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神探-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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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这个角色。
每隔一两年，曼森就会申请假释，而每一次都会被驳回。他的罪行实在太残忍，太广为人知，假释裁决委员会是不会对他抱有侥幸心理的。我也不希望他被放出去。不过，假使他在某个时候被释放，根据我经过访谈所了解的情况，我估计他不会像许多家伙一样构成某种严重的暴力威胁。我认为他会进入沙漠，过上遁世隐居的生活，不然的话，他会试图靠他的名气赚钱。但是我不认为他会杀人。要说最大的危险，倒是来自那些迷途的失意者，他们会被他吸引，把他奉为神和领袖。
当我和雷斯勒完成了10次或12次囚犯访谈后，任何理性聪明的旁观者都看得很清楚，我们已经有了收获。我们第一次能够将凶犯的心理活动与他在犯罪现场留下的证据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
在1979年，我们前后大约收到了50个要求提供侧写的请求，而教官们都是利用教学工作的空隙时间来处理这些事情的。到了下一年，提交给我们侧写的案件已经翻了一番；再到下一年还要加倍。此时，我已被免除了大半教学任务，成为科里惟一一位全日制投入破案实际工作的人。只要日程表许可，我依然会为全国学院和特工训练班讲课，不过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教学对我来说已经成为副业。我要处理送交科里协办的几乎所有杀人案，以及罗伊·黑兹尔伍德过于忙碌时无暇处理的强奸案。
原先个性侧写一直是未经官方认可的非正式服务项目，如今一个小小的机构建立了起来。我被冠以了“罪犯个性侧写项目主管”这个新设的头衔，着手与外勤站的官员展开合作，协助侦破那些各地警察局提交的案件。
有一阵子，我住了一个星期左右的医院。从前因打橄榄球和拳击打坏过的鼻子旧伤复发，使得我呼吸愈来愈困难，住院的另一个原因是扭曲的中隔需要校正一下。我还记得当时卧床休息时，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有个特工走进病房，在我床头放下了20份卷宗。
随着监狱访谈的不断深入，我们掌握的情况愈来愈多，可是还得想个办法将非正规的研究系统化、条理化。罗伊·黑兹尔伍德向前迈出了这一步，我当时与他合作，正在为《联邦调查局执法公告》撰写一篇有关奸淫凶杀案的文章。罗伊曾经与安·伯吉斯博士共同进行过一些研究，伯吉斯是宾州大学护士学校心理健康护理专业的教授，同时担任波士顿保健及医疗局护理研究所的副所长。伯吉斯是一位多产的作者，早已在研究强奸案及其心理后果方面成为享誉全国的权威人士。
罗伊把她请到了行为科学科，介绍我和鲍勃与她认识，说明了我们正在从事的研究。她听后觉得不错，告诉我们说，她认为我们在这一领域进行的研究堪称是前所未有的。她认为我们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罪犯行为的认识，如同《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一书有助于认识心理疾病和分类组织一样。
