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8-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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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驹谒拇挝拇嵘系淖４蔷褪怯伤鸩莸模Ｎ页Ｈノ幕┯ι纾悄究碳椅绿魏陀嗨�1985年杜高与路翎（右）重逢先生叫我去参加他们制作的木偶剧的排演。有一次我带了一篇习作给林大哥看，没想到他在《新道理》上发表了出来，这激发了我以后对写作的极大兴趣。1946年，葛琴先生在武汉《大刚报》编副刊，我那年读了冯亦代先生翻译的美国女作家威廉·海尔曼的剧本《守望莱茵河》，便写了一篇剧评，投寄给葛琴先生，她发表了。1949年以后，我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字，特别是1951年我在《文艺报》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想必两位前辈对我的成长是关注着的。荃麟先生看完剧本后，又听说有不同意见，他决定由作协出面召开一个小型的讨论会，会议由他主持。1953年初冬的一天下午，在东总布胡同22号作协的小会议室里开会，陈白尘先生和创作室的贺敬之、蓝光、王命夫、路翎、汪明等好几位作家都在会上发了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持否定态度的几位作家的发言，他们对这个剧本的批评都提到了政治思想的高度，用词也都很激烈。最后是荃麟先生讲话，我已经记不起他的原话来了，只记得他的态度很温和，语调很亲切，既提了批评意见，又对作者很爱护。我是受到了感动的。记忆最深的，是那天见到了葛琴先生，她端了一把椅子靠门坐着，一边笑着对我说：“我是来旁听的，学习学习。”她那时正在写电影剧本。
我写这一节往事，是为了使人们了解一点1953年文艺界的气氛，了解一点从一个作品引出的两种批评意见，而邵荃麟先生在那时主持作协工作，又是怎样对待一个青年作家和一部有争议的作品。
我接受了几位党员作家的严厉批评，抛弃了这个作品。决定再投身到火热的生活中去磨炼自己。
1954年春，我先去了武汉长江大桥建筑工地，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点散文作品，同时又在《长江文艺》上发表了一篇读剧随笔《单纯和美及其他》，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些文字：“艺术的力量全在于真诚，而真诚便是最大的美。生活原来就是这样朴素地、自然地表现着自己的美的。而艺术越能接近生活，就只会越单纯、越平易，越使人亲近，越使人觉得它美好。”“应该多从生活的平常现象里去认识它的意义，应该多从人民的纯朴的爱情里去感受诗情的理想和美。我们的很多作品常常是由于太明显地看出了作者的‘宏大志愿’而感觉不亲切。这宏大的志愿是生怕把我们的时代和人民写得不伟大，便故意去制造‘伟大’事件和纠葛，给人物插上‘英雄’的标记，宁肯抛却单纯和美。”
从这些文字中可以了解我当时的一些文艺观点，因为一年后这篇文章和《祝福人们》那个剧本就都成为我宣扬胡风文艺思想的罪证而遭受了更猛烈的批判。
从长江大桥，我又到了成都，跟随一支地质勘探队，沿着金沙江，每天步行几十里，一直走到大凉山彝族地区，探测成昆铁路的地质情况。这一段新鲜的野外生活又一次激起了我的创作冲动，我又开始动笔写剧本了。这年秋天我回到北京，很快又写出了一个叫《星星照亮的天边》的多幕剧。那时我们还没有跳出分幕结构的戏剧模式，也不可能想象舞台剧的时空处理可以有很大的自由。要把野外生活提炼成紧凑的戏剧性情节，又能塑造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的确是很困难的。可以想象，我又写了一个不成功的剧本。但是这一次我得到了张光年先生的关注。他约定了在年末的一个晚上，到崇文门外贺敬之的家里，听我朗读剧本。虽然这一个剧本没有受到政治性的
批评，但也没有得到领导的肯定。我已经没有时间对它再进行构思和修改了，因为这时文艺界的空气越来越紧张，对胡风文艺理论的批判调子越来越高，政治形势越来越严峻了。
1954年12月8日一大早，创作室副主任李之华来叫我和他一起到青艺剧场三楼小舞厅出席文联和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没想到这一天的会议聚集了这么多文艺界的著名人物，我参加的是一个后来载人中国文艺史册的重要会议。在这个会上，郭沫若按照中央的部署，提出了从《红楼梦研究》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和党与胡风理论的分歧。接着周扬发表了《我们必须战斗！》的长篇讲话，他宣布与胡风文艺理论的分歧，已经发展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了。
转眼就到了难忘的1955年。首当其冲的是创作室的汪明，他的剧作《第一次功勋》已经彩排，青年艺术剧院决定在春节后公演，大幅海报也已贴在剧场门外的墙上了，这时胡风问题忽然升级，剧本创作室通知剧院，汪明与胡风集团有关系，定为审查对象，剧院只得取消演出。一个难得的好作品，就这样被政治运动扼杀了。
5月27日，也就是胡风集团第二批材料公布的第二天，我又接到通知，出席文联和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大会，在出版总署的大礼堂举行，有上千人参加。郭沫若宣布胡风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宣布开除他的作协会籍，全场响起雷鸣般掌声，接着是一个个声讨胡风的发言。这时一个瘦弱的书生上台要求发言，他就是吕荧先生。他公然为胡风辩护：“胡风不是反革命，是学术思想问题……”这时，一个人站起来振臂高呼革命口号，愤怒地把吕荧从台上轰了下来。这个人就是审读我的剧本的领导张光年先生。
