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神探-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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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德尔·坎波有一阵子是极佳的破案搭档，只是我们动辄大笑不止，不能自已。有一次，我们到一家同性恋酒吧试图发展几个眼线，以便查出一个同性恋谋杀案在逃犯的下落。酒吧里光线昏暗，过了好一会儿，我们的眼睛才适应过来。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正处于众目睽睽之下，于是开始就他们想交友的是我们俩中的哪一位争论不休。随即我们看见吧台上方的一告示牌上写道：“找到一条硬汉子真快活。”这下子我们简直给弄懵了，像两个傻瓜一样捧腹大笑起来。
我们无需多少笑料就能大笑。我们有一回在私人疗养院跟一位坐在轮椅里的老人交谈时就曾大笑不止，又一回在拜会一位衣冠楚楚的四十多岁商人时也曾大笑起来，因为他的假发滑落到前额部位。这并不要紧。只要出现任何滑稽可笑的场面，我和乔是不会错过的。这种态度听起来有些麻木不仁，但也许它是一种必须具备的而且很管用的素质。当你整天都忙于调查谋杀现场和弃尸地点，尤其当案件涉及儿童时，当你同数以百计乃至千计的受害者及其家人谈过话时，当你看见有的人能够对其他人犯下绝对不可思议的暴行时，你最好还是学会对愚蠢的事情付之一笑。不然你准会发疯。
有别于许多执法工作者的是，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开枪迷。不过在空军服役的时候，我就是个神枪手。我想，要是能在特种武器攻击小队干上一阵子大概会挺有意思的。每个外勤站都设有这样一个小队。小队中五名成员都是非专职的，需要时才将他们召集过来。我人选了该小队，被指派担任狙击手，其位置最靠后，任务是从远处射击。小队其他成员都具有很过硬的背景，比如干过绿色贝雷帽或者参加过丛林战特种部队，而我只教过飞行员的妻子小孩如何游泳。小队长名叫戴维·科尔，后来升任匡蒂科联邦调查局全国学院副院长，就是他要我来主持调查支援科的工作的。
我们曾办过一个案子，案情比起雅各布·科恩的疯狂行径来多少要平淡一些。当时有个家伙抢了银行，随后警察展开了一场高速追击，最终把他逼进了一处仓库。此时我们奉命前往。仓库里的他先是脱光了衣服，接着又重新穿上。他看上去真是疯疯癫癫的。后来，他要求把他太太带到现场，警方照此去做了。
在后来的年月里，当我们深入研究了这种罪犯个性时，就能理解这种事是做不得的，你不应同意这类要求，因为他们要见的人往往就是他们认为首先引发问题的人。所以你这样做，其实是置此人于巨大危险之中，同时还帮助他们完成了先凶杀后自杀的举动。
幸运的是，此案中的警察并没有把她送进仓库，而是让她通过电话跟他交谈。果然，他一挂上电话，就抠动猎枪扳机把脑瓜打开了花。
我们各就各位等候了好几个小时，转眼间案子就这样完结了。可是，你不能马上化解压力，它反倒常常会触发反常的幽默感。“真见鬼，他干吗要这样做呢？”有个家伙议论说，“道格拉斯可是个神枪手。他本来能够替他一枪解决问题的。”
我在密尔沃基呆了五年多。终于我和帕姆从朱诺大街的公寓搬到了棕鹿路上的一处市区新型住宅，远离外勤站，靠近市区北郊。我多半时间忙于侦破抢劫银行案，因破案有功连连受奖。我发现，每当找到一种“识别标志”将若干案子联系起来时，我的破案机率就会非常大，我们后来的系列谋杀分析便是以此项要素作为基础的。
这一时期，我捅下的惟一大漏子是在杰里·霍根取代赫布·霍克西出任主管特工以后。主管这一职位并不享有多少特权，可是能够使用一辆调查局公车是为数不多的特权之一。霍根对他那辆翡翠绿色福特车十分得意。有一天我外出查案时需要用车，而所有车子都已派出。霍根当时外出参加会议，因此我问主管特工助理阿瑟·富尔顿能不能用一下主管的车子。他答应得很勉强。