我们同意联手合作。安锲而不舍地申请资助，最终从政府资助的全国司法研究院获得了一笔4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我们计划深入访谈36至40名囚禁的重罪犯，以期从中有所收获。根据我们的资料输入，安编写了一份厚达57页的调查表格，每次访谈后都要填写。鲍勃负责拨款的具体执行，担任与全国司法研究院的联络工作。我和他在外勤站特工的通力协助下，重返监狱去面对面访谈那些案犯。我们要描述每一次罪行的作案手法以及犯罪现场，研究并记录案发前后的行为。安则负责用计算机处理所有数据，然后我们再写出研究结果。我们预计该项目将持续三到四年。
就在这一期间，刑事调查分析步入到现代阶段。
7 黑暗中心
人们根据逻辑推理会提出这样的疑问：重罪犯为什么愿意同联邦调查局的执法特工合作呢？我们在项目启动初期也曾对此有过疑惑。然而，我们几年来接触过的绝大多数重罪犯的确同意与我们交谈，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几种原因。
有的人对其罪行真的感到大惑不解，觉得在心理研究项目上提供合作是一种进行部分赔罪的方式，同时据此也更加了解了自我。我认为埃德·肯珀就属于这一类型。如我指出过的，有的人则是警察迷和执法迷，一味地喜欢接近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特工。有些人认为与“主管当局”合作或许会带来一些好处，不过我们不曾做过任何许诺，以此作为交换条件。另外一些人感觉受到了冷落，一心想要得到他人的关注和摆脱那种百无聊赖的生活，我们的探访正中他们的下怀。再有的人索性就是欢迎能有这个机会，好让他们以叙述生动的细节重温谋杀幻想。
不管这些人有多少话要讲述，我们都愿意倾听，不过我们主要感兴趣的是几个基本问题。我们在1980年9月的一期《联邦调查局执法公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此做了概述，解释了这项研究的宗旨。
1．什么导致了一个人成为性罪犯？有何预警信号？
2．什么因素有助于激发或抑制他去犯罪？
3．预谋案中的受害者对各种类型的性罪犯应当采取什么反应或应急策略才可避免受害？
4．性罪犯的危险性、预后、处理以及治疗模式具有什么含 义？
我们认识到，要想使这个项目有价值，我们就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能够当场过滤每一罪犯告诉我们的情况。因为如果你很理智聪明，如同这些家伙中的许多人一样，你就会找出他的某个弱点并加以利用。就其本性而言，大多数系列凶犯都是出色的操纵者。如果情绪不稳定对他会有所帮助，他就能假装情绪不稳定。如果悔罪自责对他会有所帮助，他就能表现出一副悔罪自责的样子。但是，不管他们认为什么是最佳行动方案，我发现，那些愿意同我们交谈的人都是相似的。他们没有其他事情可以思考，所以花了大量时间思考自我和所犯的罪行，能够把那些细枝末节告诉我。我的任务就是，事先掌握有关他们及他们罪行的足够资料，以便确定他们是否在讲真话，因为他们同样有足够的时间另编一套说法，从而使得他们比卷宗所揭示的要值得同情和无辜。
在早期的多次访谈中，倾听完罪犯的故事以后，我总要转向鲍勃·雷斯勒或者身边的任何人，问道：“他会不会是因草率定罪而入狱的？他对任何问题都拿得出合乎情理的答案。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抓对了人。”所以，我们回到匡蒂科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复核有关记录，联络当地警方索取有关案情卷宗，确保没有发生可怕的错判。
从小在芝加哥长大的鲍勃·雷斯勒对六岁的苏珊娜·德格南被杀一案感到震惊，同时也颇有兴趣。小女孩是在家中被人劫走后惨遭杀害的。她的尸体被跺成碎块丢进埃文斯顿的下水道，后来被人发现。一个名叫威廉·海伦斯的年轻人最后被捕归案并供认不讳，同时还承认曾经潜入一幢公寓楼行窃，由于局面失控杀害了两名妇女。在杀害弗朗西斯·布朗时，他用她的唇膏在墙上涂写道：