这以后，从1955年到1957年，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到吴祖光右派集团，我从剧本创作室最年轻的一个作家，变成了共和国一个最危险的敌人，成为政治运动主要打击的对象。我的人生理想被彻底粉碎了，我的人生命运也被彻底改变。
历史有时是很耐人寻味的。1979年我得到右派改正的通知，我得以重返戏剧工作岗位，重回中国剧协这个艺术大家庭，恰恰是共和国结束了它的第一个30年，迈步迎向第二个30年的开端。我也终于告别了长达25年之久的苦难岁月，开始了新的人生。
共和国的第一个30年，不断进行的政治运动构成了它的形式特征，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运动中翻腾着；而这30年历史的内容特征，则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主宰着一切，决定着所有人的命运。知识分子的命运是最为悲惨的。
在上世纪末，一部从剧协流失到北京潘家园文物市场的《杜高档案》，被学者李辉先生发现和购得。在这部不堪一读的档案里，我惊恐地重见了《祝福人们》剧本的手稿，重见了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单纯和美及其他》这篇文章，还有我少年时代的习作的贴报本，它们居然都被标上了号码，被运动的领导者定为我的一件件反革命罪证。人们看到这些“罪证”，也就看见了这些政治运动是怎样残酷地毁灭着一个无辜者。我的另一册被遗落的劳改时期的档案，也奇迹般地被一位旅居澳洲的赵立江先生发现和收藏了。一部完整的《杜高档案》留在了人间，它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历史时代，和人在这个历史中的可悲命运。它将留给后人去阅读。
1980年1月，共和国第二个30年开始，也是我重新开始戏剧工作的第一个春天，剧协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召开了一个“剧本创作座谈会”，讨论了《假如我是真的》等三个有争议的剧本。在这个会上，胡耀邦总书记站在讲台上，大声宣布：“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人们热泪盈眶，热烈鼓掌，欢呼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尽管那个座谈会对作品的评价也许还受着历史的局限，还多少留着一些旧时代文艺批评的痕迹，但历史已经证明，在共和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作家的命运已经完全不同于前一个30年，再不会把一个剧本当成罪证塞进一个无辜者的档案袋里去了。
共和国的前后30年，从贫穷到富裕，从封闭到开放，从禁锢到解放，从摧毁人性到以人为本，从阶级斗争到社会和谐，这是多么巨大多么深刻的历史变革啊！
“剧本创作室”的时代早已远去，那一个群体的人们，大多也已被历史的浪潮无情地卷走了。路翎从监狱出来，精神分裂，郁闷而死；汪明早已悲惨地死于安徽劳改农场。我是幸运的，我回来后，得到了创作室的贺敬之、赵寻、乔羽、鲁煤等几位还健在的老朋友们的关怀和帮助，我很感谢他们。今天我们都垂垂老矣。不管人们用怎样的一种目光去回望往事，发出怎样的感叹，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剧本创作室”是一个失败的创作机构，是我们党领导艺术创作的一次失败的尝试。把作家们集中地养起来，用严格的政治审查来束缚他们的艺术个性，把他们培养成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切都只能是对艺术生命的扼杀和对人才的摧毁。剧本创作室留给我们的，是沉重的历史记忆和失败的历史教训。
2009年，我们又满怀希望地迎向共和国的第三个30年的到来。5月4日，正当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纪念日，我有幸在北京红楼旧址的一个宾馆里参加了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的一个座谈会。各地来的剧作者们自由活泼地交谈着，充满着和谐的气氛。一位知名的剧作家在发言中提出“我们不为权力写作”，引起了热烈的议论。几位朋友问我，你赞成这个提法吗？我回答：我赞成。因为权力可以用来压迫人，因为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所以有良知的作家决不为权力写作。我们要为真理和正义写作，为崇高的理想和信仰，为人道精神，为人的自由和幸福写作。朋友们都点头说，这应该是我们共同的艺术信念。那就让我们怀着这个信念展望中国戏剧的明天！
（作者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原书记处书记）
（责任编辑 李晨）
跟风整人的懊悔·赵遐秋
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写道：
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弟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弟弟！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北京第1版，第446、447、448、454页。）
