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神探-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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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告诫他们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研究作案者为何选用羟本基乙酰胺胶囊上。这是一种原始的、愚昧的作案手段。羟本基乙酰胺胶囊是普通药物，打开胶囊也不困难。至少可能是因为他喜欢那种包装，抑或是他对强生公司有特别的宿怨。
在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符合爆炸、纵火类型系列作案者侧写的人很多。因此，就像调查罗杰斯案件一样，采用前摄技术尤为重要。警方要对作案者施加压力，但不能让他产生对抗情绪。警方需要采纳的一个策略就是只谈正面的东西。我告诫他们不要说他是疯子。遗憾的是，他们已经那样说了。
然而，比这个更重要的是鼓励报纸发表文章，把受害者写成有血有肉的人，因为作案者往往把他的受害者非个性化。我尤其认为，如果迫使他看看一个被害死的12岁小姑娘的脸，他可能会开始产生犯罪感，我们也许就能让他彻底交待。
我认为要采取不同于我们在亚童案和莎丽·史密斯一案中的做法，提出在有些受害者的墓地布置夜间暗哨，因为我认为那个作案者可能会去墓地。我认为作案者大概心情也不好受，所以建议报纸多刊登一些报道这些犯罪行为的文章。
我想我们能鼓励他们到某些商店去，就像我们在密尔沃基和底特律能“指引”银行抢劫者去抢劫我们事先设伏的某个银行分理处那样。例如，警方可以透露某个商店采取保护顾客的措施方面的信息。我想那家伙也许会觉得有必要到那家商店去目睹他的行动所产生的影响。还有个做法就是发表一篇文章，说一位傲慢的大商店经理公开宣称，他对自己商店的保安措施充满信心，胶囊投毒者不可能在他的货架上做手脚。再一种做法是，让警方和联邦调查局特工对某个商店的“热线线索”做出反应，并加以公开报道。这个“线索”当然是假的。而警方则公开宣称他们获得的情报极其迅速和准确，以至于作案者I临时放弃了在这家商店投毒的计划。这对作案者将是一个间接的，而且也是他难以置之不理的挑战。
我们可以请出一位心情沉重的心理医生。他在接受我们访谈时要承认他很同情作案者，把作案者说成是这个社会的受害者，从而给他一个保全面子的台阶。估计案犯会给医生办公室打电话或者开着车子从医生办公室旁驶过，而我们则在那儿打下埋伏，从而跟踪他。
我认为，如果官方建立一个由平民百姓中的自愿者组成的特别调查小组，帮助警方处理所有举报电话，那么作案者很有可能自告奋勇要求参加。我想，如果当初在亚特兰大就成立这样一个小组，我们可能会在志愿者中看到韦恩·威廉斯。特德·邦迪当年就曾自告奋勇去了西雅图一个强奸危机解救中心。
在与媒体密切合作——或利用媒体——的问题上，执法部门历来持谨慎态度。这种情况我就碰到过多次。80年代初，罪犯侧写还是个比较新的概念，我曾被叫到总部，向刑侦处和局法律委员会的人解释我的前摄技术是怎么一回事。
“约翰，你不对报界撒谎，是吧？”
我给他们举了个当时在媒体的协助下成功地使用前摄技术的例子。有人在圣迭戈地区的小山上发现了一具女尸，死者脖子上套着狗项圈和牵狗绳，看来是被勒死的，而且遭到过强奸。在一条公路上发现了她的汽车。显然她在汽油用完后上了凶手的车——凶手或许是以助人为乐的面目出现或许是以施暴者的面目出现——被凶手带到了案发地点。
