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神探-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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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小组，说这对他大有帮助。这是完全可能的。我见过许多即将获假释的在押犯人参加宗教性学习小组的学习，他们做出了诚心改悔的姿态。
对于是应当把这个家伙关进严密看管的监狱，还是关进比较安全的精神病院，你可能有你的看法。在跟他谈话之后，我去见了负责他的监狱心理医生。我问他范达表现如何。
这位五十岁上下的心理医生给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说范达“对服药和治疗非常配合”。这位医生还举出他参加《圣经》学习小组的例子，说如果照这样下去，范达就可以被假释了。
我问他是否知道范达具体犯了什么法，他回答说：“我不想知道。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这儿有很多病人要治疗。”他还说他不想不适当地影响和病人的关系。
“这样吧，医生，我把托马斯·范达的所作所为跟你谈谈。”我毫不相让。没等他表示不同意见，我就叙述起了这个反社会、性情孤僻的人的作案经过。他参加了一个宗教小组，在一次会议结束、众人散去之后，他向主持会议的一位年轻女子求欢。她拒绝了，可是范达不喜欢这样受到拒绝。像他这类人都是如此。他把她打倒在地，从她的厨房里拿来一把刀，在她身上扎了无数刀。
我不能不说我对此非常震惊。当时她就像一只玩具布娃娃，但身体是温暖的，还在流着血。他准会把血弄到自己身上。但他连把她非个性化都做不到，居然能勃起，还射精。所以你可以理解，我为什么说这是因恼羞成怒而犯罪，而不是性犯罪。他这么做不是因为欲火烧心，而是因为气急败坏。顺便说一句，这也是为什么强奸惯犯不宜释放的原因，尽管这样做让有些人产生又有一个人经改造重返社会的满足感和成就感。问题在于，他们还会再度犯罪。强奸毫无疑问是因愤怒而犯的罪。如果你把某个人的阴囊割掉，他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愤怒的人。
我把有关范达的事说完后，那个心理医生说：“道格拉斯，你这个叫人恶心的家伙！你滚出我的办公室！”
“我恶心？”我反驳道，“你口口声声说托马斯·范达对治疗非常配合，可以释放他，可是在你对这些犯人进行治疗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你究竟是在跟谁交谈。如果你不花时间看看犯罪现场的照片或者犯罪事实的报告，不去看尸体解剖报告，你怎么了解他们？你看过他们犯罪手段的报告吗？你知道是不是有预谋的犯罪？你了解导致犯罪的行为吗？你知道他是如何离开犯罪现场的吗？你知道他是不是想逃之天天？他是不是想制造什么口实？你怎么知道他究竟是不是个危险的犯罪分子呢？”
他无言以对。我想我那天并没有把他说服，不过那件事让我感触很深。我们科对这个问题做了研究。正如我在前文中多次谈到的，问题难就难在心理治疗的大量工作都是通过听取病人的自述来诊断病情。在正常情况下来找心理医生的病人都特别想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对医生一吐为快，而一个想争取提前获释的罪犯则专门拣心理医生想听的说。结果心理医生往往听取罪犯的一面之词，并不把它与罪犯的其他情况相联系。这可能是这种体制失败的真正原因。埃德·肯珀和蒙特·里塞尔（仅举这两个人为例）的犯罪都发生在接受心理治疗期间，而且两人的犯罪都没有被发现。实际上他们在这期间的表现都有“进步”。
我认为问题在于，有些年轻的心理医生、心理学家和社会福利工作者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在大学里受到的教育是，他们真的能改变这些人。他们遇到监狱里的这些人之后，想获得自己改造这些人的工作成绩。他们往往不知道，他们在评估这些罪犯时，实际上评估的是一些善于揣摩别人心理的行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罪犯就会知道医生是否事先了解了自己的罪行，假如还没有，他就能把自己的罪行和对受害者的影响说得小一些。很少有罪犯愿意对还没有了解他们底细的人主动谈及细节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去监狱访谈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是至关重要的。
帮助改造罪犯的人大多像托马斯·范达的医生一样，为了不产生偏见，不愿意了解他们的犯罪细节。不过我总是对班上的学员说，如果想了解毕加索，你们就得研究他的艺术。如果你们想了解罪犯的个性，就得研究他的罪行。
所不同的是，从事心理治疗的人是从研究个性人手的，并从那个角度推测他们的行为。我和我手下的人则是先研究行为，而后从这个角度推导到个性。
