收入开始下降。与此同时，邓小平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不叫“资本主义”的浩大而深刻的市场经济改革。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在大西洋两侧也大规模推行市场化。政府不再被视为发展的主导者，而是发展的障碍。
萨默斯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与拉丁美洲、非洲的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对比。而那些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国家恰好是接受国际组织（IMF）贷款、援助和技术支持最多的国家。中国没有受国际组织的影响，“走自己的路，”但经济发展却日新月异。这是否说明“华盛顿共识”已经不适用了呢？这引起了人们的反思。
萨默斯解释，“华盛顿共识”是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在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一个会议总结发言时提出的，共包括十条政策措施：政府财政自律（尽量减少赤字），调整财政支出（增加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减少国防开支），税制改革，放开利率、汇率，贸易自由化，吸引外资，私有化，放开管制和保护产权。
“现在到了2008年，我们看到了些什么呢？虽然中国和越南国家主导的成分很大，但经济发展迅速。虽然拉丁美洲国家有20多年的民主和市场改革，但人均收入刚刚回到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非洲在90年代经济衰退，现在的经济增长仍然不均衡。经济发展理论更强调机制和内控在推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性。”
萨默斯说，无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面临两个选择：结果与预想不同时，是改变途径还是加倍努力呢？“美国在伊拉克的情况不如人意，是应该完全撤兵还是增加兵力？如果你让一位营养学家帮你设计减肥方案，但实施的结果不如预想的好，你会更加严格地执行这个方案，还是干脆换一位营养学家？”
后来，支持“华盛顿共识”的人把十条扩展成20条，增加的内容包括公司治理，反腐败，灵活机动的劳务市场，遵守WTO规则，国际金融规定和准则，谨慎开放资本账户，取消汇率多轨制，独立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充足的社会保险和有计划地减少贫困。
“当然，20条还可以扩展成30条，甚至更多。”萨默斯说，“这就像我上九年级的儿子学打高尔夫球。他应该掌握所有部位的姿势再打呢，还是应该有一个大概的姿势，然后跟着感觉走呢？如果他跟着感觉走，打不到球，浪费了一次机会，怎么办？如果要他把姿势做得尽善尽美再挥球竿，他在几秒钟之内，能注意到那么多部位吗？所以有人说，一个国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进行那么多项改革，因此IMF应该只注重其中几项可检测的重要指标。”
“我的目的是让你们了解对‘华盛顿共识’看法的复杂性。”他最后总结。
课堂结束前，萨默斯点评，近几十年的实践经验给学者和政策制订者提出了更深刻的问题。例如，经济规律和理论是一成不变的吗？这些理论在实践中成功与否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环境？外国专家到底知道多少？从公平竞争的角度说，应该如何协调各国的产业政策，同时又最大限度地尊重各国的主权？如何在开放金融市场的同时管理好金融市场？推动经济发展是应该更多地依靠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更多的依靠自下而上的草根经济的发展？如何制定谨慎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同时又减少不必要的“勒紧裤带”？如何完善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如何处理好近期的经济增长和远期的经济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
他说，处理好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是把握尺度，掌握好各种关系之间的平衡。■
二十二 对话鲁宾
萨默斯与鲁宾在课堂上“唇枪舌战”，两任财长的话题从中国的汇率延伸到美国的民主政体
4月17日，前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来到萨默斯任教的课堂，就国际问题进行座谈。
萨默斯向学生这样介绍原来的顶头上司——现任花旗银行董事会主席的鲁宾曾在高盛工作26年，1993年成为克林顿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任主任，1995年1月成为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鲁宾卸任时，克林顿总统称他为汉弥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之后最出色的财政部长。所以我卸任后，他只能说我是鲁宾之后最好的财政部长了。”萨默斯风趣地说。
在萨默斯和Pritchitt教授的陪同下，鲁宾坐在讲台中间。
萨默斯首先提问，“如果你是IMF的管理主任；一个固定汇率的国家贸易赤字严重，外汇储备急剧减少，固定汇率眼看就不能维持了。但这个国家的政府不愿意放弃固定汇率，因为正是固定汇率将以前的高度通胀稳定下来。这时，你会怎么办？”
鲁宾幽默地说，“我会和在财政部工作时一样，遇到棘手问题，就打电话给萨默斯，问他我该怎么说，怎么做。”大家都笑了。
“我会有条件地提供IMF资金援助，但也会留有一定的灵活性，以便使处于危机中的国家迅速恢复经济增长。”鲁宾迅速地把球踢给萨默斯，“与此有关的是，中国的汇率很长时间以来，基本盯住美元，现在的通胀率已经达到了将近8％。萨默斯，如果你是中国政府总理，你会怎么办？”
萨默斯笑了，“如果中国总理派一个学生听我这门课的话，我希望他告诉总理，中国有三个选择——或者选择独立的货币政策，或者浮动利率，或者关闭资本市场。因为完全关闭资本市场很不现实，所以中国总理的选择只有前两种。为了控制通胀而实行价格管制，很不明智，只会适得其反。我希望这个学生转告他，像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独立的货币政策比固定利率更重要。当然，总理可能会说，‘人民币已经升值了许多。如果升值得太多太快，会使实体经济波动太大。’我会说，‘固定汇率迟早会有不稳定的时候，中国应尽早建立浮动汇率机制。当然我也理解总理需要创造就业机会的压力，解决上百万人口进城就业的问题。’”
萨默斯有意收住话题，继续向鲁宾提问，“在这门课里，我们基本持支持国际化的观点。尽管国际化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和挑战，我们希望使现有的国际机制更加合理有序，从而推进国际化向前发展。但是现在的两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在说，你我曾经努力推动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有种种不是，因为现在人们普遍对自由贸易不满，他们的说法也有了土壤。对此，你怎么看？”
鲁宾说，“这的确是个问题。希拉里和奥巴马为了争选票，竞相说NAFTA的不好，似乎谁最憎恨NAFTA谁就可以赢得更多选票。这种气氛不是不明白自由贸易的好处，而是因为美国十几年来薪资中值（median wage）一直没有提高。自由贸易的好处事实上被所有消费者分享，但是这种好处太过分散，没有消费者会组织起来说自由贸易的好处，而自由贸易所伤害的对象却相对集中。那些失去工作，或有可能因为自由贸易失去工作的人会组织起来，通过民主政治体系强烈地反对自由贸易。所以民主体制下产生的政府就有可能利用反倾销等手段走回头路。”
他接着反问萨默斯，“现在中国和印度有越来越多的受过教育的、和美国人一样高效的劳动力。有人说，以前80％的自由贸易的好处在发达国家，20％在发展中国家。现在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工效率提高，60％的自由贸易的好处在发展中国家，40％的好处在发达国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汇率，例如中国，并不是均衡条件下的汇率。你怎么看？”
萨默斯说，“这涉及为侵占市场份额而设置的掠夺性定价问题。出口国可以有意贬低本国货币，增加出口，等进口国的同等行业被击垮后，再提高价格。但我认为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市场能量。再说，也要看在美国被击垮的行业是什么行业。新英格兰地区很多年前，一直是制造鞋帽和纺织品的中心，现在这些行业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生物化学高科技和金融行业。这不是坏的变化。”
他再向鲁宾提问，“在1994年…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国会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