我建议警方按照一定的步骤向报界公布一定的信息。首先，他们应当对案情进行描述，介绍我们对案情的分析。其次，他们应当强调联邦调查局在州和地方当局的支持下，正全力展开工作，并说：“即使花20年，也要把真凶缉拿归案I’’第三，在那样一条繁忙的公路上，一个年轻女子的车抛了锚，一定会有人看见。我想通过这第三点暗示，我们收到了一些举报，是有关她在遭诱拐前后一些可疑的人和可疑的事的，警方希望公众提供信息。
我的理由是，如果作案者认为有人在某个地方可能见到过他（这是有可能的），那他就会认为有必要跟警方说清楚，解释他怎么会在场的。他会对警方说：“我驱车从旁边经过，看见她的车抛了锚，我就把车停下，问她要不要帮助，她说没事，我就走开了。”
现在警方确实也一直在通过媒体吁请公众提供帮助，可是他们常常想不到前摄技术。我想不知有多少送上门来的人从他们的指缝中溜掉了，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识别。顺便说一句，希望真正的目击证人在前来提供情况时不要因为我的这些话而有所顾虑。你不会成为嫌疑人，却完全可能帮助缉拿真正的凶手。
在圣迭戈一案中，这一技术取得了我所说的预期效果。作案者主动钻进调查网，被警方抓获。
“好吧，道格拉斯，我们明白你的意思了，”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工作人员勉强做出反应说，“无论你什么时候想运用这一技术，请事先通知我们一下。”对官僚机构的官员来说，任何有独创的新东西都是可怕的。
我希望报界能以某种方式帮助我们抓获羟本基乙酰胺胶囊投毒案的凶手。鲍勃·格林是《芝加哥论坛》报的著名专栏作家，他采访了警方和联邦调查局，然后写了一篇报道21岁的受害者玛丽·凯勒曼的打动人心的文章，说她是凶手杀害的最年轻的受害者，是一对已经无法再生育的夫妇的独生女儿。文章登出时，警方和调查局特工已对玛丽的住宅和墓地进行了监视。我想大多数参与侦破此案的人都会认为这一做法荒诞不经，他们认为心中有鬼而且沾沾自喜（或者只怀有其中一种情绪）的凶手是不会到墓地去的。我请他们等上一个星期。
警方对墓地监视期间，我还在芝加哥。我知道，如果他们一无所获，就会对我大发脾气。即使在最舒适的环境里，监视也是个很无聊、很讨厌的工作。夜间在墓地进行监视就更不消说了。
第一个晚上毫无动静。平安无事，悄然无声。可是监视小组的人第二天就觉察到了动静。他们朝墓地方向运动，并小心不让人发现。他们听见了跟侧写所描述的年龄相仿的男子的声音。
那人眼泪汪汪的，似乎就要抽泣了。“我对不起你，”他哀求道，“我不是有意的。那是个事故！”他恳求那死去的女孩原谅他。
他们心想，真他妈的给道格拉斯说对了。他们向他扑上去。
可是且慢！他说的名字并不是玛丽。
那家伙吓得魂不附体。等警察最终看清他的面孔时，才发现原来他站在玛丽墓旁边的那个坟前面！
埋在玛丽·凯勒曼旁边的是一起未侦破车祸案的受害者，开车的肇事者案发后逃之天天。此人就是那个肇事者，是前来悔罪的。
过了四五年，芝加哥警方在调查一桩谋杀疑案时运用了这个办法。他们在联邦调查局训练协调员鲍勃…萨戈夫斯基率领下，抓住谋杀案发生一周年前后的时机，向报界透露了一些信息。当警察在墓地把凶手抓获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我真不明白你们怎么用了这么长时间。”
我们没能用这个方法抓住在胶囊中投毒的人。我们没抓着凶手，只逮捕了一名嫌疑人，但没有足够证据来定他谋杀罪，给他定的罪名是与谋杀案有关的讹诈罪。他符合罪犯侧写，可是警方进行墓地监视的时候，他不在芝加哥地区。不过自从他人狱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投毒事件。