看在老天爷的分上
在我杀害更多的人之前
逮住我吧
我控制不住自己
海伦斯将谋杀归咎于乔治·墨曼（没准“墨曼”是“杀手”的缩写①），他声称此人就生活在他的内心深处。鲍勃一直认为，海伦斯一案也许是促使他决意献身执法事业的最初动因之一。
罪犯个性研究项目获得资助并启动之后，我和鲍勃前往伊利诺伊州乔利埃特的斯泰茨维尔监狱对海伦斯进行了访谈。自1946年被定罪以来，他一直在监狱服刑，一直是模范犯人，成为该州第一个在铁窗中完成大学学业的人。他在继续攻读研究生课程。
我们访谈他时，海伦斯否认与那些罪行有任何牵连，认为自己是被误判入狱的。不管我们问他什么问题，他都只有一个回答，坚持说他有不在现场的证据，甚至都不在谋杀现场的附近。他的话很有说服力，我担心这可能又是一起重大冤案，因此一回到匡蒂科，我就查阅了所有案情档案。除了案犯供词和其他令人信服的铁证以外，我发现从海伦斯一案的现场还采集到了他的隐约指纹。然而，海伦斯已经独居囚室那么长时问，不断在进行思考，在寻找所有问题的答案，假如他们在这一阶段用测谎器对他进行测试，他很可能会顺顺当当地通过测试。
理查德·斯佩克因1966年在南芝加哥的一处城区住宅楼谋杀了八名护士学校学生而被重复判处了无期徒刑，正在服刑。他明确表示不愿意把自己与我们研究的其他杀人犯混为一谈。“我可不想与他们列在一个名单上，’’他告诉我，“那些家伙都是疯子。我可不是什么系列杀人犯。”他并不否认自己的罪行。他只是想让我们知道，他与他们不是一回事。
① 在英语中，“墨曼”的拼写为Murman，“杀手”的拼写为murder maJl。
在一个关键层面上，斯佩克说的并没有错。他不属于系列杀人犯，系列杀人犯频频作案，某些情绪往往周期性发作，或者在几次作案之问伴有冷却期。我把他归属于规模杀人犯，这种人在同一行动中会杀害两人以上。就斯佩克的案子来说，他潜入住宅楼的动机是偷窃，是想法子搞些钱带出城去。当23岁的科拉松·阿穆劳前来开门时，他亮出手枪和匕首，强行闯入房间，声称他只是要把她和五名室友绑起来图谋钱财而已。他把她们统统赶进了一间卧室。在后来的一个小时里，另有三名室友在约会或者在图书馆学习结束后陆续返回。一俟她们处于他的控制之下，斯佩克显然改变了主意，开始了疯狂的强暴、勒死、刺戳和砍杀。只有阿穆劳一人惊恐地蜷缩在墙角，才大难不死。斯佩克把她数漏了。
他离去之后，她走上阳台向外大声呼救。她告诉警方，凶手左前臂刺有“生来就要大闹一场”的字样。一个星期后，斯佩克因笨手笨脚自杀未遂，来到当地一家医院求诊时，手臂上的刺字被人认了出来。
由于斯佩克作案手段令人发指，医疗界和心理学界对他做了各种各样的推测。起初有人声称，斯佩克的遗传基因失衡，多了一个阳性（Y）染色体，因此更可能做出攻击性和反社会的举动。此类时髦的分析呈规律性地昙花一现。一百多年以前，一位行为主义者运用过颅相学，即通过对头颅形状的研究，来预测人的性格和智力水平。人们最近认为，脑电扫描器读数所显示的一种不断重复出现的14Hz和16Hz阳性棘波图，就是个性严重混乱的证据。法庭至今还在为xYY染色体一说争执不休，但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是，许许多多的男人都具有这种基因构成，却并没有显露出任何异常的攻击性或者反社会行为的迹象。理查德·斯佩克接受了一次彻底检查，结果发现他的基因构成完全正常，根本没有多余的Y染色体。
斯佩克并不想与我们交谈，后来因心脏病发作死于狱中。访谈他前我们与典狱长联系了一下，我们并不经常这么做。他同意让我们进去，但并不认为让斯佩克事先知道我们要来访谈是个好主意。我们抵达后，表示赞同他的看法。他在从一个围栏中声嘶力竭地叫骂着。他被关进了围栏，好让我们看一眼他的囚室，而其他囚犯也发疯般地叫喊着，以示对他的同情。典狱长想让我们看一下斯佩克收藏的色情刊物，可斯佩克愤怒地抗议这一侵犯他隐私的行为。犯人们都讨厌任何类似的彻底搜查。他们的囚室是仅存的、具有类似隐私权的地方。我们在乔利埃特的监狱走过三层楼的牢房时，只见有的窗户被打破，鸟儿在天花板附近飞扑，典狱长警告我们不要靠边走，以防囚犯们将屎尿撒到我们身上。
