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神探-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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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有一回我把车子停放在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前面，打算到男士用品店买一套西服。我知道到时还要试穿衣服，便考虑最好把手枪放在某个安全的地方。于是我把枪放进仪表板上的贮物箱，走进了商店。
要知道，甲壳虫车有几处有趣的特征。由于它属于后置引擎车，备用轮胎就放置在车前的行李箱内。由于它当时几乎是普及型用车，且不说很容易被破门而人，备用轮胎被盗也是极为普遍的。毕竟几乎人人都会需要它嘛。最后但不是最微不足道的一点是，行李箱是通过贮物箱里的一个开关打开的。
我相信你能够猜到下文如何。我走出商店来到车子前，发现车窗已被打碎。我试着假想了这个手法高明的窃贼的作案经过：偷轮胎的人打破车窗进入车子，把手伸进贮物箱，想打开行李箱开关偷走备用胎，结果却发现里面有件更好的战利品。我这样推测是因为我的手枪不见了，可备用胎仍在那里。
“哦，真该死！’’我自言自语，“我上岗还不到三十天，就已经为敌人供应武器了！”我知道丢失枪支或者丢失证件意味着你立即会收到一份处分书。我找到了分队长鲍勃·费茨帕特里克。费茨帕特里克是个魁梧的家伙，生就一副为人之父的身材。他打扮整齐，在局里多少是一位活着的传奇人物。他晓得我厄运临头，心里很不好受。丢失枪支是必须上报局长办公室的，这下子事情可糟透了，因为这将是我人事档案中第一笔外勤工作记录。他说我们必须编造一套真正有创意的借口，要围绕我当时是一心想维持公众秩序来大做文章，要说明我不愿冒险惊吓住商店里的任何人，因为要是他们突然看见枪支，会以为遭到了抢劫。费茨帕特里克叫我放心，既然离我晋升还有好几年时问，只要今后不再出纰漏，这一纸处分不会对我造成什么伤害。
于是我努力那样做了，尽管在好长一段时间里那枝丢失的枪一直使我感到苦恼。大约25年后，我从局里退休时交还了匡蒂科军械库的那枝史密斯一韦森10型左轮手枪，它实际上是原先那枝枪的替代品。谢天谢地，那枝丢失的手枪从未被用来作案，它实际上就从此消失了。
我与另外两名单身特工，鲍勃·麦戈尼格尔和杰克·孔斯特，同住在密歇根州泰勒城的一处配备家具的寓所，地处底特律的南郊。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鲍勃后来在我的婚礼上担任男傧相。他也是一位怪杰。他老是穿深色丝绒西装和淡紫色衬衣，即便在巡区执勤时也是如此。他似乎是整个联邦调查局里惟一不怕胡佛的人。后来鲍勃干上了卧底工作，根本用不着穿西装了。
他起先在局里干的是职员，走了“内部途径”才成为一名特工。调查局里有些最优秀的人才是从职员干起的，包括几位经我挑选加入调查支援科的人。不过在某些圈子里，有职员背景的人会引
起别人的怨恨，好像他们当上特工是受到了特别偏爱。
在我认识的人当中，鲍勃最擅长“装腔作调”。这是我们开发出的一种抓获凶犯的前摄技巧，在出其不意的手法显得至关重要的场合下尤其管用。
