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神探-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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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蒂返回时，带去了一份列有22点结论和凶手特征的清单。他回去以后告诉梅茨：“我已经了解到了凶手的情况。我们现在只要查出他的姓名就可以了。”
虽然他对我们的信任让我们感到愉快，事情却很少会如此简单。该州各执法部门和哥伦比亚外勤站联合搜查了这一地区，寻找黛布拉的踪迹。然而，作案者没有与她家人联系，没有提出要求，我们也没有发现新的证据。我们在匡蒂科静候消息，对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尽量做好心理准备。设身处地想想失踪孩子的家庭的痛苦，那滋味简直让人难以忍受。应主管特工艾维和县治安官梅茨的一致要求，我打点行装飞往哥伦比亚，为这起有望不久侦破的案子提供现场帮助。罗恩·沃克随我同行。自从他和布莱恩·麦基尔韦恩在西雅图救我一命之后，这还是我们俩头一次一起出差。
卢·麦卡蒂在机场迎接我们。我们马不停蹄地奔赴案发现场。麦卡蒂开车带我们去了每个绑架地点。天气炎热潮湿，即便按我们弗吉尼亚州的标准来衡量亦如此。两家房子前都无明显的搏斗痕迹。史密斯的弃尸地点也一样——谋杀案显然是发生在他处。但在察看完那些地点之后，我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作案者对这一地区了如指掌，尽管打给史密斯家人的电话有几次是长途，但他一定是本地人。
办案主要人员在县治安局开了个会。治安官梅茨有一间给我深刻印象的宽敞的办公室，大约30英尺长，12英尺高，四壁挂满或贴满了奖章、证书和纪念品。从侦破谋杀案的奖状到女童子军的感谢信，应有尽有。他的工作经历都写在了墙上。他坐在那张硕大的写字台后面，包括我和罗恩、鲍勃·艾维及卢·麦卡蒂在内的其他人围着他呈半圆形坐开。“他不再给史密斯家打电话了。”梅茨叹息着说。
“我会让他再打电话的。”我说。
我告诉他们，侧写应当可以为警方的调查提供重要帮助，但我认为我们还需要设法迫使凶手尽快暴露自己。我讲解了我想到的一些前摄手法。我问了问能否找到一位肯与我们合作的当地报社记者。我们可不是搞新闻审查或直接命令他或她写什么东西，但要找的人必须同情我们正在做的工作，且不能像许多记者那样过于急切，以致弄巧成拙，坏了我们的大事。
梅茨推荐了《哥伦比亚州报》的玛格丽特·奥谢。她应邀来到了他的办公室，我和罗恩耐心地向她讲解了有关罪犯个性的知识，以及我们认为此人会对媒体报道做出的反应。
我们告诉她，他会密切关注媒体的报道，特别是有关唐的任何报道。我们根据研究得知，这种类型的罪犯通常会回到犯罪现场或者受害者的墓地。我告诉她，如果报道对路子，我认为我们就能够引蛇出洞，抓个正着。至少我们希望能让他再开始打电话。我告诉她，我们在泰莱诺尔投毒案中就曾得到过记者的密切合作，那已成为我们以此类方式办案的典范。
奥谢答应写出我们所需要的那种报道。接着麦卡蒂领我去见了史密斯一家，我向他们解释了我的想法。我的设想从根本上说就是把唐作为诱饵，设下我们的圈套。罗伯特·史密斯对此极度紧张，他不想再让仅存的女儿置身于危险之中。虽然我对这个计策也有所顾虑，但觉得它是我们的一手绝招，所以一再向史密斯先生保证，杀害莎丽的凶手是个胆小鬼，不会在公众关注和警方严密监视的情况下对唐图谋不轨。而且经过分析电话录音，我深信唐既聪明又勇敢，完全可以胜任这项任务。
