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神探-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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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偷偷摸摸回到了学校，所有人都已听说了这件事。我发现我和两个东部家伙得以逃脱，警察抓住了蒙大拿的小伙子，他已把实情和盘托出。他供出了我们的名字，于是警察将我们一一带走。他们前来抓我时，我承认有罪以求从轻发落，我说开车的不是我，当时很害怕，曾经恳求开车的家伙停车。开车的波士顿人被投入牢房，室内只有弹簧床而没配床垫，有面包和白开水，还有规定要穿的全套囚服。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我依然吉星高照，再度被罚款40美元并获缓刑。
不过警察通报了校方，又通知了我的父母，他们闻讯大为光火。而我的学业也是一团糟。我各科的平均成绩是D，其中演讲课因从未到堂上课而不及格，这可是我多年来拿到的最低分，因为我一直认为演讲才是我的最强项。我并未想方设法去摆脱这种困境。第二学年结束时，很显然，我在西部荒野的冒险生涯已走到了尽头。
如果说我对这一时期的全部记忆似乎都与倒霉事件和自毁前程有关，当时的情形对我来说好像正是这样。我离开大学回到了家，生活在不无失望的父母的眼皮底下。母亲得知我再也当不了兽医时尤为伤心。像以往一样，当我自己拿不定主意该做什么时，便重新仗着自己有体育特长，于1965年夏季干上了救生员的工作。夏季结束时，我用不着返回大学了，便找了份工作，负责管理帕乔格假日酒店的健身俱乐部。
在那里开始工作后不久，我认识了桑迪，她是酒店鸡尾酒会的女招待。她年轻漂亮，带着一个年幼的儿子，我很快就为她神魂颠倒了。她穿上那套酒会招待员的小号制服时真是迷人至极。由于经常运动和健身，我的身体显得十分健壮，她似乎也挺喜欢我。我当时住在家里，她老是打电话给我。父亲对我说：“到底是什么人一天到晚给你打电话？而且总能听到背景中传来小孩的哭闹声。”
住在家里可没有干好事的可趁之机，不过桑迪告诉我，在酒店工作的人能够非常便宜地租到一间未被预订的客房。于是有一天我们双双进了一问客房。
次日凌晨，电话铃响了起来。她接了电话，我只听见她说：
“不！不！我不想跟他通话！”
我半梦半醒地问道：“是谁呀？”
她说：“是总台打来的。她们说我丈夫来了，正在上楼。”
这下子我完全清醒了，说：“你丈夫？这是什么意思，你丈夫？你可从没告诉我你还是有夫之妇！”
她指出她也从没告诉我她离婚了，接着又解释说，他们已分居了o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思忖道。这时我听见那个疯子沿着过道冲了过来。
他开始一个劲地捶门。“桑迪！我知道你在里面，桑迪！”
客房有扇玻璃百叶窗开向过道，他正在用力扯拽着窗户，想把它们从窗框上扯下来。与此同时，我正在寻找一个能够跳下去的地方——我们住在酒店二楼——可是没有窗户能够让我跳下去。
我问她：“这家伙会不会携带枪支什么的？”
“他有时带把匕首。”她说。
“噢，该死！这下子可好了！我一定要离开这里。打开门。”
我摆出一副拳击的架势。她拉开了门。那位先生冲了进来，直冲我而来。不过就在这时，他看见了我的身影轮廓。我肯定显得又高又壮，因此他改变了主意，收住了脚步。
但是他仍然在大叫大嚷：“你这狗娘养的！给我滚出去！”
我心想，男子汉的阳刚之气我已经展示了一天，况且现在时间还早，便很客气地说：“好的，先生。事实上我正准备要走。”我又一次逢凶化吉，皮毛无损地摆脱了另一个尴尬局面。然而我无法回避这一事实，即生活中的一切都已弄得乱七八糟。顺便提一下，我驾驶父亲的绅宝车与朋友比尔·特纳驾驶的红色MGA车进行一场比赛时，还撞坏了父亲车子的前轴。
