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蜥蜴战争-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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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战。这三家分别是两百年前鲁桓公（文姜的老公）的四儿子季友的儿子、大儿子庆父的儿子、三儿子叔牙的儿子所建立的家族，所以叫季孙、孟孙、叔孙氏，这里你需要记住“孟、仲、叔、季”四个字，它表示“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因为都是鲁桓公的后人，所以这三家也号称“三桓”。
　　三桓的发展轨迹，跟晋国从前的三郤差不多。所不同是三郤被其国君镇压下去了，而三桓却向上瓜分了公室。不过“三桓”并非生性残暴，非要赤裸裸地蚕食国君大权。实际上，他们如果不掌握一定政治权力就难以庇护其家族，仅仅依靠经济实力是不足以“保室宜家”的。三桓注重收拢人心，比如说“季孙”的第一任家长“季友”，是有名的贤人，第二任“季文子”更是贤名远播国外，他家里小妾都不穿帛，不涂雪花膏，厩马都不吃粟，更无来路不明的巨额存款。三桓作为卿大夫家族，也是自有封邑，采取土地租赁制、实物地租改革，代表了新的生产力方向，人们纷纷前来依附，三桓的盘子越坐越大，在封邑上招兵买马，各自拥有战车一千乘，抵一个中等诸侯国军了。如果是宋明清的皇权社会，大臣家里有这么多军队，早要定个谋反罪砍头了。但在大周朝的封建时代，卿大夫家族就是自有封地与军队的——封建嘛，分封给他们的（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也是这样，上层领主赋予下层领主土地和军队权益，比如法国内部就分封出许多小公国与伯爵国，诺曼底公国、香槟伯国、安茹伯国等等，类似我们的三桓，也出现了公国、领主的割据局面）。我们牛气的三桓，终于凭着势焰冲天的家族经济军事实力驱逐了国君鲁昭公，但国人并无异议，因为三桓比较开明。
　　鲁昭公在流亡过程中还一度骑马——这是史书上关于中原人骑马的首例。估计他像唐僧一样，骑着马，在徒众追随下流外八年，客死晋国。死后，他弟弟被“三桓”立为“鲁定公”，有名无实。于是，鲁国政坛的舞台上，三桓家族与国君一族一起蹦达。“三桓”的家族在兴起，国君的家族在衰败。最惨的时候，鲁襄公招待晋国使者吃饭，行射礼，想找几队善射的人都没有，只好去三桓家里借。
　　其实，君权旁落也不是坏事，它实际是“一元寡头政治”向“多元贵族联合体政治”（类似后来的罗马元老院）的递变，带有民主参与色彩。但东方人毕竟喜欢让一个人说了算而不是多人发言，我们伟大的“保皇党”大圣人孔子，因此非常看不惯“三桓”的分享君权，总是伺机咒骂他们犯上，骂他们礼崩乐坏，乃至“是可忍，孰不可忍”了！看见三桓谮用国君的礼仪和乐舞，孔子气得七窍生烟，于是提出“君君、臣臣”的主张，臣子要听君主的话，给君主磕头，不许谮越，以便实现隆主、集权。韩非子也说：“腓大于股，不能趣行”——小腿比大腿还长，人就没法走路了。“君君、臣臣”这套主张当然不合三桓的意。孔子带着自己的观点四处碰壁。但同样是这个主张，在随后两千年里，却成了皇权社会的专制集权统治者们餐桌上最受宠爱的一道“儒家”之菜。
　　孔子的爹，前面介绍过，是“逼阳大战”力举悬门的鲁国勇士——战斗英雄叔梁纥。叔梁纥虽然力大无穷，但死活娶不到老婆，直到六十六岁高龄才找了一个女生，很年轻，才二十，也就是孔子的妈。根据孔圣人的信徒宣称，孔子是他爹和他妈共同祈祷山神后怀孕的，未经父母交媾，是从上天下载的。这和五百年后的耶稣一样都是处女所生，非常纯洁。总之，孔子从胚胎时期就很离奇。