唐带我看了莎丽的房间，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莎丽生前的布置。正如你会料到的，这种做法在突然之间痛失孩子的家庭当中是相当普遍的。首先吸引我的是莎丽收集的树袋熊填充玩具，有各种式样和各种颜色。唐说莎丽很珍视这些收藏品，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一点。
我在房间里待了很长时间，试图找到莎丽生前会有的那种感觉。杀害她的凶手一定能抓到，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措施。过了许久，我拿起一只小树袋熊，就是那种你一捏它肩膀，它的胳膊就会一张一合的玩具。我跟她家人解释，再过几天，等到报纸做过充分报道后，我们要在莎丽的位于列克星敦纪念公墓的墓前举行一次追悼仪式，到时唐要把这只填充动物玩具拴在花束上。我认为凶手很有可能会参加这一仪式，更有可能会在仪式结束后重返公墓，取走那只树袋熊，以作为对莎丽的有形纪念。
玛格丽特…奥谢完全明白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报道，让报社派了一位摄影记者到达仪式现场。由于还没有立墓碑，我们就让人制作了一个木制的白色念经台，正面镶嵌着莎丽的照片。她的家人轮流站到墓前为莎丽和黛布拉祈祷。然后，唐拿起莎丽的小树袋熊，把它的胳膊拴在已摆在墓上的玫瑰花的花茎上。总体来看，祈祷者情真意切，整个仪式催人泪下。在史密斯一家人轮流祈祷，一组摄影记者为当地报刊拍摄照片的时候，梅茨的手下正悄悄记下所有过往车辆的车牌号。使我伤脑筋的是，莎丽的墓离道路太近。这样一个缺乏隐蔽性的地点可能会让凶手望而生畏，不敢走近，而他却能从路上看到他想看的一切。对此我们无能为力。
第二天，报纸上登出了照片。杀害莎丽的凶手并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样于当晚去拿树袋熊。我想他果然因为离路太近而感到害怕了。不过他倒是又打来了电话。午夜过后不久，唐再次接到“莎丽·费伊·史密斯打来的”受话人付费电话。在认定听电话的人真的是唐，并且说了“你知道我可不是在唬人，对吧？”之后，他发出了到那时为止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声明：
“好的，你知道吧，上帝要你跟莎丽·费伊做伴。这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这个月，下个月，今年，明年。你不可能时时刻刻受到保护的。”说罢，他问她是否听说过黛布拉·梅·赫尔米克。
“嗯，没有。”
“没听说那个10岁小女孩吗？赫一尔一米一克。”
“哦，是里奇兰县的吧？”
“对。”
“怎么？”
“好，仔细听着。沿1号公路往北……噢，往西走，到皮奇费斯特弗尔路或比尔烤肉馆向左拐，往前走三英里半，穿过吉尔伯特再向右拐，走完最后一段土路就会来到图诺奇路上的一块停车标志前，穿过链索桥，经过‘禁止人内’的告示牌，往前走50码，再往左走10码。黛布拉…梅就在那里等着。上帝宽恕我们大家。”
他变得越来越胆大狂妄，不再使用变音装置。虽然生命受到他的公然威胁，唐还是尽了最大努力延长通话时间。她表现得极其理智冷静，向他索要妹妹的照片，就是那些他说过已寄出但一直未收到的照片。
“显然被联邦调查局截获了。”他为自己辩解道，意在表明他了解我们在这件案子中所起的作用。
“不是的，先生，”唐反驳道，“因为你知道吧，如果他们得到什么，我们也会得到。你会把照片寄来吗？”
“噢，好吧。”他含糊其辞地回答说。
“我觉得你在耍我，因为你说过已经寄出，可到现在还没收到。”