我意识到这样一来我们不会取得任何进展，便低声对典狱长说，我们索性沿着走廊一直走下去，不要在斯佩克的囚室前停留。按照目前通行的案犯访谈准则，也许未经事先通知，我们都不得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事实上，整个罪犯个性研究放到今天来进行要难上加难。
与肯珀或海伦斯不同的是，斯佩克根本不是模范犯人。他曾经制作了一个简陋的微型蒸馏器，把它藏在监狱分区看守的木制办公桌的一只假抽屉背面。它几乎生产不出什么酒精，只是散发出一股酒味，足以让看守因找不出酒味来源而气急败坏。还有一次，他发现有一只受伤的麻雀从被打破的窗户外飞了进来，于是悉心照料它，使它恢复了健康。当麻雀可以站立起来时，他在脚爪处系上了一根细绳，让它立在他的肩上。有位看守对他说，牢房里是不准养宠物的。
“我不能养它吗？”斯佩克问，随后走向一个开着的电风扇，把小鸟塞了进去。
看守一时给吓坏了，说：“我还以为你喜欢那只小鸟呢。”
“我确实喜欢它，”斯佩克答道，“但是如果我不能拥有它，谁也不要想得到它。”
我和鲍勃·雷斯勒在乔利埃特监狱的一间探视室里见到了他，陪同他的是监狱督导员，类似于高中的辅导员。斯佩克像曼森那样选择了会议桌的上首，坐在餐具柜上面，这样他就可以坐得比我们高。我开门见山地告诉斯佩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但是他不愿意与我们对话，只是一个劲儿地臭骂“操他妈的联邦调查局”想要搜查他的囚室。
当我注视着这些家伙，当我坐在监狱的会议室里从桌子对面望着他们时，我试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象一下他们在犯罪之际的一言一行。我事先查阅过所有有关本案的档案，因而晓得他们每个人都做过什么，都能够做什么，而我要做的就是将这些投射到面对我坐的着那个人身上。
任何警察式的审讯都是一种诱供，各方都在试图引诱对方讲出他的意图。而我们必须先对被访谈者做出评估，之后才能考虑如何去接近他。表示愤怒抑或做出道德评判是无济于事的。（“什么，你这个变态的畜生！你吃掉了一个胳膊吗？”）你必须确定说什么才会触及他的要害。对于某些人，诸如肯珀，你可以直截了当和就事论事，只要你向他表明你已掌握了全部犯罪事实，他们就甭想蒙骗你。对付理查德·斯佩克一类的人，我学会了采取更具进攻性的手段。
我们坐在会议室里，斯佩克装出一副不理不睬的模样，于是我转向那位督导员。他是一位开朗的、爱交际的人，在化解敌意方面经验丰富，而这些长处正是我们期待人质谈判人员具备的素质。我就当斯佩克不在场似地谈论起他的案情。
“你知道你的伙计都干了些什么吗？他杀害了八个女人。其中有的还长得很漂亮。他一个人就夺去了我们八个漂亮小妞的生命。你认为这样做公平吗？”
很明显，鲍勃对这种方式感到不自在。他不想被降低到与杀人犯处于同一个层次，而且嘲弄死者也令他感到作呕。当然，我赞同他的看法，可是在这种情形下，我认为我只能这么做。
督导员以同样的方式答复我，于是我们俩就像唱双簧似地一问一答。要不是实际谈论的是谋杀案的受害者，我们就像是更衣室里的高中男生，不过交谈的语气已由稚气未退变成怪里怪气。
斯佩克旁听了一阵子，然后摇摇头，格格笑道：“你们这些家伙真他妈发疯了。你们和我一定没有多大差别。”
有了这个开端，我便转向了他。“你他妈的是怎么会同时干上八个女人的？你早饭都吃了些什么？”
他望着我们，好像我们是一对傻乎乎的乡巴佬。“我没有强暴所有的人。那种传言过于夸大。我只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