一个星期六早晨，母亲拿着一封兵役局的公函走进了我的房
间，信中称他们想约见我一次。我来到曼哈顿的怀特霍尔街，与其他300人一起接受了一次兵役体检。他们要我做深屈膝动作，当我弯腰时，你能听见膝关节噼啪作响。同乔·纳马思一样，我因打橄榄球受伤，被取下了膝盖的软骨，只不过他的律师在这件事上肯定更有本事。他们推迟了录不录用我的决定，但最终还是通知我说，山姆大叔确实需要我。我不愿进陆军去碰运气，而是立即报名参加了空军，虽说那意味着四年服役期，但我估计空军会提供较好的教育机会。或许这正是我所需要得到的。我非常肯定自己在纽约或在蒙大拿已把教育机会差不多都糟蹋掉了。
我选择空军还有另一层原因。当年是1966年，越南战争正在不断升级。我这人并不热衷于政治，一般来说，我认为自己是肯尼迪的民主党的支持者，那是因为我父亲是长岛印刷工会的官员。可是要我为一个我仅有模糊概念的事业去卖命，我不大甘心。我记得当时有位航空机械师曾告诉我，只有在空军里是当官的——即飞行员——上前线参战，而让当兵的留在后方提供支援。既然我无意当一名飞行员，这种情形听起来倒挺对我的胃口。
我被派往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接受基础训练。我们这一训练班共有50人，大约半数是像我这样的纽约人，半数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南方小伙子。教官们总是与北方人过不去，然而大多数时候我认为那是合情合理的。我喜欢和南方人呆在一起，我发现他们比较可爱，远不像我那些纽约伙伴招人讨厌。
对许多年轻人而言，基础训练压力重重。我在团体比赛运动方面曾接受过教练的严格管教，我承认近几年来一直惹祸不断，因此将训练教官的申斥责骂视同玩笑一般。我能够识别出教官在动什么脑筋和玩什么心理把戏，而我的体格向来就很棒，故而基础训练对我来说是不难对付的。我很快成为一名M16自动步枪的射击能手，也许这是因为我在高中时做过投手，练就了善于瞄准的本领的缘故吧。我参军以前惟一的枪支射击经历就是十几岁时用气枪瞄准路灯射击。
在基础训练期间，我又一次获得了惹是生非的名声。我练习举重后会气喘吁吁，再加上剃了个短平头，大家便叫我“俄国熊”。另一班中也有一人得到了类似的诨名，于是不知是谁提出了一个绝妙的观点：要是让我们俩进行一场拳击赛，对鼓舞基地的士气将会大有好处。
这场拳击赛堪称基地的一大盛事。我们俩势均力敌，谁都不肯示弱让步。结果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我的鼻梁则第三次被打断
（前两次是在高中打橄榄球时发生的）。
无论这是好是坏，我最后夺得了全班50人中的总分第三名。通过基础训练后，我接受了一系列测试，并被告知完全有资格上无线电截收学校。可是该校已经招生额满，而我又不大愿意干等到下一期开班，于是他们让我干上了文职打字员，尽管我压根就不会打字。大约一百英里以外的新墨西哥州克罗维斯郊外坎农空军基地的人事部门尚有一名空额。
就这样我最后分到了那里，整天用两个手指吃力地打出DD214文件，即退伍军人文件。我一面在替那个白痴军士做事，一面心想，我一定得离开这地方。
在这里我又一次吉星高照。人事部门隔壁就是特勤部门。听我这么说，大多数人会以为那是指绿色贝雷帽之类的特种部队。但这是特别勤务部门，说得具体一点，就是运动特别勤务部门。具备了我这样的背景，去那儿工作倒是实现必要时报效国家的最佳途径。
我开始了四下窥探，站在门口偷听，于是听到里面有个人说：“这个项目快要完蛋了。我们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我自忖道：这下机会可来了！我走过来走过去，最后敲了敲门，说：“你们好！我叫约翰·道格拉斯，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的情况。”