谁知事后杰里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冲着我大叫大嚷，责隆我用了他的车，弄脏了车子。而且最糟糕的是，送回车子时还爆了一只胎。我可是根本没有察觉到爆胎。由于杰里与我一直相处得挺好，因此当他一个劲儿声嘶力竭地吼叫时，我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很显然这是一次失误。
在那天晚些时候，我的分队长雷…伯恩对我说：“约翰，你晓得杰里·霍根其实很喜欢你，只是他不得不教训你一次。他指派你去印第安居留地工作。”
当时正是“伤膝溪事件”余波未平、印第安人权利意识高涨之际。就像在底特律贫民区那样，我们在居留地成了众矢之的。印第安人受到了政府的不公平待遇。当我首次抵达绿湾的梅诺米尼居留地时，不敢相信竞有人不得不生活在这样贫困、肮脏和道德败坏的环境之中。他们的原有文化遭到了严重破坏，他们常常对我的到来几乎视而不见。你在许多居留地发现，酗酒，虐待子女、配偶，袭击，谋杀等的发案率居高不下，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生存状况恶劣以及政府的长期敌意和漠视态度。由于印第安人极不信任政府，联邦调查局特工要想取得证人的任何形式合作或协助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地的印第安人事务局代表帮不上什么忙。甚至连受害者的家人也不愿被扯进破案工作，深怕会被人扣上通敌的帽子。有的时候，当你获悉发生了谋杀案并赶到现场时，尸体已在那里停放了好几天，上面爬满了蛆虫。
在居留地工作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起码调查了六起谋杀案。我深为那些印第安人难过，情绪一直不振，把每天离开那里回家过夜视为一种享受。我从未见过哪个群体的人处境如此艰辛。虽说不大安全，在梅诺米尼我头一回集中全力调查谋杀案犯罪现场，事后证明这段艰苦经历对我帮助极大。
毋庸置疑，我在密尔沃基工作期间最美妙的事件莫过于1975年11月喜得第一个孩子，埃里卡。帕姆开始产前阵痛时，我们正准备与几位友人，萨姆·拉斯金和埃丝特·拉斯金，上当地一家乡村俱乐部共进感恩节晚餐。埃里卡于次日问世。
我当时要加班加点侦破抢劫银行案和完成研究生学业，因此新添婴儿意味着睡眠更少。自不待言，养育婴儿的责任主要由帕姆承担着。我身为人父，感到家庭责任更重了，但我喜欢看着埃里卡一点点长大。我那时还没有接手绑架儿童案和谋杀儿童案，我想这对大家来说是幸运的。假如我办理的是这类案子，假如我真的停下来思考外面发生的案情，我不知道能否愉快地适应为人父这一角色。待到我们的次女劳伦于1980年出生时，我已深深涉足这一领域。
我想，为人父也促使我尽力去创造成功的人生。我很清楚我当时从事的工作并非是自己向往中的终身职业。杰里·霍根劝我先干满10年外勤工作，再考虑申请其他工作。这样一来，我的经历足够升至主管特工助理，乃至最后晋升为主管特工，尔后或许最终能进入总部工作。但是，因为有了一个孩子，且还会有更多的孩子到来，外勤特工从一个工作站调任另一个工作站的工作便显得缺乏吸引力了。
随着时光推移，我已开始另眼看待这份工作了。狙击手的训练和特种武器攻击小队的执勤丧失了以往的魅力。我在心理学方面既拥有背景（此时已拿到了硕士学位），又怀有兴趣。对我来说，这份工作的挑战性在于，它可以控制局面，不让事态发展到非开枪不可。主管特工推荐我去匡蒂科的联邦调查局学院参加了为期两周的人质谈判课程的学习，当时学院开办不过几个年头。
在那里承蒙诸如霍华德·特顿和帕特·马拉尼等具有传奇色彩的特工的指导，我头一回接触到当时被称为行为科学的知识。它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
