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赋2-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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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忽然传来消息：败于日本的俄罗斯已于十一月初宣布立宪。慈禧心急起来，端方、戴鸿慈、袁世凯、赵尔巽又联名上奏尽快立宪。慈禧便重组考察团，以李盛泽、尚其亨代替受伤未愈的邵英和徐世昌，命端方、戴鸿慈先带二三十人首途日本考察，稍后又命载泽、李盛泽等带大队人马直赴欧洲。
端方、戴鸿慈于十二月初到了日本，考察宪政之余，随行参赞熊希龄向二人推荐留学生杨度可作枪手，代为起草考察报告。端、戴二人大喜，忙派熊希龄带着银子去和杨度联系。
龄与杨度既是湖南老乡，两人又在湖南共同办了一个矿产公司，所以极熟，直接便去找杨度协商。
杨度正在寓所里奋笔疾书撰写“金铁主义”一文，呼吁振兴工商业和军队，以此富民强国，挽救中华。熊希龄开门见山，说明来意。杨度大笑，说：“难道考察团的人中没一个懂得宪政？”
熊希龄叹气说：“这些人只懂些经学之类的老古董，哪个对宪政也没有研究，如今中国堪称精通宪政的，就你与梁启超两人，但梁启超正受通缉，太后对他也极是忌讳，只好麻烦你老兄了，当然，润笔不会少你的。”
杨度笑道：“这是什么话！朝廷早一天立宪，早一天造福国家，就是一分钱的润笔没有，我也要把宪政的报告写好。我苦学钻研，不就是等着派上用场，为国出力吗！”
熊希龄大喜，说：“杨兄不愧英雄怀抱，我代大臣们谢你，不过可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从欧洲回来之后，就必须完稿。”
杨度说：“放心，误不了你们的事。”
熊希龄便拿出事先拟好的题目，请杨度写各国宪政比较等四个材料，又拿出了预付的润笔一千两银子。杨度笑眯眯的说：“这些日子不用上课了，留学生们闹哄哄罢课，又闹着要回国，我正好用这段时间写宪政报告。”
熊希龄惊问：“学生们为何罢课？”杨度说：“还不是为不甘受日本人的蔑视欺辱，但这样闹又顶什么用呢！”
原来十一月二日，日本政府出台了一个“限制清国留学生规则”，对中国的留学生诸多限制，兼有许多歧视的成分在内，例如不许学校招收性行不良的中国学生，不许中国学生在校外租公寓等。留学生们当时并没留神这个规则的颁布，但过了一段时间，日本各学校就开始执行规则了，留学生这才留意到规则的不公，于是大怒，便相互联络，大声抗议。
杨度当时是留学生总会的干事长，就写了一纸抗议书，请学生们签名，然后送日本政府文部省，强烈要求修改规则，删除歧视中国留学生的条款。日文部省见中国学生对规则不满，就不痛不痒的对规则作了些解释，请学生不要激动下产生误会，但对字句条款却拒不修改。
中国留学生于日方交涉了几次毫无效果，情绪就越来越激动气愤。十二月初一些学校的留学生就开始罢课了，时间不久全体中国学生统一罢课，这一来东京震动，但罢课之后怎么办，学生们中间产生了分歧。一派学生以宋教仁、秋瑾、姚宏业为代表。主张决不接受日本人的歧视，集体归国；另一派以汪精卫胡汉民为代表，极力阻止学生归国，认为要救国，就必须忍辱负重学习救国的知识，只凭一腔热血仓促回国于事无补，表面上争了气，实际上影响了救国大计。秋瑾大怒，说：“中国学生有志气，有国格，决不做委曲求全、低三下四的奴才！”胡汉民汪精卫却说：“大家到日本就是来求学的，不完成学业便赌气回国，激进而幼稚。
况且同盟会刚成立不久，正要在学生中发展会员，大家都走了，同盟会怎样发展，国内形势险恶，学生入了会的回去被抓被捉怎么办？“秋瑾大怒下斥胡、汪二人为怕死鬼。
秋瑾、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都入了同盟会，但同盟会的领袖孙文却到南洋、安南一带去筹款了，黄兴则潜入国内去找牢中结识的朋友郭人漳策反。大家群龙无首，各持已见，乱哄哄的又吵又闹。杨度见学生们意见难以统一，干脆就不露面了，只埋头在寓所写自己的文章。
学生会没人管这事了，各省的同乡会就紧急开会，商讨对策，但也商量不到一起。有的人主张只罢课，不归国，有的说罢课无用，须得立刻归国，还有些人又偷偷跑去上课。但很快留学生们便在富士见楼开大会，成立了纠察队，于各校门口执勤，强行阻止中国留日学生进校。更多的学生不知道归国好还是罢课好，反正也上不成课了，就去东京郊外游玩看风景。
这时一些日本报纸开始嘲笑中国学生，说乌合之众，难以成事，又说中国学生放纵卑劣，爱给墙上乱涂乱画，上课抢座位争先恐后，公共场合大喊乱叫，种种不堪，歧视限制他们大大的应该，说对放纵卑劣、不知自爱之人，必须由政府来限制监督他们，并断言说，中国人团结力甚弱，表面上激烈抗争，争来争去最后只会酿成窝里斗。
