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8-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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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班上开第二次批判会的前夕，党小组长通知我，批判会改由另一位党员主持。这，对我无异于当头一棒。我害怕极了。我想，我再不积极表现，我这个预备党员真的不能转正了，我的党籍真的保不住了。怎么办呢？我必须给自己立下一个死规矩，对毛主席的话，对党组织的意见，绝不问“为什么”，怎么说就怎么做，绝不含糊。　
　　于是，我“义正辞严”地批判了邵家基的“右派言论”。上纲上线绝不留情，声色俱厉自不待言。　
　　于是，对于班上另一个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学，同样，我的批判也“义正辞严”，也上纲上线，声色俱厉。　
　　不仅是对“右派分子”邵家基等的批判，对于班上没划右派却被认定为“思想右倾”的同学，以及被认定为“有严重思想和品质问题”的另两位同学，在开展批判的时候，我也是紧跟在党小组长的后边，上纲上线，声色俱厉，显得“义正辞严”的。　
　　没有别的，我就是要证明，我是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我是紧跟党中央紧跟毛主席的，我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我是一合格的共产党员。　
　　当着“文革”浩劫降临，我自己挨“整”了，我对挨“整”有了切肤的同感了，我才知道，当初，我参与“整”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恶行”了。我确信了，我被人在“吃”，可是，我也曾参与了那“吃”人的“盛宴”。　
　　31年后的1988年5月，我在武汉大学再次见到了邵家基。迎面走来，老了，瘦了，也矮了些，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神了，他是邵家基吗？我想，这要是走在大街上，我真的不敢相认。让我难过的是，他的言谈举止无不透出那郁郁的伤感，连他的笑都散发出一种苦涩的味道。当着老同学们的面，我忍不住，站起身来，向他一鞠躬，向他道歉，我为自己参加了对他的错误批判，痛感万分羞愧……　
　　我在1957年的表现终于被肯定了。　
　　1958年反“右”后期，党支部大会通过并报北大党委批准我按期转正，我成了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　
　　反“右派”的斗争给我留下了什么呢？从表层看，那就是要永远和毛主席、党组织保持一致。对毛主席的话，对党的指示，我总要积极主动从各个方面，找出之所以正确的种种理由，以心安理得地去执行。　
　　从深层看，我成了他人思想的奴隶，失去了自我独立意识。在毛主席的话面前，在党的指示面前，我不想，也不敢有什么想法。有时，一些问号也会在脑海里出现。不过，就在那一瞬间，我立即警觉起来。我告诫自己，不许胡思乱想，疑惑只能一闪而过。我严严地关上了存在于大脑中的那扇智慧之门。　
　　我开始成了一名党的驯服工具。　
　　我的悲剧就在于，我认为，这，才是忠于党。　
　　于是，等到接踵而至的又一个运动来了，我继续参与了“整”人的“恶行”。　
　　那是1959年10月，北京的天气凉爽多了。　
　　有一天，在北大文史楼二层会议室，年级党支部开会，气氛压抑得让我觉得跟刚刚过去的“秋老虎”一样，令人窒闷得很。　
　　会上，党总支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文件。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书记等工作岗位，分别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观后效”。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说，“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原来，9月，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这两个决议传达到全体党员，进而传达到党外，随即开展一场“反右倾”运动。后来，我们才知道，历时46天的庐山会议——党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8月16日的闭幕会上，总共通过了一个公报，四个决议和决定。除了上述两个外，还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听传达，先是吃惊，接着而来的是困惑。　
　　我的脑海里接连不断地出现了杜鹏程《保卫延安》中的那睿智、善战的彭德怀形象，丁玲《彭德怀速写》中的那敦厚、和蔼可亲、笑容可掬的战士，以及抗美援朝通讯报道中那撼天动地的英雄彭大将军……接着我内心又冒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像水里的葫芦瓢一样，按下了这个，那个又冒了出来。他怎么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怎么会成为反党集团的首犯？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然而，就在那一刻，我又立刻警觉了起来一这是毛主席亲口下的指令，是党中央的决议，应该相信，必须相信！于是，我又在寻找各种理由，来论证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正确性。有了反“右”的“教训”，我不敢说出内心深处的困惑，随大流又不痛不痒地在支部会上表了态。　