鲍勃是一位口音艺术家。如果嫌疑人属于一个犯罪团伙，他就换上意大利人口音。对付黑豹党成员时，他能装扮成街头花花公子而不露破绽。他还能模仿伊斯兰教徒的口音，爱尔兰人的方言，犹太移民的口音，以及白人特权阶层的语调。他不仅能把这些口音语调模仿得惟妙惟肖，还能因人而异地变换单词和用语。鲍勃十分精通此道，有一回他打电话给乔·德尔·坎波——你会在下一章读到的另一位特工——使其相信他是一个黑人好斗分子，想投靠联邦调查局做眼线。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承受的压力很大，需要更多的市内的情报来源。鲍勃与乔约定了会面时间，乔还以为这下子他要大显身手了呢。约会时没有人赴约，到了第二天，当乔走进办公室，听见鲍勃用那个装腔作调的口音跟他打招呼时，他真是气坏了。
追捕坏人是一回事，但不久我发现自己对凶手作案的思维过程很感兴趣。每当我拘捕人时，都要向他提问，比如他为什么选中的是这家银行而不是另一家银行，或者是什么因素促使他选择对这一特定受害者下手。我们都知道抢劫犯喜欢在星期五下午抢劫银行，因为那时银行里现金最多。不过除此之外，我还想了解他们在进行策划和实施抢劫的过程中都做出了哪些决定。
我肯定看起来不怎么吓唬人。诚如在学校里念书时那样，大家都乐于向我敞开心扉。我对这些家伙提问越多，就越发现成功的作案者都是优秀的侧写师。他们每个人都是在精心思考和周密研究后才侧写出首选的银行作案者。有的人喜欢那些靠近主要干道或州际公路的银行，这样便于逃离现场。当警方组织起搜捕时，他们早已远在几英里之外了。有的人喜欢孤立的银行分理处，例如设在拖车上的临时银行。许多人事先会到银行踩点，记录下内部布局，查明有多少职员以及在任何时段营业厅里预计会有多少顾客。有时他们会不断探访银行分理处，直到找到一家没有男性职员的银行，那将是他们抢劫的目标。那些没有临街窗户的银行是最佳选择，因为外面没有人能目击抢劫的过程，而里边的人又无法目击到劫匪逃离时开了什么样的车。手法最高明的抢劫犯已经得出了结论，认为递上写明抢劫意图的便条要胜过在大庭广众之下挥舞枪支大叫大嚷，而且他们总会记住在逃离之前取回那张便条，免得留下罪证。最理想的用来逃离的车是一辆偷来的车，最周到的方案就是预先将车子停在那里，这样就不会因停车而被人注意。你走进银行并抢劫得手后，就可驱车逃逸。劫匪若抢劫某家银行时特别顺手，过后就会观察上一段时间。倘若情况依然如故，他会在几个月以后再度下手。
在所有的公共设施中，银行大概是在对付抢劫方面准备最周密的了。然而，在案发后进行调查时，我不断会惊讶地发现，居然有那么多银行忽略了给监视摄像机装上录像带，有那么多银行无意中使报警器消了声，事后却忘记将其重新设定，或者常常误触了报警器，导致真正事发时警方反应迟缓，还以为这又是一次意外事故。这就好比是冲着经验老道的劫匪挂出“抢劫我”的告示牌。
可是当你开始侧写这些案件时——我尚未使用这一术语描述这个过程——就能看出作案的模式。一旦识别了模式，你就能着手采取前摄措施抓获歹徒。例如，如果你发现近期抢劫银行案数量激增，似乎手法都很相近，如果你访谈了相当多的罪犯，了解到每次促使他们作案的是什么因素，显而易见，你就能够大大改善符合作案标准的所有银行办公室的薄弱环节，仅留下一处不动。当然这一处将始终置于警方和联邦调查局中的一方或双方的共同监控之下，内部还要布置便衣人员。实际上，你在迫使劫匪去选择你所挑选的银行，当他下手时，你就能守株待兔，抓个正着。我们采用这种前摄战术后，抢劫银行的破案率便一路上升。
我们当时的所有行动无不受到埃德加·胡佛那隐约显现的存在的影响，自1924年以来我们的前辈就处于这种影响下了。在今