5行为科学抑或胡说八道？
大约五年前结束新特工训练之后，我就没有回过匡蒂科。这地方变化可不少。举例来说，到了1975年春天，联邦调查局学院已经成为一个设施齐备、功能俱全的场所，它是从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辟出一大块地建造而成的，坐落在丘壑起伏、景色优美的弗吉尼亚州林地之中，距华盛顿南部大约一小时车程。
然而有些方面并没有什么变化。战术组仍旧是集名望和地位于一身，其中的轻兵器小组更是炙手可热。该小组的头头叫乔治·蔡斯，1968年马丁·路德·金博士遇刺后，奉命前往英国将詹姆斯·厄尔·雷押回国内接受美国法律审判的就是这位特工。蔡斯长得虎背熊腰，力大无穷，徒手挣断手铐对他来说是雕虫小技。有一次，靶场的某个家伙拿来一副手铐，事先把链子焊了起来，然后交给蔡斯让他露一手。蔡斯扭动时用力过猛，结果造成手腕脱臼，不得不敷了好几个星期的石膏。
人质谈判由行为科学科进行授课，它由一组七至九名特工教官组成。心理学以及“软科学”从来就没得到过胡佛及其助手的高度重视，因此直到他逝世以前，心理学研究具有某种“密室”研究的性质。
事实上，当时局里大多数人以及执法界总体上都把应用于犯罪学研究的心理学和行为科学视为不值一提的胡说八道。尽管很明显我从没有这种看法，我却不得不承认，当时在这一领域所掌握和传授的许多知识与理解罪犯和逮捕罪犯并没有什么真正联系，而这一局面在此后几年中将通过我们加以改变。我在接管行为科学科的运作后，把该科的名称变更为调查支援科。每当人们问起我为什么要更名时，我会相当坦率地告诉他们，我就是想划清“胡说八道”与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之间的界限。①
在我接受人质谈判培训时，行为科学科由杰克·帕夫担任科长，它受着两个很有个性、很有真知灼见的人物的控制和影响，他们是霍华德·特顿和帕特里克·马拉尼。特顿大约身高6英尺4，金属丝架的眼镜后面有一对目光锐利的眼睛。尽管从前在海军陆战队里干过，他却属于深思熟虑的类型：总是一副威风凛凛的神态，堪称典型的学识渊博的教授。他曾在旧金山附近加州圣莱安德罗警察局供职，后来于1962年加人联邦调查局。1969年时，他开始讲授一门里程碑性质的课程，起初定名为“应用犯罪学”，最后（据我猜测那是在胡佛去世后）又更名为“应用犯罪心理学”。到了1972年，特顿前往纽约请教了詹姆斯·布鲁塞尔博士，这位曾经侦破过疯狂爆炸案的精神病专家同意亲自向特顿传授他的侧写技巧。
充实了这方面的知识以后，特顿的办案方式出现了重大突破。这种办案方式强调，通过着重分析犯罪现场的有关证据，就能更多地了解罪犯的行为和动机。就某些方面而言，我们从此在行为科学以及刑事调查分析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帕特·马拉尼总是让我联想起爱尔兰民间传说里的矮妖精。他身高5英尺10，体型矮胖，思维敏捷，精力充沛。他是1972年从纽约外勤站调到匡蒂科的，荣获过心理学学位。在匡蒂科任职届满时，他成功地解决了以下人质危机：在华盛顿市，哈纳菲穆斯林教派占据了B’nai B’rith总部；在俄亥俄州沃伦斯维尔海茨，一 ①行为科学（behavioraI science）的缩略语BS与胡说八道（bullshit）的缩略语BS是相同的，为了避免混淆和以正视听，作者将行为科学科更名为调查支援科。名黑人越战老兵科里·穆尔闯入警察局，挟持了一位警长和他的秘书。特顿和马拉尼共同组成现代行为科学的第一梯队，这对搭档表现出众，令人难忘。
行为科学科的其他教官也参与了人质谈判课程的讲授，其中包括迪克·奥尔特和罗伯特·雷勒斯，他们来匡蒂科时间还不长。如果说特顿和马拉尼组成的是第一梯队，那么奥尔特和雷勒斯则组成了第二梯队，是他们向前拓展了这门学科，使其成为对全美乃至世界各地警察局真正有价值的知识。雷勒斯和我当时仅仅是师生关系，我们不久将展开合作，共同从事系列犯罪研究，这项研究最终促成了我们目前所从事的工作。
