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8-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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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法院在处理房屋问题时，对“主客两利”原则执行得不够，听任当事人自行减免房租，模糊了当事人对城市房屋政策的了解，削减了房主应得的利益。甚至对待是非相当明确的强占腾房诉讼，有些法院也“多半照顾住户实际需要，迁就其强占房屋的违法行为。这就无异使非法的强占行为获得了合法的保障，不仅房主在思想上搞不通，住户间也散布了不良影响，认为强占房屋不算一回事，到法院最多是挨一顿批评，从而降低了政策法令在群众中的威信。”
更有甚者，湖南省宜章县人民政府1953年“顺从民意”，将该县地主在城市的房地产，除直接用于工商业的房屋以及自住房屋外，一律没收，分配给群众居住。最荒唐的是湖南嘉禾县热敏政府，根据群众意见，以该县系明末立县，县治原为李家村，应以农村中的村庄同样看待，在县城实行土改，事前也未请示省政府。
在群众方面，农村土改的消极影响遗留更多，且因为政府工作的偏颇趋于顽固。1950年，内务部地政司报告中说：“房主怕分配房屋，致将房屋分散送礼变卖或由大房改小房，楼房改平房，堵大门走小门，乘下雨扒房变卖砖木等现象。”“房客方面有的仍企图平分房屋，住房不交租，甚至有的集体抗租。”1952年，武汉市调查发现：“有的业主还不了解政府保护私有房地产权的政策，以为出租房屋是非法行为。”1953年，武汉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称，该市有些房客对城市房屋的政策法令认识不足或明知故犯。例如李宗耀等61个人占住陈少山在耕莘里和凤凰街的房屋，自武汉解放以来既不承租，又不按期缴纳合理租金。要他们搬家，个别房客竟说：“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屋。”又如丁丹卿承租廖明易民权路221号铺屋，每月租金六石五斗三道机米，自武汉解放后，丁就拖延租金不交，要求“先行减租，再谈欠租，否则这个问题就不能解决。”有的房主不明了政策，不敢追索租金，以致房租积压过多，难于短期付清。例如房主王功骥等在解放前逃跑，回到武汉以后，不敢要房租，积压一年之久。
房主收不到租金或租金过低，甚至房屋所有权都岌岌可危，必然不会去修缮房屋更不要说投资房屋建筑了。如武汉市自解放到1953年8月止，建商店43起，住宅36起。其中1952年建筑商店33起，住宅22起，1953年商店10起，住宅14起。有的房屋所有者为免除后患，干脆把已有的房屋卖掉。从1953年元月份起到八月份止，私人出卖房屋达122起。天津市每年雨季到来即陆续发生塌倒房屋、死伤人命的事故。1954年7、8两月共塌房891间，伤50人，死7人。最严重的是7月23日暴雨后，市民于恩和所住房屋墙倒屋塌，砸死两个小孩，砸伤父亲和妻子。某危房住户不愿意搬家，后经强制搬出，刚搬出房子就倒了；另外一户因强制不及，房倒砸死二人伤一人。
事实证明新民主主义的房屋法律与政策是失败的。这一失败说明，有些学者认为建国后的一大失误是没有坚持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政策的观点值得商榷。第一，新民主主义政策本身有重大缺陷。就住房政策来说，就是对私人产权的压缩和最终消灭（国有化）的态度。第二，新民主主义政策的放弃固然有领导人个人意志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在实践中贯彻不下去。其出路有二：要么放弃，回归对私人产权的承认；要么前进，彻底否定私有制。建国后的社会条件注定走后一条路。私房社会主义改造的启动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图书馆副馆长，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 李晨）
“内人党”冤案前后·白音太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在华北局前门饭店会上，内蒙古党政军一把手乌兰夫就被打倒了。1967年，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将军去内蒙古执行支左任务，成立革命委员会，当了主任。1968年滕海清发动了“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挖肃”运动。这个“挖肃”运动的中心要害是，挖所谓乌兰夫的“暗班子”——“反党叛国”的“内人党”。
“内人党”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简称。“文化大革命”结束，在审判林彪、“四人帮”两案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说“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冤案，有三十四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说“康生、谢富治等挖所谓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冤案造成惨重后果，大批干部和群众被迫害致死致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危害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治权，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总结这场冤案的报告中说：“滕海清等人采取了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凭空捏造手段，用尽骇人听闻的极其野蛮、残酷的各种刑罚，大搞逼供信，造成特大冤案，共打成四十八万多人为新内人党分子。”这里所列受害者人数超出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十四万多人。而这些数字仍不够准确，实际受害者不止这些。
挖“内人党”，作为一个集团冤案，以民族斗争取代了阶级斗争，把一个少数民族整体怀疑为将要叛国投修，无限夸大了敌情，走到了“左”的极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沉痛的历史教训。