天这种走马灯似的任命以及接受民意测验审判的年代里，很难再存在胡佛那种程度的权力和控制力——那是他不仅对调查局，而且对政府官员、媒体乃至整个公众都曾经施加过的。如果你想撰写反映调查局的书籍或剧本（例如50年代唐·怀特黑德的那本畅销书《联邦调查局故事》，或是詹姆斯·斯图尔特根据该书改编的那部卖座的电影），或者你想创作反映调查局的电视系列剧（例如60年代小埃弗雷姆·津巴列斯特主演的《联邦调查局》），必须事先得到胡佛先生的亲自批准和祝福。同样，如果你是政府高级官员，就会终日不得安宁，惟恐调查局局长抓住你的小辫子，特别是当他以友好的口气打电话通知你，联邦调查局已经“揭露”了一起令人不快的谣言，他会尽其所能保证谣言不再扩散，不对你造成伤害时。
没有什么地方能比调查局的分支工作站和管理层内部更强烈地感受到胡佛先生的私人神秘感。人人都接受这一事实，即正是有了他，联邦调查局才能如此享有威望和令人景仰。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把调查局建成如今这番规模，而且不知疲倦地争取加大预算拨款和提高薪金。他既受人敬爱，又令人恐惧。你若觉得他没什么了不起，可不要表露出来。局里的纪律是很严明的，对分支机构的检查是不留情面的。如果检查人员没能查出足够的需要改进的地方，胡佛就会怀疑他们未能完全尽职，而这意味着他们每次下去检查时都需开出若干份处分书，不管实际上这样做是否正当合理。这情形就像是开出交通违章罚单有定额一样。这种局面变得十分成问题，以致主管特工只好专挑那些近期内不会晋升的人做替罪羔羊，这样一来，处分书便不会影响到他们的仕途。
有一回出了这样一件事（在1995年俄克拉何马城联邦大厦爆炸案发生后，这件事不再显得幽默）：一次检查结束后，有人打来恐吓电话，扬言要对联邦调查局办公地点放置炸弹。经追查发现，电话是从调查局外勤工作站所在的市中心联邦大厦外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打进来的。总部当局来人搬走了整座电话亭，打算将钱币箱里硬币上的指纹与工作站所有350名工作人员的指纹进行对比。幸好理智占据了上风，这种对比检查从未发生。不过这个例子显示出胡佛先生制定的政策能够造成何等紧张的局面。
局里的所有事务都有标准的运作程序。尽管我从未有机会与胡佛先生一对一地会过面，我确实（并且依然）在办公室里放着一张有他亲笔签名的相片。甚至年轻特工要想得到这样一张相片也有标准的程序。主管特工会告诉你，要去请他的秘书替你写一封拍马屁的信，详细描述你作为一名特工是多么自豪，你多么景仰胡佛先生。如果信写得很得体，你就会收到一张附有良好祝愿的相片，这样就可以向所有人炫耀你与领导人的私交如何如何。
另有某些程序，我们压根无法确定是谁制订的，也许是胡佛的个人指示，也许仅仅是下面的人对局长的旨意做的过分热心的解释。局里上上下下都应该加班加点工作，而且人人都应超出外勤站的平均加班时间。我相信你看得出我们陷入了怎样的困境。月复一月，加班的小时数像金字塔似地不断攀升。那些初进调查局时士气最高涨、人品最端正的特工也迫不得已学会了往日程表里掺水分。办公室里是不准吸烟或喝咖啡的。结果特工们就像一伙挨家挨户串门的推销员那样，根本不愿在办公室里逗留，哪怕是为了打电话。人人都养成了各自的一套工作习惯以应付这些规定。我则是大量时间呆在公共图书馆的小单间里分析案情。
胡佛圣人的教义的一个最忠实的信徒是我们的主管特工，内尔·韦尔奇，绰号“葡萄”。韦尔奇块头不小，身高6英尺4英寸，带着一副角质架厚眼镜。他待人严厉、处事刻板、冷若冰霜、毫不含糊。他在局里官运亨通，主管包括费城以及纽约在内的外勤总站。有种说法认为，当（或者应当说，如果）那个不可避免的日子最后来临时，他将接替胡佛的位置。韦尔奇在纽约组织了一个小组，针对有组织犯罪，率先卓有成效地执行了“联邦防诈骗及贪污法规”。可是来到底特律以后，他却照章办事。
