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8-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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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多的反映：
有同志问：老知识分子中，除了党员外，到底还是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总理在报告中提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三个特征是：出身、所受教育、过去曾为剥削阶级服务。这三个条件都不能变，如此下去这个帽子不能脱了。
有的同志认为总理的报告没有明确地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可以摘掉，或还要戴多少年，或知识分子中还有哪些人要戴帽。有同志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到底何时脱掉？
周恩来称自己忙，跟陈毅介绍了一下自己的看法后就走了——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了陈毅去回答。与周恩来的小心翼翼相比，陈毅豪爽、干脆得多，在3月5日的报告中，他干净利落地回答道：
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
陈毅还对那些喜欢教训人的领导者作了尖锐的批评：
现在还有人依旧以领导者的口吻讲话。知识分子最讨厌就是阿猫阿狗随便上台教训人……我们没有好多知识，不如科学家，没有什么好吹的。马列主义，你有多少？究竟有几斤？八斤、七斤？别狂妄，党没有给你权利教训人。都以胜利者、改造者自居，谁能接受？我是胜利者，你是俘虏，这种做法能团结谁？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答，会开到这里，可以说到了高潮。科学家们又花了几天时间讨论周恩来、陈毅的讲话，然后，正式转入对十年规划问题的讨论。几天之后，由聂荣臻作总结报告，正式结束了这个“出气、通气、和气、争气、扬眉吐气”的大会。
小结
“文革”时，广州会议被批判成是“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重演”，而会议《简报》则是“大造反革命舆论”的重要工具。这是对广州会议的诬蔑。虽然对科技“大跃进”实际进行了整体的否定，但科学家们在提意见时的态度却是非常委婉和有节制的。他们根本就没有勇气去和犯了大错的最高领导以及执政党去讲道理。除傅鹰、钱学森、马大猷等极少数的几个人外，其他发言者都紧紧把自己限制在“善意的批评”的范围之内，不敢越雷池半步。而据会议秘书薛攀皋先生回忆，“有些部委的专家一直都近乎噤若寒蝉”。
而与会的领导干部，除陈毅和陶铸外，更没说多少批评意见。他们中有一些人对于科学家的批评还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但这类“正确的话”几乎都没能被登到《简报》之上。而支持科学家“鸣放”的韩光、于光远等会议核心组成员，也没在《简报》上说什么话。当然，通过编辑《简报》，他们想说的话大多已被登了出来。
而贵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更是谨小慎微：首先把他自己的观点变成集体的决定，然后，在知识分子的属性问题上，他并不明确表态，而把这个事情交给陈毅去做。
为什么绝大部分人都不敢明确、完整地表露自己的心意？根子在最上层——包括“三面红旗”、把知识分子划入敌对阶级在内的“大跃进”中的很多问题，都源自于毛泽东，而他并没有在那些问题上作明确的转弯表态。事实上，仅在广州会议结束后约半年，他和陆定一等人就开始明确地反对“脱帽加冕”，陈毅、周恩来、陶铸等人并没能把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牌紧箍咒摘下来。所以，由众多科技界的领导干部和300多名知名科学家在广州所进行的这场反思所带来的实际只是一种较小的调整。
但这种调整还是有意义的，它依然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传达，一度鼓舞了科学家的士气，教育了某些左倾的领导干部，为《科学十四条》的贯彻扫开了障碍，从而为1960年代前半叶中国科学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作者系中科院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 吴思）
回首上山下乡运动·马昌海
一、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的相反道路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都伴随着城市化，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众多中小城镇在乡村中建立起来。而在我国，随着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原本可以通过发展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小集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来拓宽的就业渠道被堵死，致使城镇青年的就业门路越来越窄。1952年城镇个体劳动者人数有883万人，到1978年减少到仅仅15万人，（《中国统计年鉴》，1985年，第213页）政府无法找到缓解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同时，“一五”时期的城镇就业政策，伴随着“三大改造”的进程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对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许多人只好消极地等待就业，而许多行业又有待开发。其次，从产业结构来看，新中国成立后优先发展重工业也大大限制了城镇的就业容量。根据统计分析：每亿元投资，用于轻工业，能够容纳的劳动力是重工业的3。2倍，能够提供的利税更是重工业的4。8倍。（苏少之：《1949…1978年中国城市化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建国初期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采取了直接引进苏联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方式，越过了大量吸收劳动力，并积累大量资金以扩大就业的以轻工业为主的发展阶段。