这个“叛国的内人党”是怎么挖起来的
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1967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引导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人们感觉到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了。可是，就在此时“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发表了“挖黑线”的讲话。1967年11月9日和12日，江青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建国十七年来，贯穿着一条黑线，文艺界必须大乱。”滕海清从北京带回江青讲话录音带，于11月17日在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播放了江青这个讲话录音。江青的讲话点燃了一把火，从而在内蒙古刮起“挖黑线”的邪风。先是从文艺界开始，然后是波及党政军社会各界，推向全区。1968年2月4日中央文革领导人接见内蒙革命委员会主任滕海清时，江青说：“我在北京文艺界作的报告，北京没有动起来，内蒙倒动起来了，他们通过文艺界的深入斗争，使整个运动深入前进了一步，挖出了这么多坏人。”康生说：“内蒙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活动，开始可能揪的宽点，不要怕！”1968年12月31日《内蒙古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指出：“同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之间的斗争，是我区两年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一根主线。乌兰夫盘踞内蒙古整整二十年，他不仅完成了反党叛国的舆论准备而且组织了一套明班子和暗班子。经过二十年惨淡经营，一股股反革命势力，拧成了一条又粗又长的乌兰夫黑线。”从而，滕海清将这场运动叫做“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挖肃运动”。1969年2月4日，中央文革领导人接见滕海清听取汇报时，谢富治讲：“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康生讲：“军队里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江青说：“内蒙古边防线那么长，骑兵到处跑怎么得了。”1968年11月，滕海清在革命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上讲，“新内人党”上有中央，下有支部，是一个庞大的国际间谍组织，是苏蒙修情报机关。党政军三里五界都有内人党。他还说，乌兰夫这个暗党是掌权的一套很强的班子。这个内人党很危险，他比叛徒、特务还危险。叛徒、特务们不会组织一个支部，组织一个党委，组成一个特务党委，叛徒党委。他的“内人党”有党委，有支部，有领导小组。“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里通外国的，专搞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的反革命组织，实际上已成为帝修反在内蒙古的情报组织、特务组织。
内蒙古历史上曾有过“内人党”
1925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委派内蒙古党务特派员、喀喇沁人白云梯，组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国共产党北方区书记李大钊赞助支持，共产国际派员指导，“内人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的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大汉族主义，是一个民族主义的革命政党。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分裂，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也随之发生分裂，形成两派，部分右派叛变投蒋，加入国民党。鉴于大局逆转，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内人党”总部迁到了乌兰巴托。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侵入满蒙地区，建立“满洲国”。在日伪强固统治下，“内人党”接受共产国际东方部指示，转入地下，蓄积力量，以待时机。1945年8月8日，苏蒙红军向满蒙边境推进。8月11日，内蒙古革命者举事，迎接解放。8月16日，苏联红军中线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召见“内人党”领导人博彦满都、哈丰阿，叫他们建立临时政权，维持秩序，稳定后方。于是“内人党”由潜伏转入公开，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抵制蒋介石国民党势力进入内蒙古地区，为我党我军建立稳固的东北根据地，在其侧翼作出过巨大贡献。
由于在当时的复杂历史情况下，“内人党”民族主义者曾进行过“内外蒙合并”的举动。外蒙古领导人乔巴山，以《雅尔塔国际协定》内蒙古划属中国拒绝合并，并指出内蒙古革命要找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于是“内人党”领导人博彦满都、哈丰阿等人寻求中共东北局的支持与领导，开展自治运动。1947年中共中央委派乌兰夫主持成立东西部统一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内人党”作为内蒙古地区的民族主义政党到此停止活动，确立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的领导地位，“内人党”中的先进分子，在乌兰夫的领导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民族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继续革命。历史上的“内人党”到1947年5月1日以后就不存在了。