我们在越来越接近目标，可是让唐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也让我不安。在我和罗恩在协助当地执法部门破案的同时，设在哥伦比亚市的南卡罗来纳州执法处化验室的技术人员正在对该案的惟一确凿物证——莎丽的遗嘱——想方设法地进行各种检验。遗嘱写在从标准拍纸簿里撕下的划线纸上，这使一位分析人员灵机一动。
他想起有一种称为“埃斯塔机”的装置，可以查出在拍纸簿前几页纸上书写而留在纸张上的肉眼几乎看不见的轻微凹痕。借助这种装置，他发现了一份食品杂货的部分清单，以及一串数字。他最终在一组10位数字中辨认出了9位：205—837—13口8。
亚拉巴马州的区号是205，837则是亨茨维尔市的地区号码。在南方贝尔公司安全处的配合下，南卡罗来纳州执法处调查了亨茨维尔所有有可能性的电话号码，然后加以反复查证，看看其中是否有哪个电话的主人与哥伦比亚市一列克星敦县这一地区的人有过联系。其中一个号码曾在莎丽遭绑架的数星期前接到过距史密斯家只有15英里的一处住宅打出的多个电话。这是目前最重大的线索。据市政档案记载，那处住宅属于一对中年夫妇，埃利斯和沙伦·谢泼德。
掌握这一情况后，麦卡蒂立即带上几名手下人员直奔谢泼德家。这家人热情友好，但年过半百的男主人埃利斯除了是个电工之外，没有一点符合我们的侧写。谢泼德夫妇已经结婚多年，婚姻幸福美满，没有任何背景与我们推测的凶手相吻合。他们承认曾往亨茨维尔打过电话，因为他们的儿子在那里的陆军部队服役，而且还说两起可怕谋杀案发生时，他们都不在城里。一条大有希望的线索似乎就此中断了，这个结果让人大失所望。
但是，麦卡蒂和我们并肩工作已有时日，坚信我们侧写的正确性。他向谢泼德夫妇描述了一番，问他们是否认识什么人符合这些特征。
夫妇俩对视了一眼，顿时一致认定那可能是拉里·吉恩·贝尔。
在麦卡蒂的仔细询问下，他们向这位治安官介绍了贝尔的全部情况。他三十出头，离了婚，一个儿子随前妻生活，性格腼腆，体格粗壮，替埃利斯干活，从事住宅用电的布线工作，也干些杂活。他做事很细致，有条不紊。在他们外出的六个星期里，他代为照看房屋，随后回去同父母住在一起，离婚以后他一直与父母同住。沙伦·谢泼德还记得，曾经在一本拍纸簿上把儿子的电话号码留给了吉恩——他们就这样称呼他——以备吉恩在看家期间发生什么事时好联系。现在回想起来，他在机场接到他们之后，一心想谈论的就是史密斯家的姑娘遭绑架并被谋杀的事。他们初看到他时，很吃惊地发现他瘦了不少，胡子拉碴，显得情绪很激动。
麦卡蒂问谢泼德先生是否拥有枪支。埃利斯回答说，他在家里放有一把子弹始终上膛的0．38口径手枪以备自卫。麦卡蒂提出想看一看，埃利斯爽快地带他去存放手枪的地方。但枪已不在原处。两人找遍了整个房子，最后才在吉恩睡过的床铺的床垫下找到了它。枪已发射过，当时处于卡壳状态。床垫底下还发现一本《风尘女》杂志，封面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美丽女郎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奴役的画面。麦卡蒂随即放了一段打给唐的电话录音，埃利斯肯定地说那就是拉里·吉恩·贝尔的声音：“毫无疑问。”
大约凌晨两点，罗恩·沃克敲门把我叫了起来。他刚接到麦卡蒂打来的电话，说要告诉我们有关拉里·吉恩·贝尔的情况，叫我们马上赶到治安官办公室。我们都认为嫌疑人与侧写是吻合的。两者如此之吻合，令人不可思议，简直就像是正中靶心。治安官的手下拍摄的照片显示，有一辆登记在贝尔名下的车出现在墓地附近的道路上，但开车人没有下来。