当然，因为没有审判，我们就无法从法律角度肯定他就是我们要抓的人。可是，显然，未侦破系列谋杀案中有不少作案者已被抓获，不过调查这些案件的警官和警探们还不知道罢了。如果一个活跃的凶手突然停止了活动，除了他自己决定不干这个简单的理由外，还有三种合理的解释。第一种是他自杀了，具有某些个性特征的人是会这样做的。第二种是他离开了这一地区，到其他地方去干了。有了联邦调查局的暴力罪犯拘捕记录的数据库，我们可以使全国成千上万个警察机关比较容易地实现数据共享，以防止这类事件的发生。第三种解释是，作案者已因其他过失——一般是因盗窃、抢劫或暴力袭击——而被捕，以较轻的罪名被判入狱，当局并没有把他与那些更加严重的罪行相联系。
胶囊投毒案之后，在商品上做手脚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但作案者大多数是出于传统的动机，因为家庭纠纷而谋杀配偶就有可能采用这种方式。在评估这类案件时，警方应考虑所接到的报案数量，搞清楚这些事件是集中在某一地区，还是分散在不同地区，那些明显做过手脚的商品是否已被使用过，报案者与受害者系何种关系。他们应当像处理其他因个人动机而发生的谋杀案一样，调查冲突的历史，尽可能收集有关嫌疑人作案前后的种种表现的资料。
从表面上看，某项罪行似乎没有特定的受害对象，但实际上却有其具体目标。某项罪行似乎是作案者由于愤怒或遭受挫败而犯下的，可实际上却具有传统的动机，如想彻底摆脱婚姻关系，想得到某项保险金或者继承一笔财产。胶囊投毒案公布之后，一名妇女就用搀了氰化物的羟本基乙酰胺胶囊毒死了自己的丈夫，她以为可以把罪责加到原先作案者的头上。作案现场被布置过，案发前后的细节与原先的案子截然不同，骗不了任何人。在这类案件中，法庭证据往往都跟作案人有联系。例如，化验室可以分析出氰化物或其他毒药的来源。
如果有人在产品上做手脚是为了得到受害损失费，比如在一罐通心粉酱里放一只死老鼠，在汽水罐里放一只耗子，或者在快餐食品袋中放一根针，调查人员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就比较容易进行识别。公司方面往往希望尽快把事情了结，以免张扬出去损害声誉，也可以避免对簿公堂。现在法庭取证科学已经大大发展，如果公司方面怀疑有人对产品做了手脚，拒绝采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法，把案子提交联邦调查局，做手脚的人就很可能被查出来，从而受到指控。同样，一名优秀调查人员还能识别出故意上演的英雄行为——由某个人制造的假象，目的是在同伴或公众面前做戏。
胶囊投毒虽令人惶恐不安，但它却是一种反常的行为。它主要目的似乎不是为了讹诈。一个进行讹诈的人如果想得逞，首先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完成他威胁要做的事。因此，威胁要对商品做手脚的讹诈者，会专门在一个瓶子或者一包东西上做些手脚，在上面做上某种记号，然后打电话或者留纸条提出警告。可是，那个胶囊投毒者没有进行威胁。他直接就开了杀戒。
用讹诈者的标准来衡量，他并不老练。在商品上做手脚是一种原始的方法（发生这类谋杀案后，强生公司花了很大一笔资金研制了有效的防拆封包装）。我知道这家伙的思维并不清晰。我们对这类讹诈案进行分析的指导原则也可以用于分析政治性讹诈，用以判定讹诈者是否系危险分子，是否有能力完成他威胁要干的事。
投放炸弹者也是如此。如果有人威胁说要放炸弹，这种威胁总会很快受到认真对待，以免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当局必须判定这种威胁是否属实。投放炸弹者和讹诈者都喜欢使用“我们”这个词，以表明有许多双眼睛在暗中注视着。事实上，这类人大多属于疑心很重的孤独者，对别人并不信任。
爆炸犯往往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被破坏的威力所吸引、以显示力量为动机的类型的。一种是被设计、制造和安放爆炸装置的乐趣所吸引的使命型的。还有一种是技术型的，他们为自己在设计和制造方面所表现出的聪明才智所陶醉。从动机方面来看，有的为了讹诈，有的为劳资纠纷，有的为寻报复，甚至还有为了自杀的。