人质谈判训练班大约有50名学员。从某些方面来说，这门课带来的乐趣要超过它带来的教益。不过，由于暂停外勤工作两个星期，倒也让人感觉快活。在课堂上，我们剖析了三种基本类型的人质扣押者：职业罪犯，精神变态者，狂热分子。我们研究出现在人质事件中的某些重要现象，例如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两年前的197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市发生了一起手法拙劣的抢劫银行案，它后来演变为令顾客和银行雇员感到痛苦的人质事件。最后，那些人质竞站到扣押者一边，实际上在协助他们对抗警方。
我们还观看了西德尼·卢米特新导演的影片《伏天午后》，艾尔·帕西诺扮演了一个抢劫银行的歹徒，抢钱目的是要让他的同性恋恋人去做变性手术。该片根据纽约市发生的一次真实人质事件而创作。正是这个案件及其引发的冗长谈判促使联邦调查局邀请了纽约市警察局的法兰克·博尔茨警长和哈维·施洛斯伯格警探前来联邦调查局学院讲课，以提高人质谈判的水平。纽约警方在这一领域被公认具有国内领先水平。
我们研究了谈判的各项原理。有些指导原则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要尽量将死亡人数降至最低点。我们确实可以从听实际人质事件的录音带中获益，不过要等到若干年后，当新一代教官到来时，学生们才参与了角色扮演练习，而这是你从课堂教学中所能获得的最接近谈判实战的演习。同时，训练也有点杂乱无章，因为大量材料都是从罪犯心理学的课程上照搬而来的，其实并不怎么适用。譬如，他们会发给我们记录猥亵儿童犯或奸杀犯的照片和卷宗，然后让我们讨论具有这种个性的人在人质事件中会有什么反应。此外便是更多的兵器训练，这仍是匡蒂科的培训重点。
我们后来讲授的人质谈判课程的大量内容并非是在课堂上从其他特工那里学来的，而是经历现场办案的严格考验时学到手的。我刚提过，促使帕特·马拉尼声名鹊起的是科里·穆尔一案，该犯曾被诊断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在扣押了俄亥俄州沃伦斯维尔海茨的警长及其秘书作为人质以后，他公开提出了若干要求，其中之一便是所有白人必须马上离开地球。
好吧，就谈判策略而言，如果你还有别的路可走，就不会去屈服于他们的要求。而有些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做不到的，上述的要求无疑可以归于这一类。此案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以致连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吉米·卡特都主动表示要与穆尔通话，为解决人质危机出点力。在卡特先生那方面，这样做固然是出于一片好意，并且体现了他后来努力要解决那些看来棘手的全球性冲突时所表现出的诚心诚意，可这并不是谈判的上策，我在处理一场人质危机时是绝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的。帕特·马拉尼亦不希望如此。请头面人物出面调解的问题在于，它除了会导致其他亡命之徒如法炮制以外，还使你错失了运筹的空间。你一直想通过中间人进行斡旋，使得你可以拖延时间，避免做出那些你并不想兑现的承诺。而一旦你让人质扣押者与他认定是决策者的某某人直接接触时，所有人就会无计可施。要是你不同意他的要求，就会有转眼将事情搞砸的危险。你能够把同他们谈话的时间拖延得越久，就越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