　　公元前551年，孔子生下来以后，他的肖像权又遭到践踏。人们把孔子说得长相奇丑，白眼仁多于黑眼仁，翻鼻露齿，脑袋上都是山丘。他妈妈一看，怎么下载了这么一个丑孩子啊，于是叫他孔丘。孔丘三岁那年，战斗英雄叔梁纥去世（没了爹的孔子是妈妈拉扯大的）。
　　孔子小时候干过脏活累活，又继承了他爹“叔梁纥”举城门的基因，所以力气很大。在中国，十有八九的人都认为，喔，孔子嘛！就是那个文绉绉的家伙啦。其实孔子不文绉绉，他是个举重的大力士。孔子喜欢“翘国门之关”，就是举起诸侯国城门的大门栓。一般城门四五丈阔，门栓合抱粗，几十斤重，一头搭在城门上，另一头用人力单臂举起（像手托炸药包那样），这就是“翘关”。孔子少年时候可喜欢这种举重运动了。一般知识分子给人的印象，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但这是知识分子进化到后来的样子，在春秋时期，士人是城市平民中的佼佼者，主要去卿大夫家里当主管（作文的），打仗的时候就入伍或带兵保卫社稷（作武的），当时文武不分家。士人也练射御，体格也仿佛武夫。是到了宋朝以后，知识分子的身子骨才坏下来，出门就受不了车子颠簸，官员上朝出门都改坐人力轿子，软和。
　　孔子十四岁，开始“志于学”。这时候，我国以西南的尼泊尔境内有一个城邦小国，它的太子则到了娶亲的年龄。这位太子娶到了两三个媳妇，整天在花天酒地的后宫里享乐，突然他发现媳妇们、婢女们的睡姿很不雅，嘴巴歪着还直咕囔，于是他被气得愤然出走。从此离家流浪，开始了锻炼成佛的悟道生涯。这个人就是释迦牟尼，伟大的佛祖。佛祖出走的这一年正好三十岁，也算三十而立了。
　　孔子立得却很慢，一介平头老百姓而已，壮年时候只干过“乘田、委吏”这种仓库里的Inventory　clerk，以及牛羊倌之类的小差使。
　　有一次，晋国人铸了刑鼎，把范宣子的刑法公布于众，遭到孔子的极力谴责。孔子的意思是这样的：刑法呢，不要写出来，而应该让国君含在肚子里——所谓口含天宪。这样老百姓才敬畏国君，因为国君的话就是法律。如果把法律刻在鼎上了，一是一，二是二了，老百姓就依鼎而行事，国君的特殊地位就从崇高跌落下来了。也就是说，倘使国君的脑袋顶上凌驾了一本法律，弄不好就成“君主立宪”了，即“君主权限屈从法律条文”，这很不爽，削弱了君权。还是实行君主专制更爽。这就是孔子的意见。晋国的保皇派叔向先生也持同样观点。
　　孔子一心火热保皇，抱鲁国君的脚，鲁国君却只给他一个冷脚。孔子一直到了五十多岁还是个白身，没有一官半职，倒是整天被孔子口诛笔伐的“三桓”给了孔子一个机会，让五十一岁的老孔子担任了“中都宰”（县长），开始了孔丘荒谬可怜而且短暂的仕途生涯。“三桓”不知道孔子是彻头彻尾的保皇派，开始还真把孔子当根葱，又提拔孔子当了司寇（国家警察局长）。得意起来的孔子立刻提议“堕三都”。堕就是堕胎的意思，意思是要把“三桓”自行武装起来的三座私邑，全部堕去城墙，从而使他们无法对抗国君。（孔子真是个处心积虑的保皇派呀。）
　　待“三桓”悟出孔子给他们“堕胎”的真实用意以后，三个城池已经堕了一半儿，三桓鼻子气歪，立刻举起小指头，一弹，把孔子弹下了野。孔子只要去周游世界。他的孙子后来在解释孔子的下野时替孔子避讳，说：“我听说君子就像鸟一样，受到惊吓就要飞走。”好像是孔子主动辞职似的。君子神经之脆弱，一至如此。是谁吓了孔子？不管怎么样，孔子一共担任了三个月的司寇（警察局长），这是他一辈子的全部宦海生涯。不过据说这三个月期间政绩显著：当时卖猪羊肉的人都不敢哄抬物价。有一个商贩，早晨给羊喂水，拉到市场去卖注水羊，在孔子教化下，也不敢了。还有一个人，他老婆是破鞋，他原本不以为意，在孔子教化下，他赶紧打了离婚。治安最好的时候，曲阜甚至“道不拾遗”。外地人到曲阜政府部门办事，不会遭到“拖、硬、卡”，章子很容易盖到。