自然而然，韦尔奇与鲍勃·麦戈尼格尔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某个星期六（我们当时都待在家里），鲍勃接到“葡萄”的电话，让他和分队长鲍勃·菲茨帕特里克马上去。麦戈尼格尔赶到后，韦尔奇告诉他，有人用电话往新泽西州打长途。用公用电话办私事是违反规定的。其实，打电话办私事的行为本可另做一番解释，可是在调查局内部，再小心也会出差错的。
韦尔奇的脾气十分暴躁，但开始时他多半会采用巧妙的审问手法使人处于难堪境地。“好吧，麦戈尼格尔，你说说看那些电话是怎么回事？”
鲍勃只好一五一十地把能够想起来的通话说了出来。因为担心韦尔奇抓住了他什么更大的把柄，他想或许承认这些小事可以让这位主管息怒。
韦尔奇站了起来，雄伟的身躯倾向办公桌的上方，气势汹汹地指着鲍勃说：“麦戈尼格尔，让我告诉你吧，有两件事对你很不利。首先，你从前干过职员。我讨厌混账职员！其次，如果再让我看见你穿着那件淡紫色衬衣，特别是在外出巡逻期间，我就会把你的屁股踢到东杰斐逊大街上。我要是再看见你靠近一部电话机，就会把你摔到电梯问里。现在给我滚出办公室！”
鲍勃失魂落魄地回到家，心想这下准要被炒鱿鱼了。杰克·孔斯特和我真心替他难过。可是菲茨帕特里克第二天却告诉我，麦戈尼格尔离开以后，他和韦尔奇坐在那里捧腹大笑。
若干年后，当我主持调查支援科工作时，时常有人问我，既然我们掌握了那么丰富的有关罪犯行为和犯罪现场分析的知识，我们中间的人作案是不是会天衣无缝。我总是告诉他们不会的，尽管我们了解甚多，我们在案发后的行为仍然会露出马脚。我想麦戈尼格尔和韦尔奇之间的这一幕就证明，一流的特工面对审讯得法的人也是摆脱不了压力的。
顺便提一下，自从那个星期六下午离开主管特工办公室以后，鲍勃就穿上了城里最白净的衬衣，直到韦尔奇调往费城为止。
胡佛让国会通过他的拨款要求的一个很有力的砝码是他能摆出叫得响的数字。不过要让局长能运用这些数字，外勤站的每个人就必须拿出像样的成果来。
据说1972年初，韦尔奇曾向老板保证要破获150起赌博案。这显然意味着此类案件的破案数目必须大幅度提高。于是我们设立了一个精心编制的圈套，安插眼线，窃听电话，做出军事行动般精确的安排。所有这一切在“超级杯星期日”达到了高潮，那天是每年一度规模最大的非法赌博日，上一年在一场比分接近的球赛中输给巴尔的摩公马队的达拉斯牛仔队这一天要迎战迈阿密海豚队。
抓捕赌博经纪人必须采取闪电般的、准确无误的行动，因为他们使用的是能瞬间烧毁的纸张或者遇水即溶的马铃薯纸。那天下阵雨，预示着行动将是一团糟。
我们精心设下圈套，在那个下雨的下午抓获了二百多名赌徒。我当时让人把一名赌徒铐上手铐，押到车后部，带往军械库进行登记，以备指控。他是个迷人的家伙，待人友善，长相英俊，颇有点像保罗·纽曼。他对我说：“等一切都过去以后，我们应当聚一次，玩玩短网拍墙球。”
他很容易接近，于是我像盘问抢银行的作案者那样对他进行审问。“你为什么要赌博？”
“我喜欢呀，”他回答，“约翰，你尽可以在今天把我们统统抓起来。这不会有丝毫作用的。”
“但是对于你这类聪明人，合法赚钱应是不难的呀。”
他摇摇头，就好像我没有理解他的意思。这时雨越下越大。他朝一旁望去，把我的注意力转向了警车的窗户。“你看见那两滴雨点了吗？”他指着雨点说，“我敢打赌左边的雨点要比右边的雨点先落到窗玻璃的底边。我们并不需要什么超级杯。我们只需要两滴雨点就可以了。约翰，无论如何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