我一边介绍，一边注意着他们的反应，同时“侧写出”他们所需要的那种人选。我知道成功有望了，因为他们不断相互望着，好像是在说：“这可是奇迹！他正是我们要找的人！”就这样他们将我从人事部门调了过来，从那一天起，我就再也用不着穿制服了。他们让我这个士兵负责所有运动项目，并付给额外的薪金，而且我还有资格参加自学考试课程的学习。该项教育计划由政府出资支付75％的学费，学员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上课。我确实是这样做的。上课地点在20英里以外、位于波塔利斯的东新墨西哥大学。为了要扭转大学期间平均成绩为D的不利局面，我必须全部课程都拿到A才可继续进行自学考试课程。不过我平生第一回觉得人生有了奋斗目标。
我代表空军基地参加过诸如网球、足球、羽毛球一类角逐激烈的体育比赛。因为表现突出，他们便决定让我来管理基地的高尔夫球场和高尔夫球专卖商店，尽管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打过高尔夫球。身穿那套阿诺帕玛牌运动服管理着各项高尔夫赛事时，我看起来倒很像那么回事。
一天，基地司令官走了进来，想知道那场比赛应该使用什么压缩系数的球。我不清楚他都说了些什么，结果就像几乎10年前那次做读书报告的情形一样，我又被发现是个冒牌货。
“你到底是怎么混进这里进行管理的？”他查问了实情。事后我便从高尔夫球场调离，换到了女士宝石部。这听起来够令人兴奋的，后来我才发现这个部门是做石细工的。我同时被指派负责管理女士用陶瓷品和军官俱乐部游泳池。我不禁纳闷：那些当官的冒着生命危险在越南上空飞行，而我却在这里替他们轻浮的太太搬椅子、递毛巾，教他们的孩子学习游泳，为此他们还付我额外的薪水，让我攻读大学学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的另一项职责仿佛使我回到了看门人的岁月。游泳池紧挨着军官俱乐部，里面经常挤满了来战术空军司令部接受训练的年轻飞行员。我不止一次上前拉开酒后发疯、打成一团的飞行员，有时是把他们从我身上拉开。
到空军服役快满两年时，我正在攻读大学本科学位，了解到当地有家专门帮助残疾儿童的机构。他们在开展娱乐活动方面需要帮手，于是我当了一名志愿服务者。每星期一次，我在几位非军方人员陪同下带领大约十五名儿童或者溜旱冰，或者打迷你高尔夫球或保龄球，或者进行某种能让孩子们练就出各自独立的技能技巧的运动。
大多数孩子都面临着严重残疾的挑战，像双目失明、先天愚痴或严重的肌肉运动失控症。这份工作是十分吃力的，比方说吧，你要一手拉着一个儿童沿着场地一圈又一圈地溜冰，同时要尽力保证他们免受伤害。尽管如此，我绝对喜欢这份工作。事实上，我一生中还很少有如此快乐的体验。
当我每星期在学校门前停住车子时，孩子们就会跑出来迎接我，把车子团团围住，我一下车就同他们拥抱在一起。每回活动结束之际，他们都是依依不舍地望着我离去，我也同样为不得不离去而感到难受。我从中获得了很大的满足，领受到深厚的友爱和伙伴情谊，而这般感受在我生命的这一阶段实在无法从其他渠道获得，因此我开始晚上去那里为孩子们讲故事。
我在基地里接触的那些健康的、所谓正常的孩子习惯于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从父母那里得到渴望的一切。相比之下，我的那些“特殊”孩子则反差鲜明，他们非常感激别人对他们做出的一切，而且尽管身患残疾，却总是待人友善和渴望冒险。
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跟孩子们相处时的大部分举动都被别人看在了眼里。我对此竞从未有所察觉，这一点足以说明我的观察力如何！总之，我的“表现”受到了东新墨西哥大学心理系的评估，后来他们主动为我提供了一份攻读特殊教育专业的四学年奖学金。