　　这种“美政”（当然不排除这是孔子门生的吹嘘）对于试图称霸山东的齐景公是个压力，于是齐景公选了八十名会唱靡靡之音的齐国美女，组成歌舞团。穿着华丽的衣裳，坐上三十辆华贵马车，送文化下乡，跑到曲阜南门外开演唱会。季孙家的掌门人季桓子是个好色之徒，一天之内，三次化装到城外偷看演唱会，而且还拉着鲁定公一起去。真是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最后，季桓子和鲁定公瓜分了这些美女。孔子一看没自己的份，气得不行，遂挂冠辞职周游列国去了（哈哈，假的，这一句是我胡解释的）。其实，孔子下岗的原因，是与三桓矛盾水火不容。孔子总是苦心积虑地维护国君的地位，总是试图挽住国君正在日益丧失的东西。他一切思想的根本中心就是“维护既有的等级制度”，体现在反对三桓犯上。
　　围绕这个中心，孔子还有两个基本点，一是礼，一是仁。礼，就是三桓以及其它臣子用的音乐、舞蹈不能超过国君的规格，车马丧葬也要按照国君定给的标准，这就是礼。坐着的时候不许翘腿，见长辈不许咳嗽，国君招呼你，你不能等着备车就得赶紧跑去觐见，见国君必须衣冠整齐，不许磨蹭，凡此种种，就是礼了（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吃人的礼教）。它其实等于用一套标准化的程序来无形中维护长辈对晚辈、上级对下级的特权地位，把下对上的服从固化在礼仪和习惯中。人们习惯了见了上级卑躬屈膝，也就不犯上了，不造反了。孔子维护既有等级制度万年不倒的“中心”，也就实现了。
　　比如说，有一次鲁哀公请孔子吃饭。席上，孔子抓起一把黍子就塞进嘴里。鲁哀公掩口而笑：“哈哈，这黍子是擦桃子毛的，不能吃。您弄错了”鲁哀公好心好意地把手教孔子怎么用黍子擦桃毛。孔子大怒：“黍子，是五谷之长，桃子，是水果之末。怎么能用五谷之长去擦水果之末！”这就体现了孔子的礼，连水果都分出等级，君君臣臣的等级关系更得维护。可怜的鲁哀公自己被三桓逼得非常之哀，君臣颠倒，还不注意把水果顺序也弄正。孔子附带着还呐喊：“老爹的地位也不允许动摇，家族内长幼之礼慢慢可以培养出君臣等级之礼。”有一次，有人问孔子：“我有一老乡，为人正直，他父亲偷了羊，他就去揭发，这算不算讲道德？”孔子回答：“老子偷羊，儿子应该进行隐瞒，这才叫为人正直呢！”后代人根据孔子的这个口谕，把“儿子控告老子”定为犯罪，从而导致了中国人无与伦比的“孝顺”，孝到了懦弱不堪、失去创新挑战的地步。当老百姓的告当官的，也是犯罪。因为这些都不合“礼”。不过，这都有利于“维护既有的等级制度万年不倒”，这是孔子思想的中心啊！
　　孔子用以维护他“中心”的第二个基本点，就是仁。当国君的主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而是要起到道德楷模作用，用仁的力量带动各个等级都向善，大家都仁起来，下级也就不向上级造反了。孔子还给大家竖立了一个仁义榜样，那就是他的学生颜回。颜回不苟言笑、文弱无力、行为刻板、老实听话、循规蹈矩，而且很穷——光吃蔬菜，中年早衰，头发早白，连养活自己的能力都没有，最后被饿死了。这却成了全国学习的楷模、仁义形象的代言人。颜回有什么可值得讴歌和学习的呢，最了不起是能够忍饥受穷罢了。孔子为什么不让大家学习能办事的管仲？而学习颜回？因为颜回老实、听话，具备“仁”的特点，是个大绵羊。这也就造就了未来中国人的温顺。考核干部要看他是不是仁，是不是很乖，很尊重上级，老实听话。这比业绩更重要。这固然“维护既有统治体系万年不倒”这个中心，但是代价是未来的中国发展停滞。所以，孔子是保皇派与守旧派。　