当然，对犯罪责任问题，各界人士也是莫衷一是。斯坦登·萨姆诺博士是个心理学家，他与已故心理医生塞缪尔·约切尔森博士在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对犯罪行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经过多年的研究，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逐步摒弃了自己当初构想的大部分思想。萨姆诺在他那部内容深刻、见解不凡的著作《罪犯心理探密》里总结说：“犯罪分子与常人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他认为罪犯不是心理上有毛病，而是个性上有缺陷。
经常与我们合作的帕克·迪茨说过：“在我研究过的系列杀人犯中，没有一个是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病，但也没有一个是精神正常的，他们都是一些精神扭曲的人。他们精神的不正常与他们对性的变态的兴趣和他们的个性有关。他们知道自己将干什么，知道自己要干的是错事，但他们还是干了。”
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要记住精神失常是个法律概念，不是医学或者心理学术语。它不是指某人有或者没有“毛病”，而是说一个人是否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如果你认为像托马斯·范达这样的人精神失常，那也没什么。不能说那不是一种观点。不过，一旦仔细研究卷宗之后，我想我们就应当正视这个问题：不论托马斯·范达患了什么样的精神病，都存在不可救药的可能。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就不会把他们放出去，让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胡作非为。要记住，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杀人。
最近各界人士就罪犯心理失常这个概念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种讨论并不新鲜，它至少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的英一美法律体系建立时，追溯到16世纪威廉·兰巴德的《治安法官》公布时。
在1843年麦克那登一案的审理过程中，精神失常被首次用做被告无罪的辩词。麦克那登企图刺杀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勋爵，打死了首相的私人秘书。顺便说一句，皮尔在任时组建了伦敦警察部队，时至今日，伦敦警察仍然被称为“罗伯”。
麦克那登被宣告无罪后，公众反应强烈，以致大法官被召到上议院去解释其中的原因。大法官大致是这样解释的：如果被告因精神失常而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或者不理解其行为的本质，那他就是无罪的。换句话说就是，他不能判断是非。
这种精神失常的理论随后逐步变成人们常说的“不可抗拒的冲动准则”，这种理论认为，被告如系精神失常而不能控制自身行为，或者不能根据法律规范自身行为，那他就是无罪的。
1954年这个准则没有得以援引。当时戴维·巴兹伦法官在上诉法庭上就美国政府对德拉姆公诉一案做出裁决，裁决指出，如果被告的罪行是“精神失常或者精神有毛病所致”，那他对犯罪行为就不承担责任，因为如果不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就不会犯下这样的罪行。
执法部门人员、许多法官和公诉人对德拉姆一案的裁定都不敢恭维，因为它给被告的自由度很大，而且更重要的是不分是非曲直。1972年，另外一个上诉法庭在审理布劳纳的公诉案时，摒弃了前一个案例的做法，转而接受美国法学院的标准测试，重新考虑麦克那登和不可抗拒冲动的说法。精神有毛病不能证明被告无罪，除非他病得无法分辨是非，犯法而不自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测试越来越受到法庭的欢迎。
讨论这个问题往往是在钻牛角尖，就像讨论一个针尖上能有几个安琪儿跳舞。我认为我们更需要讨论的是危险性问题。
正在进行的心理医生之战中有个很典型的案例，即1990年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发生的对阿瑟·肖克罗斯系列谋杀案的审判。肖克罗斯被控杀害了当地许多妓女以及街头卖淫女。她们的尸体在詹尼斯河谷及其附近地区被发现。这种谋杀持续了将近一年，后来的一些受害者在死后还被分了尸。
在拿出具体侧写——结果证明是料事如神——之前，格雷格·麦克拉里研究了作案者犯罪行为的发展过程。在警方发现一具被肢解的尸体之后，麦克拉里意识到凶手要回到弃尸地点去处理他的猎物了，于是敦促警方对树林进行仔细搜索，以找到另一名失踪女子的尸体。如果有可能，那就暗中监视那个地方，因为他相信他们最终会在那儿发现凶手。
经过几天的空中侦察，纽约州警方在31号州际公路附近的萨蒙河中发现一具尸体。与此同时，约翰·麦克拉里发现有一辆汽车停在河上的一座小桥上，车里有个人。州和市的警察被调来对他进行跟踪。他们后来逮捕了这个名叫阿瑟·肖克罗斯的男子。
以纽约州警察局的丹尼斯·布赖斯和罗切斯特警察局的列昂纳德·波里埃洛为首的一组审讯人员对肖克罗斯进行了审讯。肖克罗斯供认了几桩罪行。在审判这起肖克罗斯被控谋杀100人的案子中，一个关键问题提了出来：他在杀人时是否精神失常？