　　会后，我反复想，越想越紧张。我想，这么高层的领导人物，有着这么长的革命经历，历史上又打了无数次硬仗、胜仗，还会“右倾”，还反对毛主席，可见阶级斗争多么尖锐，党内的路线斗争多么复杂。像我这样一个刚入党的人，该需要多大的努力来改造自己，才能不犯大的错误。我想，要不犯错误，唯一的保证就是任何情况下，要跟毛主席、党组织保持一致。　
　　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下，我参加了“反右倾”运动。　
　　那年暑假，我们班上的同学高永波回福建老家。返回北大以后，说了许多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转述了他父亲正确而在当时却认为是“右倾”的看法。我立即把他所说的和党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的精神联系起来，立即把高永波的言论和彭德怀的“右倾”言论相对比，错误地认为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在共青团内的反映，迅速地出了一期专题壁报《听党的话，还是听爸爸的话》，错误地批判了高永波。那时的我，心里实实在在敬佩毛主席的英明正确，庆幸自己紧跟了毛主席，否则政治上也要栽跟头。　
　　紧接着，我们年级被下放到京郊平谷县，配合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并且继续开展我们内部的反右倾斗争。　
　　2007年11月，在18卷集的《曾庆瑞赵遐秋文集》出版的时候，庆瑞和我在《文集》的“前言”里，痛心地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　
　　“庐山会议”后，我们被下放到京郊平谷胡庄，一边忍饥挨饿参加海子水库的重体力劳动，一边声嘶力竭开展极“左”的“反右倾”’运动。出身富农家庭的同班同学邢志恒，一天深夜，在一场闹剧式的批判会上被批判斗争后，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儿女，也留下不再申诉，而且当时也无处申诉的冤屈，跑到邻村南独乐河路边的一棵大槐树上上吊自杀了。我们俩也参与了对他的批判和斗争。这使我们深感有罪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一个无辜的人为我们时代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当时的北大党委害怕事态扩大，终于召回了自己的学生，我们的“反右倾”运动戛然而止。　
　　确实，邢志恒的自杀，极大地震撼了我。　
　　我深感有罪，创巨痛深！　
　　我的悲剧，在批判邵家基、高永波他们的时候，主导行为的主要是思想，是认识上的错误，而在胡庄批判邢志恒，却是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在作祟。　
　　下放到胡庄，我十分吃惊！　
　　1949年到1959年，解放十年了，农民的生活仍在贫困线之下。我们和社员一起，打破了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常规，经常夜战。整天干着重体力劳动，每日只能吃上两顿饭，每顿只能喝上稀稀的棒子面粥。当时喝得饱饱的、肚子鼓鼓的，上几趟厕所，肚子就瘪了，而后咕咕叫个不停。夜里，躺在床上，饿得睡不着，就精神会餐。脑海里出现各种各样的食物，北大食堂的饭菜香味，似乎扑面而来，母亲为我做的葱油饼的葱花香味，常常伴我进入梦乡……　
　　胡庄农民的极端贫困，自己的饥饿感受，一下子轰毁了我对三面红旗的信念。那一刻，我想起了彭德怀上书毛主席，想起了高永波和他的父亲。我不再困惑了，不再犹豫了，我否定了我盲目相信的这一切，我后悔莫及。我责问过高永波，是听党的话，还是听爸爸的话。如果爸爸的话符合实际，代表了农民的利益，为什么不能听呢？如果党的某项政策脱离农村实际，是空话，大话，不实之话，又为什么不能批评呢？想到这里，我如释重负，轻松了许多。然而，就在那一刻，我又害怕了起来，在庐山会议上，彭老总不是说了真话而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犯吗？那是“前车之鉴”，我该怎么办？——我胆怯了。　
　　在胡庄，班上党小组讨论开展“反右倾”运动的时候，我先是沉默，到了不能不表态的时候，我违心地说了一通拥护开展“反右倾”运动的套话、假话。　
　　就是这套话、假话，让我40多年来，一直深深地自责。　
　　我自责，是因为我也参与了对邢志恒的批判，就是那场批判逼迫他走向了绝路。　
　　“文革”中，在我遭难的日子里，我常想起邢志恒。只有在那时候，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冤屈有多大，我才真正地体会到他的无奈、迷茫和锥心蚀骨的痛苦。　
　　我不会忘记，那是批判邢志恒的第三天，我不能不发言了。我知道，发言、不发言、发什么内容的言，都在表现自己的政治立场，关联着自己的政治前途。发言吧，明明邢志恒所说的，符合农村实际，我怎么说呢？要说，只能说假话。不发言，更是个态度问题，至少是政治立场不鲜明不坚定。那天中午，左思右想，我竟为个人的所谓政治前途，迈错了一步，作出了一个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的抉择——下午，我发言了。　