由于内蒙古历史上存在过“内人党”，所以在“文化革命”中挖的“内人党”称之为“新内人党”。滕海清说：“内人党在1947年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后停止了活动，以后就潜伏下来，转入地下，成为乌兰夫的暗党，六十年代以后，乘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为了配合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为了实现其叛国投修的目的，猖狂活动起来，在组织上有了很大发展。”
内蒙古有没有民族分裂分子？零星个别分子是有的。然而将个案当作集团案，则是这场灾难的祸根。1963年2月6日在集宁市邮局发现一封黑信，信中说：“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代表会议，做出了内外蒙合并的决议。”此案在当时已经结案为个别分子玩弄的政治把戏，不存在“召开代表会议”的可能。滕海清等人却拿它作为“内人党”存在的依据，在全区展开了挖“新内人党”运动。
最后是拿民族成分推论。“你是蒙古人，你能不是内人党吗？”“你是蒙古人，必然有民族情绪，有民族情绪必然搞民族分裂活动，搞民族分裂必然要参加内人党。”这样一来，任何人都难以逃脱被挖的厄运。
全面围剿莫须有的“新内人党”
1968年2月18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召集各盟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会议，部署开挖“新内人党”。1968年4月13日召开群众大会，滕海清发布向“新内人党”全线总攻的命令。第二天，秘密逮捕八名“老内人党”领导干部，对他们进行连续几天几夜的车轮战，于是“老内人党”生出“新”的一批“内人党”来了。随之以几何几率滚雪球，越滚越大。然而，挖出来的人数虽然很多，但是都没有证据，却死人不少。于是有些人感到这样挖下去会不会犯错误，很多人动摇了，不敢再挖下去了。就在这紧要关键时刻跳出来一个人发表了一通极端言论，他是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原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郭以青。他说：“别人怕犯错误，我不怕！搞革命不怕担风险。挖内人党只要有百分之三十是真的就继续挖，挖错了将来再来平反。挖十个有七个是假的，三个是真的，最后去给七个磕头赔礼。挖十个有一个是真的，九个是假的，也是了不起的成绩！”
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滕海清犹豫，向康生请示。康生说：“你们内蒙古的同志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古有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于是滕海清下定决心继续挖下去。遂于1968年7月5日召开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文件断定，原先的“老内人党”于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之后便转入地下，乌兰夫是总头目。文件规定“内人党”支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均按反革命分子论处。对于一般党徒勒令限期进行自首登记，如有抗拒者从严惩处。
这个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产生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上报中央，并以内革发351号文件印发全区之后，挖“新内人党”便从原先的群众运动进入权力机关发动的一场有领导、有组织、有政策指令、自上而下的大迫害运动。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是党领导运动的实权机构，一、二把手都是军人，第三把手是地方干部，是文革前的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当他看到运动出现严重逼供信死伤残，下边报上来的只有数字没有证据，害怕了。提出“不能再挖了”、“挖肃运动立即刹车”的意见。然而，一把手滕海清将其踢开，重整旗鼓继续深挖下去。他说：“当前领导思想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右倾。一是对敌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不少领导同志在关键时刻就犹豫动摇，持怀疑态度，怀疑有没有内人党。因此就不能勇敢地领导群众向敌人作斗争。二是看支流多，看主流少。对运动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指手画脚批评指责，一个劲反对，泼冷水。内人党是乌兰夫反党叛国的工具，是里通外国的，让这样的人掌握枪杆子、印把子不害怕，群众起来了，出点问题有什么可怕的！如果你不是内人党，难道群众非要把你打成内人党不可。挖的是否面宽了？谁有数字可以说明，谁能肯定我那个单位五百个挖出来一千个。”
滕海清踢开右倾绊脚石，挖“内人党”运动继续深入下去，并发布《敦促内人党登记》一号通告、二号通告。同时还统一发表《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标语口号》，造成乌云压城之势。《通告》如同五十年代镇压反革命时期运用的令反动会道门自首登记一样，勒令“内人党”党徒们去指定地点登记。没有人去登记就把怀疑分子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反复宣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再没有人交代就一个一个提到黑房子里去刑讯武斗车轮战。在呼伦贝尔盟地区，商店柜台上写着：“喂！你是内入党，还不赶快去登记！你就是内人党，快去登记，赶快去登记，快！快！快！”车站售票口贴着：“你是内人党，你想逃跑吗？逃不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