我们从对爆炸犯的研究中发现了这类罪犯的越来越多的特征。他们通常是白人男性，其年龄随受害者或目标而异。他们尽管成就平平，但智力上至少达到，而且往往高出常人水平。他们办事干练，有条不紊，爱做细致周到的计划。他们不搞对抗，体魄也不健壮，为人谨小慎微，个性上有很大缺陷。对他们侧写的根据来自对他们的目标和受害者的评估或对他们所使用的爆炸装置的评估（比方说，它比较易爆或易燃），这就像我们根据犯罪现场的蛛丝蚂迹对系列杀手进行评估一样。我们要考虑与受害者和作案者相关联的风险系数，受害者的选择是随意的还是有意的，接近他或者她的难易程度，攻击发生在一天之中的什么时间，炸弹投放方式（比如通过信件），以及炸弹的组件和制造工艺方面的不寻常的特征与风格。
在从事侧写工作的初期，我搞出了那个“大学炸弹手”的第一份侧写。这个诨名现已尽人皆知，它源自联邦调查局的一个行动代号，因为此人的目标是大学和大学教授。
对投放炸弹者，我们主要通过他们的通讯联络来了解。“大学炸弹手”给报纸写信，向公众公布他那长篇大论的宣言，他透露说自己在17年中通过制造爆炸事件造成了3人死亡23人受伤。他所宣称的业绩包括一次成功地延缓整个商业航班的运行，当时他诈称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放置了炸弹。
跟所有投放炸弹者一样，他说他的恐怖活动由一个叫“自由俱乐部”的组织负责。尽管如此，他毋庸置疑是我所说的那种孤独型的人。
现在这份侧写已广为散发，我认为没有理由来改变我的判断。遗憾的是，尽管布鲁塞尔博士在梅特斯基“疯狂爆炸专家”一案中有开创性的突破，在“大学炸弹手”进行首次作案时，执法部门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运用我们的分析方法。在犯罪活动的初期，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有被抓住的可能。第一次和第二次犯罪活动对我们了解犯罪行为、地点、目标都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还没对作案技巧做出改进，也没有转移作案地点。过了若干年，他们的思想也发展了，作案动机已经不是当初那原始、简单的对社会的不满了。我认为，如果我们在1979年就有了现在这种侧写方法，“大学炸弹手”也许几年前就落了网。
有不少时候，有的人会谎称投放了炸弹，以此讹诈某个个体或某个特定群体。70年代中期，就有人把恐吓电话打到得克萨斯州一家银行行长那里。
打电话的人煞有介事地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说几天前西南贝尔公司派到银行去的技术人员，实际上就是他的人。他们安放了一枚炸弹，他可以用微波遥控装置将它引爆，不过如果行长答应他的要求，他就不引爆。
接着他说了最吓人的话，说他控制了行长夫人路易丝，说她驾驶的是卡迪拉克车，早上从某处经过，然后又到了某处，等等，等等。行长大惊失色，让秘书用另一部电话跟他家里联系，因为他知道他妻子此刻应当在家里。可是没有人接电话。这下他相信了。
接着打电话的人提出了钱的要求：要旧钞票，面值从10到100美元。不要报警，我们轻而易举就能识别出不带标记的警车。告诉你的秘书，说你要离开银行45分钟。不要跟任何人联系。离开办公室前，把里面的灯连续开关三次。我的手下人会注意看这个信号。把钱放在你的汽车里，把车停在交通繁忙地段的一条马路边上，不要熄火，尾灯不要关。
在这个特定案件中，讹诈者是个高明的骗子。他既没有放置炸弹，也没有绑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