再次，在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时间里，重生产，轻流通、轻服务，片面强调城市的生产性质，导致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萎缩，这也大大削弱了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当然，造成就业难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错误的人口政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和制度能够妥善有效地解决这么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本来就很低，“大跃进”和“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更加剧了经济的停滞和破坏，城市中多余的劳动力，只好被送往更贫穷落后的农村和边疆，以缓解城市的财政、粮食供应和就业压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世界各国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时候，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于是，整整一代人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名称：知青。
家在农村的知青回乡（老家）早在20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了。“文革”前全国共组织动员了近130万知青下乡，他们中有不少是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回乡知青的人数则更多，当时的回乡知青中董加耕、吕玉兰、邢燕子等典型模范；下乡知青中北京的侯隽是榜样。这就形成了一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1963年6月29日到7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会议上指出：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做长远打算，编制出15年的安置规划。1964年1月，中央书记处讨论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周恩来说，今后18年内，要有3500万知识青年主要采取插队的方法到农村去。（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文革”前知青安置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动员和安置知青的一整套模式由此而形成，并成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特征，在此后的十几年间大体沿袭未改。其要点为：在国家的统一组织和严格计划下，采取政治动员的方式；由国家发放安置经费；以将城市知识青年送往农村生产队集体插队落户为主要形式，或集体分配到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定宜庄：《中国知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版）这就是说，由于人口政策和“大跃进”运动等一系列的失误，加剧了国民经济失调和劳动力就业的难度，即使没有“文革”，许多城市青年也是要上山下乡的。
从新中国人口迁徙的角度看，在传统体制下，对劳动力的安排服从计划经济的需要，加之错误的经济决策，导致人口迁移多次出现大起大落。人口大迁徙使众多城乡居民成为不正常制度的牺牲品，把人口包袱甩到农村作为解决粮食和就业的手段，用经济性的迁移来减轻城市的财政负担。而从1964年起直到“文革”中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除了经济因素（比如开发边疆和山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外，还带着一种强制动员性的政治涵义，是一条促进青年革命化、在“大风大浪”之中成长以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光辉道路；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简称“三大差别”），“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在彻底否定“文革”前17年教育的前提之下，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布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种更不人道的做法造成了更大的悲剧，知青必须到贫穷落后的农村中去“接受再教育”，而不是留在城市里接受更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这种恶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了一代人，严重降低了中国的人口素质，学术界、科学教育界人才断层、青黄不接的状况也由此而出现。
“文革”开始两年后，由于中学停课、大学不招生，企业基本不招工，数百万正处于青春期和政治分裂状态下的中学生们在城市里无所事事以至惹事生非，也就日益成为城市里的一个不安定因素，成为学校恢复教学和招收新生的障碍。更有一些红卫兵组织不忠实执行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依旧闹派性、搞武斗、制造事端。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之后，解散“老三届”红卫兵组织以恢复秩序便被提上了日程。
作为十年“文革”的组成部分，从1967年10月开始兴起的新一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湮没了“文革”前下乡的一些老知青为返城而掀起的小小波澜。它改变了一代人的人生道路，也影响了整个民族正常的历史发展进程。