虽然一直向往的是攻读工业心理学，我倒也非常喜欢孩子们，心想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事实上，我可以留在空军，并以此为职业成为一名军官。我向由文职人员主管的基地人事部门递交了提供奖学金的有关文件。他们经过一番斟酌，认定空军并不需要拥有特殊教育学位的人员。我觉得这种决定很奇怪，因为基地有那么多的家属小孩。但那就是他们的决定。我放弃了以特殊教育作为职业的想法，但仍旧继续着我如此热爱的志愿服务者工作。
1969年圣诞节，我打算回家探亲。我必须驱车几百英里返回阿马里洛去搭乘飞往纽约的班机，可是我的大众牌甲壳虫车经不住这种长途跋涉。于是我在基地最要好的朋友罗伯特·拉丰把他的卡曼基亚车换给我作长途旅行。我不愿错过特勤部门的圣诞晚会，而跟他换车是我赶到阿马里洛准时搭乘班机的惟一办法。
我在拉瓜迪亚机场走下飞机时，父母已来接我了。他们面色凝重，好像患了战斗疲劳症，我不清楚个中原委。毕竟我的人生已有改观，总算能让他们没有理由对我感到失望了。
原来他们接到通知，说是有位身份不详的大众车驾驶人员在基地附近出车祸身亡，有关失事车辆的描述与我的车子正相吻合。在看见我走下飞机以前，他们一直不知道我是死是活。
原来罗伯特·拉丰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在圣诞晚会上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当时在场的人告诉我，有几名军官和军士把他架出去送进我的车子里，将车钥匙插入点火装置。当他清醒过来后，便试图驶离基地。当时天下着雪，地面已上冻；他一头撞上了一辆客货两用车，车上坐有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们。谢天谢地，他们都安然无恙，可坐在我那辆不堪一击的车子里的罗伯特·拉丰却猛地撞上方向盘，冲出了挡风玻璃，不幸丧身。
这件事一直困扰着我。我们交往甚密。我总在想，要是他没有借给我他那辆好车，悲剧兴许就不会发生。返回基地后，我必须去认领他的遗物，把他的所有私人物品打包装箱，寄给了他的家人。我好几次回到出事地点去看我那辆破烂车，经常梦见罗伯特和那场车祸。那天我还同他一道去为他远在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的父母亲购买圣诞礼物，而就在礼物寄到家的当天，基地的军官也赶到他家，告诉了他父母这一噩耗。
我不只是悲伤难过，而且义愤填膺。我就像日后成为调查人员时那样，不断向人打听，最后把我认为应对此事负责的目标缩小到两个人。我找到了他们的办公室，一把揪住他们，把他们顶在墙上，然后挨着个狠狠揍了一通。其他人不得不上来将我们拉开。我非常愤怒，才不在乎是不是会因此上军事法庭呢。在我眼里，就是他们杀害了我最要好的朋友。
上军事法庭将是很棘手的事情，因为法庭将不得不先审理我对这两人的正式指控。再说，当时美国对越南的军事介入正处于收尾阶段，军方会让服役期还剩几个月的士兵提早退役。因此为了大事化小，人事部门便让我提前几个月退伍了。
在空军服役期间，我完成了大学本科学业，并开始攻读工业心理学的硕士学位。如今我的生活来源是美国《大兵法案》所保障的生活费，住的是克洛维斯的一套无窗地下室公寓，每周租金7美元，终日要与体长3英寸的水蝽军团作战，每当我走进房间打开电灯时，它们就会排出进攻队形。由于不再能使用基地的良好设施，我参加了一个设施陈旧的廉价健身俱乐部，其氛围和内部装修与我那套地下室公寓相差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