被告方从纽约贝尔维尤医院请来了著名心理医生多萝西·刘易斯博士。刘易斯博士在暴力对儿童影响问题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她深信大多数暴力犯罪行为（如果不是全部）都与暴徒儿时受到虐待或者猥亵以及身体的某种状况有关，如癫痫、外伤、病变、囊肿或肿瘤。查尔斯·惠特曼就是一个例子。1968年，这个25岁的学工程学的年轻人爬到奥斯丁得克萨斯大学的钟楼顶部，向下面的人开枪射击。等90分钟后警察包围钟楼将其击毙时，已有16人死于非命，还有30人受伤。在这一事件发生前，惠特曼曾抱怨说他有时很恼火，想杀人。医生对他进行了尸体解剖，在大脑颞叶发现一个肿瘤。
惠特曼的疯狂行为是否因这一肿瘤引起？这我们没法知道。刘易斯想告诉陪审团，肖克罗斯的核磁共振扫描片表明，他的颞叶部有个恶性囊肿。她把这种形式的癫痫描述为“部分情结抽搐”，其病因是越战造成了心理创伤以及他自称的儿时受到了母亲的虐待，所以阿瑟·肖克罗斯对他的极端暴力行为不负有责任。她作证说，实际上他在杀死每一个女人之际，都处于某种神游状态；他对每次犯罪过程记忆残缺不全或者根本没有记忆。
这种推理方式有个问题：在谋杀案发生数周或数月之后，肖克罗斯仍可以把具体细节说给波里埃洛和布赖斯昕。有几次，他还把他们领到警方根本没有发现的几个弃尸地点去。他做到这一点是可能的，因为他对每个地点都有过多次遐想，记得很清楚。
他采取了销毁某些证据的做法，这样警方就抓不住他的把柄。被抓获后，他给他的女友（他有自己的妻室）写了封很有逻辑的信，说他希望能进行精神失常方面的辩护，因为被关押在精神病院要比蹲监狱舒服得多。
在这一点上，肖克罗斯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他首次触犯刑律是在1969年，当时他因在锡拉丘兹以北的沃特敦地区入室行窃及纵火被判刑。过了不到一年，他再次被逮捕，并承认自己掐死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而且还猥亵了那女孩。他因为两起罪行被判刑25年。15年后，他被交保假释。如果你还记得前面章节的内容，你就知道为什么格雷格·麦克拉里在侧写时把年龄弄错了。肖克罗斯的15年监禁是一个特殊情况。
现在，还是让我们一步一步来。首先，如果你问我或者多年来和我共过事的上百成千的警察、公诉人、联邦调查局特工中的任何一位，你都会得到一个响亮的回答：对杀害两名儿童的罪犯只监禁25年的判决本身就不得人心。其次，我认为，要把这个家伙提前放出去，就应当考虑两个前提条件。
第一个前提是，尽管肖克罗斯的背景很糟糕，成长于不完整的家庭，自称受到过虐待，缺乏良好教育，有暴力犯罪前科，还有其他问题，但是监狱生活使他获益不少，精神得到升华，眼界大为开阔，身体得到休养。他的良知被唤醒，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且在监狱中得到了很好的改造，他决定从此洗心革面，做一个正直、守法的公民。
好吧，如果你认为这个前提不能满足，那第二个怎么样？监狱生活太糟糕了，他当初在监狱里度日如年，苦不堪言，受够了惩罚。他过去的历史很不干净，并且仍然有强奸或杀害儿童的欲望，但他不想再进监狱，所以他就不遗余力地力争避免二进宫。
我认为这也是不大可能的。既然你两个前提都不能满足，那究竟为什么不考虑到他很可能再度杀人，为什么把这样的人放出去呢？
很显然，有些杀人犯重复犯罪的可能性更大。除了对那些纯粹的暴力罪犯和强奸犯外，我觉得我同意帕克·迪茨博士的观点：“很难想象能在什么情况下把他们从监狱里放出去。”埃德·肯珀比我访谈过的其他杀人犯要聪明得多，在个人观察能力上也强得多。此人就直言不讳地说不能把他放出去。
令人心惊胆战的事太多了。我访谈过理查德·马吉特，他二十来岁时就曾因一系列越轨行为——未遂强奸、打架斗殴——在俄勒冈受到过指控，后来在波特兰一家酒吧搭上一名女子，想与她发生性关系遭到拒绝，就奸杀了她并分了尸。他逃离了该地区，联邦调查局将他列入特级通缉犯名单，最后在加利福尼亚被抓获。他被判犯有一级谋杀罪，判处无期徒刑。12年后，他获假释出狱，后来又因杀害并肢解两名女子再度被逮捕。假释委员会究竞为什么会鬼迷心窍，认为这种人已经不再有危险了？
我说的话不能代表联邦调查局、司法部或者任何其他人，但我可以说这样的话，我的良知告诉我，无论杀人犯在一定的诱因下会不会再度杀人，我都宁愿把他们关在监狱里，而绝不愿意因为把他放出去而使无辜的男人、女人或孩子被他杀害。
美国人有个特点，以为事情总是向着好的方面转化，而且总能使它们向好的方面转化，认为只要我们下决心干一件事情，就一定能干成功。可是我看得越多，对有些罪犯是可以改造的观点就越持悲观态度。他们在孩提时期的经历非常糟糕。他们那时受到的伤害未必在以后就能被消除。与法官、辩护律师、心理医生的愿望相反的是，犯人在监狱里表现好未必能说明他们出狱后会有说得过去的表现。
实际上，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肖克罗斯在狱中的表现都堪称楷模。他不吵不闹，不跟别人交往，非常听话，而且不惹是生非。可是在帮助这些人改邪归正并进行心理分析的过程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力图向别人说明一个观点：危险性会因环境而异。如果你能使一个人处于有序的环境中，而他又别无其他选择的时候，那他可能就表现较好。可是如果把他放回到以前表现不好时的环境之中，他很可能会故态复萌。
以杰克·亨利·阿伯特一案为例。这个杀人犯写了一本记述监狱生活的生动感人的回忆录：《在野兽腹中》。由于赞赏他的非凡的写作才能，并且相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