　　我说了一番连自己也不信服的话。比如，我说，“比，要看怎么比？胡支书（胡庄党支部书记）的母亲胡奶奶说得好！当年抗日战争时期，他们躲在后山洞里，天天盼，月月盼，就盼望有朝一日，天下太平，每天喝上两顿稀粥，那就是天堂的日子了。如今，我们能够一天两顿粥，岂不是实现了农民的梦想吗？”等等，等等。　
　　为了表现自己的“觉悟”，我的发言，调子之高，帽子之大，嗓门之响，结束语里一改批判邵家基时所说的“我提醒……”而用了“我警告…”“我正告……”，俨然是个“斗士”的模样。发完言，我松了口气。　
　　然而，转头看见邢志恒，他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一副任人宰割的可怜的样子，我心酸了，后悔了！我觉得自己很恶心，是个小人，是个欺侮人的小人。我为自己说假话、讲歪理、装腔作势而感到羞耻。　
　　我不会忘记，就在那天午夜，几位男同学叫醒了我们女生，他们焦急地喊着：“邢志恒，不在了！”我惊恐不已，一个不祥的念头闪过我的脑子。那一刻，不容我多想，匆匆穿好衣服，赶到男生住地。全班分了几个小组，分路去找。一路上，我们使劲儿地喊着“邢志恒”、“邢志恒”，随着那穿过夜空的呼喊声，我的心在下沉，下沉……天大亮了，噩耗传来，一位邻村的农民兄弟在南独乐河路边，发现一棵大槐树上吊着一个学生模样的人……　
　　那时的我，欲哭，不敢哭！　
　　那时的我，含泪，不敢流！　
　　我想起了那可怕的批判会，想起了我那可诅咒的发言。　
　　我在想，是我发言中哪句话，哪个说法，“逼”他走向了那棵大槐树的？　
　　那时的我，从心灵深处萌生了有负于他的犯罪感；今日的我，已经认识到，我有罪，参与了“吃”他的“盛宴”。　
　　在“反右倾运动”中，作为人，我的思想，已经在异化了。　
　　我还是要说到鲁迅的《狂人日记》。《狂人日记》里有这样的话：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　
　　救救孩子……（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北京第1版，第453、454—455页。）　
　　我，是不是也“可以改了”呢？是不是也要“从真心改起”呢？　
　　毫无疑问，应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李晨）

我向胡耀邦说实话·王敏清
　　1979年冬，我去看望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后再度出山、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　
　　胡耀邦正在办公桌旁看文件，看见我来，亲切地问：　
　　“王敏清！好久没看到你了，你跑到哪儿去了？”　
　　由于我长期做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以及父辈的关系，很多老领导经常见到我，也比较了解我。此时胡耀邦所说“好久没看到你了”，其实才相隔一个月。　
　　我答：“回老家了。”　
　　“回去干什么？”　
　　“我叔父病故了，我去安葬他老人家。我叔父没有孩子。我小时候，他照顾过我，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　
　　“村里老百姓生活怎样？”胡耀邦很注意了解民情。　
　　我未加思索地答道：“现在老百姓吃饱了，但吃得还不好，还不如解放前。”　
　　他猛地抬起头，看了看我。　
　　我解释说：“我们老家晋南洪洞一带，历来就是好地方。自然条件好，常年风调雨顺，主要生产小麦和棉花。因此老百姓不缺吃穿，主食都是吃白面，粗粮是喂牲口的。老人们曾说，过去讨饭人吃的都是白面馒头和面条，谁家还专为讨饭的蒸窝窝头？前些年‘文革’时期，不抓生产，老百姓连玉米面也吃不饱。现在抓生产了，老百姓家里有了粮，可以吃饱了。但是政府每年只配给三分之一的白面，大部分还是吃的粗粮呀！”　
　　胡耀邦一边听，一边微微点头。接着又问道：“老百姓反映干部怎么样？”　
　　组织部长是管干部的，胡耀邦关注干部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　
　　我仍然实话实说：“老百姓反映有些干部很坏，坏得还不如国民党保长。”　
　　胡耀邦再次抬起头看着我。　
　　我继续解释说：“老百姓当然不是讲国民党保长好。但保长再坏，我总可以带着老婆孩子闯关东，不受你的气。而现在，一切大小事都掌握在干部手中，小到每天派不派你出工，派好活还是派累活；大到孩子上学、外出打工……都由干部喜好而定。谁要得罪了干部，几天不派你出工，你没工分就分不上粮，连饭都吃不上！一些干部什么坏事都干，老百姓只能死受，不敢怒，更不敢言。”　
　　听了我这番话，胡耀邦什么也没说，皱着眉头，深吸了一口气。　
　　我离开胡耀邦住地后，心里觉得这两句话讲得太直率、分量太重了，我有点自责。　
　　自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我所见所闻，总是把党的最高领导人比作“红太阳”、“大救星”；工作上报喜不报忧；任何场合都不得议论领导干部的失误与过错；即便当权者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灾难，也听不得半点批评意见。倘若有哪个“胆大妄为”者敢说实话，提出批评意见，不论是官、是民，都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