“文革”中大批知青走向农村的思想基础是建国后17年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从1968年7月中央提出大中学校的毕业分配要从“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开始，迄至1969年初的半年内，在“文革”那种混乱的状态下，多达400余万的城市中学生们，竟然井然有序地分散到了遍及全国的偏僻村庄和遥远的边疆。这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单单靠一系列的强制性手段是不可能创造出这种奇迹的。如办学习班、吊销城市户口，派出所的户籍警察和街道居委会轮番上门劝说和威逼，由家长的工作单位出面施加压力等等。除了少数先锋者，很多城市中学生也有过犹豫、不情愿，有过不甘心、想不通和无奈，但他们还是上路了。尤其是在1968年底毛泽东一声令下之后，强制性的政治动员就逐渐压倒了原先的自愿原则。在不断拔高的宣传调门中，上山下乡运动被涂上了一层又一层神圣的迷彩。对上山下乡的态度，被说成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愿不愿意上山下乡，被当作判断一个青年是“革命的回首上山下乡运动或不革命的”基本标准。
当年最普遍的口号就是“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才有出路和前途”，要在“大风大浪”中实现“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这种忠于党和毛主席的群体意识当然有其积极的一面，正是靠着这种意识，这些知青们才能够在从城市里一下子被抛到莽莽林海、茫茫草原和荒野山乡之后，相互扶助着走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在“文革”前所受的教育让他们视怕苦、怠惰、软弱、享受、“骄娇”二气为可耻，使他们能够注意磨炼自己勇敢向上、勤奋刻苦和吃苦耐劳的品质。在农村，一些人为了救火、抗洪、抢救生产队的财产和物资而奋不顾身，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在道德上也具有较强的自律意识。“文革”前学校中近乎禁欲主义的管理和教育，以及当时媒介“净化”的宣传，曾导致了不少人生悲剧，这在不少知青文学作品中都有过描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正值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们被置于朝夕相处甚至相依为命的艰苦闭塞的环境中（有些还生活在性观念比较开放的少数民族地区），又往往并无任何管束，基本上是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对知青的管束要严格一些），而且当男女知青们因前途渺茫而倍感精神空虚和失落时，大多数人却能够约束自己而未曾发生道德上的堕落，这也应该归功于当时这方面的严格教育。如果没有这种自律，仅仅上千万青少年在道德上产生的问题，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就会大得多。当然，“文革”中红卫兵出于愚昧和狂热对整个国家民族所造成的严重损害，建国后17年的教育是难辞其咎的；而紧随而来的几百万壅塞在城市里的青年学生之所以能够被基本顺利有序的导向农村和边疆，而未曾像决堤的洪水一般冲向社会，造成更混乱、可怕的动荡；也没有因所处社会生活环境的急剧改变而造成一代人整体的堕落，则也要归功于“文革”前17年教育中那些积极的因素。这一切素质、品德方面的教育，是“老三届”知青中的很多人在经历“文革”及“上山下乡”前后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仍然能够以坚强的意志与命运抗争，而且在面临恶劣的环境和精神的失落时不甘沉沦，这是他们至今引为骄傲的。他们是富于牺牲和献身精神的一代人，如果他们以坚韧的意志所付出的辛苦与汗水不是仅仅消耗在为了温饱而从事的漫长简单的劳作之中，他们一定会创造出辉煌的业绩。
我国经济的大起大落与城市向农村的迁移呈反向对应，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背道而驰，到1980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走到了尽头。有人说：国家花了300多个亿安置知青下乡，却换来国家、知青、家长、农民的“四个不满意”。国家对城市知青的安置费并不完全直接发给本人，而部分由基层和生产队掌握。这是一笔纯消耗性而非生产性、建设性投资，徒然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由于始终未能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挪用知青经费留作他用，遂成为普遍性、长期性的痼疾，加剧了知青与地方农村干部的矛盾。多数知青下乡后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仰赖父母的贴补帮衬，多子女家庭的经济负担则更为沉重。许多孩子在下乡时尚无独立自理能力，无奈的父母只能为远行的子女黯然神伤，梦牵魂绕，默默忍受着年深日久的精神煎熬。与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并行的是“走后门”之风的悄然兴起和畅行。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工农划等号”、“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等极“左”口号的辉映下，是政治特权的凸现和高扬。同为知青，在招工、招生、征兵、入党、提干等方面没有公平竞争的机缘。再加之封建“血统论”的肆虐，对众多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二、知青们的贡献与收获
许多知青响应党的号召，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心与热情，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而战天斗地：改良农作物品种、传播和推广农业机械和农业生产技术、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建小水电站，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和努力。在农村的艰苦锻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