梅茨打算在贝尔早晨离家上班时逮捕他，问我该如何进行审讯。在梅茨办公室后面停放着一辆拖车，那是县治安局在一次缉毒行动中缴获的，他们一向把它作为备用办公室。在我的建议下，他们迅速将其改变为“专案小组”的指挥部。他们在墙上挂起案件照片和犯罪现场示意图，在办公桌上堆起一摞摞文件夹和案件卷宗。我告诉他们，要在拖车里安排一些看上去忙忙碌碌的警察，从而造成一种印象，已经收集到大量不利于嫌疑人的证据。
我们提醒他们，要让他招供不会是件容易事。南卡罗来纳是个有死刑判决的州，而这个家伙若被证明犯有猥亵儿童罪和杀人罪最轻也会被判处长期徒刑，要在狱中艰难度日——对于一个珍惜自己生命和身体的人来说，这种命运可不大妙。我觉得最大的希望就是提供某种保留面子的方案：要么想法把部分责任推卸到受害者身上，尽管这样做会使审讯人员极为反感；要么让他用精神失常的理由为自己辩解。无法逃脱罪责的被告经常把这一招作为救命稻草，尽管从统计数字来看，陪审团鲜有相信的时候。
治安人员在拉里·吉恩·贝尔早晨离开父母家去上班时逮捕了他。在他被带进“专案小组”拖车指挥部时，吉姆·梅茨仔细观察了他的表情。“他的脸煞白，就像突然刷了一层石灰水似的，”治安官告诉我们，“他在掩盖内心的慌乱。”他被告知有权保持沉默，但他放弃了这一权利，同意回答调查人员的问题。
警官们审问了他几乎一整天，我和罗恩在此期间则呆在梅茨办公室里，一边看送来的审讯进展的报告，一边指导他们采取下一步对策。同时，梅茨的手下带上搜查证搜查了贝尔的家。果然不出我们所料，他的鞋子在床底下排放得整整齐齐，书桌收拾得干净利落，就连那辆已有三年车龄的精心保养的汽车的行李箱里的工具也摆放得井然有序。在他的书桌上，他们发现一张到他父母家的路线说明，其写法与前往史密斯和赫尔米克两人的弃尸地点的路线说明毫无二致。他们找到了大量反映奴役和性施虐受虐狂内容的色情书刊，其数量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多。技术人员在他床上找到的一些毛发与莎丽的毛发相符，而且用来寄发她的遗嘱的纪念邮票与他书桌抽屉里的邮票一样。当他的照片随后出现在电视新闻中时，赫尔米克绑架案的目击证人立刻就认出了他。
他的背景很快就查清了。如我们所料，他自幼就涉足过各种性事件，发展到后来越发不可收拾，终于在26岁时试图持刀胁迫一名19岁的已婚女性上他的车。为了避免坐牢，他同意接受精神病咨询，但只去了两次便不去了。五个月后，他又试图持枪胁迫一名女大学生七他的车。他为此被判处五年徒刑，但21个月后获假释。假释期间，他打了八十多个猥亵电话骚扰一个10岁女孩。他表示服罪，再度被判刑。
然而在拖车里，贝尔却不肯招供。他否认与两起案子有任何牵连，只承认对其感兴趣。就是在给他放了录音带之后，他仍然拒不招供。大约过了六个小时，他说想跟治安官梅茨个别谈谈。梅茨进去后，又告诉他有权保持沉默，但他还是不肯承认任何罪行。
将至傍晚时，我和罗恩还待在治安官办公室，突然梅茨和地方检察官（在南卡罗来纳州称为县法务官）唐·迈耶斯带着贝尔走了进来。他体肥肉嫩，不禁使我想起了皮尔斯伯里的油炸面团。我和罗恩都感到意外，只听迈耶斯用他那南卡罗来纳州口音对贝尔说：“你知道这些伙计是什么人吗？这些伙计是联一邦一调一查一局一的。你要知道，他们搞了一个侧写，与你的情况丝毫不差！现在这些伙计想跟你谈一谈。’’他们要他坐在靠墙的白沙发上，然后一起走了出去，留下我们和贝尔单独在一起。
我就坐在贝尔面前的咖啡茶几的边沿上。罗恩站在我身后。我仍然穿着凌晨离开汽车旅馆时穿的衣服，一件白衬衣和一条格调差不多的白色长裤。我把这身衣服称为“我的哈里·贝拉方特装束”，但是在这种背景下，在摆有白色沙发的白色房间里，我看起来有点像诊所的大夫，仿佛是天外来客。
我开始向贝尔介绍我们在系列杀人犯研究方面的一些背景情况，并且跟他说明：根据我们的研究，我完全了解对这些凶杀案负有责任的个人是出于什么动机。我告诉他，因为他在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