至圣先师二　
　　孔子这个中心思想，在霸权强起、乱云飞渡的春秋时代，像道士的黄表纸，只能蒙蒙诚恳的老实人。鲁国的三桓怎么可能把权力交还国君呢？于是孔子气得大骂三桓“礼崩乐坏”，乃至“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孔子呆不下去了，辞官周游列国。他到了齐国，把自己的中心思想凝练成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臣子要听君主的话，给君主磕头，不许犯上，当儿子的要听爹的话，学习顺从，将来好时刻准备着去顺从国君的话。最终，既有的统治体系度万年不倒。权力正在松动的齐景公听了非常高兴，想让孔子留下来多讲讲。但齐景公的臣子们，并不愿意齐景公搞集权，也不让持此观点的孔子留下来当官。
　　孔子只好带着自己的观点离开，去其它国家继续碰壁。他穿着木底鞋在周游期间还得了胃病——这是鲁迅在小品文中的推论。鲁迅说：“当时花旗白面尚未输入，土磨麦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较今面为重；国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一颠一顿，一掀一坠，胃被沉重的面粉坠得大起来，消化力随之减少”，于是孔子就得了“胃扩张”。鲁迅这里有两点值得商量：一是说孔子吃面。当时北方最流行的主食是小米，士大夫的俸禄和兵粮都是小米，汉朝以后吃面的才多了些。二是说当时没有“国道”，其实是有，而且很多。在诸侯大国之间都有大道直通，这从商朝、周朝开始就开始营修了。路面经过人工夯实，军队出征动辄就是三五百辆兵车从这上边走，可见道路规模和质量不会差。对国道的维护修理也是政府专项职能之一，并且道上还设关口，向往来商人征收过路费（叫关税）。遇上军队来了，道边每三十里固定距离就有驿站传舍，供军人依附，露宿休息使用。传舍还有专用马车（相当于公共汽车）在国道上跑，但只给公家人预备，他们出差的时候（传递公文啊，出使它国阿什么的）使用。孔子是平头百姓，是不能坐的。当然孔子有钱，有自己的私家车坐，那谁也管不了他。总之，这个道路及辅助设施相当完善，足够称为国道了。鲁迅是不必太为孔子的宝胃被颠坏而担心的！况且车子坐垫是真皮的，也满软和，车轮具有减震性能：它的辐条不是正垂直于地面的，而是在车轴结合处，向车厢内侧凹，使得车轮像一口凹锅，如此就具备了一定弹性。
　　孔子长途坐车，走遍大半个中国，惶惶如丧家之犬（孔子自嘲语），并创造了成语“接淅而行”。这成语的意思是：孔子一行人走路，刚把米下锅，没等做饭，又把湿淋淋的米捞出来继续赶路，接淅而行。很有一种苦迫中的风情趣味啊。然而，除了疲劳，孔子最终没捞到一点好处，诸侯国的实权派（卿大夫家族们）都不喜欢留下他来帮国君一族打气撑腰。最后，孔子双手空空回到曲阜老家专心教书，教出七十多个高级博士，都是儒者。
　　所谓儒者，其实是一种职业来的。即便是今天，每有祭礼、葬礼或者婚礼，就会有懂行的人在一旁指挥，喊号子，嗓门很大，里外张罗，象个导演。这在古代，就是“儒”。他们依照《周礼》，管理下葬仪式，象乌鸦一样肃穆地站在坑上，指挥喊号，这就是专业的儒。他们还有专业的工作服，叫儒服。不过儒家到了孔子以后，不光会主持丧事，也参与人事，教学内容也从办丧事扩大到了礼仪、射御、音乐、占卜，所谓六艺啦，学成以后不光主持丧事，其实可以去各国当官。不过，孔子弟子能当官的实在是少数，只能平时在家“各言其志”，过过嘴瘾。其原因我们在前边说阳虎的时候已经说了：春秋时代当官靠的是家族血统而不是才学。不过即便到了未来的战国时代，儒者因为对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