“文革”中，林彪及其死党跟“四人帮”，相互勾结，猖狂肆虐十年，都可算是鲁迅笔下那种“吃人的人”，我，和我一样受苦受难的同胞，其实都是被他们“吃了”的人。
然而，在我被人“整”的时候，我痛苦地想起了我也曾经“整”过人。我反复咀嚼着鲁迅那被人“吃”与“吃”人的无比卓越的论述。终于，我醒悟了——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就是鲁迅所说的，我被人在“吃”，我也曾参与了那“吃”人的“盛宴”。
1957年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时候，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一年级学生。我们年级有四个班，我在一班，任团支部书记。
作为学生，我经历了反“右派”斗争的大鸣大放、批判斗争和后期处理三个阶段，也就是说，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过程。
我记得，那一年的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第二天，我们一班党小组讨论了班上批判“右派”的斗争，决定全班先开会批判邵家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在大鸣大放中，邵家基贴出大字报《换汤不换药》，批评政府有些部门，有旧中国的“衙门”作风。在鸣放会上，他又列举了苏联红军在东北抢夺财物、强奸妇女等等事例，批评政府没有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没有抗议，没有抵抗。党委给他定了两条“罪状”：一是反对共产党领导；一是反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邵家基是共青团员，批判会的形式是团支部扩大会议，非团员列席参加，我这个团支部书记就是当然的批判会的主持人。
一开始，我庆幸主持会议，误以为主持批判会就像中学开会的司仪一样，报告一下发言的程序而已，自己不作批判发言。说实话，当时我很困惑。一方面，我觉得应该做到党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另一方面，我又觉得邵家基固然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看法，动机却是好的，是善意的批评。动机与效果是一致的，好的动机，怎么会有坏的效果呢？就当时的思想状态是，我乐意主持会议，不想发言。
哪知，批判会开得很激烈，发言的调子很高。党小组长写了纸条递给我，要我作总结发言，进一步提高士气，以利再战。可是，散会以后，党小组长说我的总结只是发言论点的客观梳理，没有归纳提高，没有战斗性，语气平平，最后对邵家基居然说“我提醒你……”应该义正辞严地说“我警告你……”，这充分表现了我这个人的温情主义。党小组里的另一位党员童羽还说：“你是预备党员，要在反‘右’斗争的火线上争取转正。你今天的表现，不像共产党员的样子。”
当天夜晚，我想了又想，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觉得，是我们共产党发动大鸣大放，号召大家批评，提意见的，邵家基响应党的号召，向党提出意见，即使有些事实不符合实际，有些看法片面，那也是为我们共产党好，是善意的批评，怎么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再说，毛主席不是说过，共产党人对待批评的态度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吗？既然这样，不能由于某些意见偏颇、片面，就断定人家是反对自己吧！
第二天早晨，在食堂，我遇见了牛然之。他把我拉到食堂一个角落里，关切地问了问我的想法，而后严肃地说：
“你从中学来，没经历过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你实在太糊涂了。
“在政治运动中，特别在公开场合，你不能随意说话。
“你的思路不对头！
“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前提。现在的前提是，党委已经确认邵家基的言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这就是效果，这就是坏效果！要知道，动机是看不见的东西，只能从效果看动机。党委认为邵家基的效果是坏的，他的动机当然也是坏的。”
他停顿了一下，又诚恳地说：
“仔细想想，其实你就是不相信党委的决定是正确的。”
“我不会给你乱扣帽子！”
“说开了，就是相不相信毛主席、相不相信党！”
他的话，给了我当头一棒！
他的话，让我后怕了起来！
从此，我想问题的思想变了。我接受了牛然之的批评。我觉得我的政治立场确实有问题。眼前，关键之关键是我要绝对地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具体说，就是要绝对地相信北大党委，相信中文系党总支，相信我们年级党支部，相信我们班的党小组，相信我们班党小组长和别的党员，相信党组织是伟大的、英明的、正确的，不会做错事的。晚上，躺在床上，我对自己说了无数遍：“从今以后，毛主席说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决不能三心二意。”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班上开第二次批判会的前夕，党小组长通知我，批判会改由另一位党员主持。这，对我无异于当头一棒。我害怕极了。我想，我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