这些文章一出，学生中的有识之士气愤之余，对学生分成两派，归留不决的局面深感忧虑，而以陈天华的忧虑最深。
陈天华因在拒俄运动时写《猛回头》《警世钟》而被誉为宣传家，在留学生中知名度很高，但此时他退出了学生们的两派之争，也不和朋友们联系，只一个人在寓所内低头沉思，仰头叹息，继而泪流满面，自语道：“人人口中都喊着爱国救国，但自行其事、各持己见，空言大论，于事何益？日本人说我等放纵卑劣，同胞们难道不该有所警醒，从而坚韧奉公，力学爱国吗？”
正悲苦自叹，忽宋教仁来访，陈天华忙转身擦掉眼泪，方回头与之相见。宋教仁一脸焦急，说：“哼，你一个人竟躲在寓内自在，众人意见不一，你必须出去发挥作用。”
原来宋教仁这几天全力鼓动学生归国，见了日本报章上的污蔑之词，心痛不已。可此时学生们欲归欲留，仍旧争执不下，少数学生还有去妓馆赌屋寻欢作乐的。宋教仁心中窝火却无力回天，便来找善于宣传的陈天华。陈天华无语摇头。
陈天华急道：“陈兄，日人报章诬我为乌合之众，不能团结，陈兄该提笔作文，遍告同胞，以警醒众人的愚顽心态！”
陈天华说：“没有用的，醒不来的，今天醒了明天就又忘了。甲午惨败，庚子奇辱，这些事才过去几年，大家还不该玩就玩，该乐就乐，要真正警醒昏睡之人，谈何容易！”
宋教仁怒道：“不容易的事便不做了？总得有先醒者唤起后醒者，总得有先行者踏雪探路，你这样消极，实在难以理解。”
陈天华摇头苦笑，说：“你将来会理解的，我要以我的方式震动众人，警醒同胞，并为国人留一长久的纪念。”
宋教仁正心急火燎，听着陈天华古里古怪的话。颇不耐烦，便说：“事关我中华的荣辱，你好自为之！”说完转身急匆匆走了。
秋瑾宋教仁接着组织了几场千人以上的学生大集会，以统一学生思想，促成集体归国。
秋瑾于集会上演说归国抗议日人，以存国格人格，情绪激昂，以致泣不成声，台下众学生受其感染，哭成一片。秋瑾哭罢，抹泪又再演讲，号召学生团结一心，为中国人的尊严名誉而一致行动。学生们群情激奋，起而呼应。
但会散之后，学生们又因种种理由，不敢贸然归国，你看我，我等你，谁也不愿先行。
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四处活动，苦口婆心劝告大家不要因一时冲动而荒废学业，众人犹犹豫豫，只好等待观望。
秋瑾见众人的慷慨激昂一瞬间又化为乌有，大怒说到：“国人办事虎头蛇尾，而以留学生为甚，从此以后再不与留学生打交道了！”遂决定只约两三好友归国，断绝与留学生的往来。
湖南的留学生人数最多，十二月十四日，湖南同乡会又召集各湘籍学生讨论去留问题。
宋教仁、胡瑛等演说归国理由，号召湖南学生首先离日归国。众学生都愿归国以存华人骨气，但大家又都有许多实际问题，比如路费问题，归国后的求学问题等等，因而商量议论，叹息愤慨，却无法形成立刻就离日的决议，宋教仁、胡瑛忧愤气恼，捶胸顿足，徒呼奈何。
这时候，湘籍学生之一陈北襄忽从外闯了进来，手中持一封书信，大哭说到：“我们的同乡陈天华跳海自杀了！”
众人一齐大惊，急问缘由。陈北襄抹泪说到：“陈天华怒日人的污蔑，又忧我学生不能团结一心，忧愤交加，因而从大森海湾蹈海，欲以此举警醒同胞团结御侮。”
原来陈天华决心以死使留学生以至国人正视缺点，迅猛惊醒，便事前写好了“绝命书”
及“致留日同学书”，远赴大森发了信，然后蹈海就死。第二天，日本大森警察局在海岸边发现了陈天华的遗体，忙发电至东京中国使馆。
陈北襄说着哭道：“他蹈海之前写了绝命书以馈我等，书中字字血泪，我念给诸君一听。”
众人凝神倾听。陈北襄念道：“……近来每遇一问题，则群起哗之曰：此中国存亡之问题也。
故问题有何存亡之分，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学而皆放纵卑劣，则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而已，二十世纪之后有放纵卑劣之人中能存于世乎！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作此四字的反面，坚韧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
念到这儿，众同学已哭成了一片。宋教仁哭倒在墙角之处，心如刀割，胡瑛，刘揆一、刘道一、曹亚伯等素日与陈天华来往密切的人，莫不泪流满面，大哭出声。
遗书念完，大家人人眼中含泪，默哀无语。忽有人念起了《猛回头》中的句子，众人起而和之，齐声念道：“拿鼓板，坐长街，高声大唱，尊一声，众同胞，细听端详。我中华，原是个有名大国，不比那，弹丸地，僻处偏方……”
一段念完，千余人忍不住，同时唏嘘起来。曹亚伯跳了起来，抹一把泪，吼道：“我们还犹豫什么，归国！归国！立刻归国！”
宋教仁胡瑛等也喊道：“此时若还各持己见，我等还有良心吗！” 喊声四起，群情汹汹，众人之意遂决，除留下宋教仁胡瑛两人策动其他省份的同学归国外，全体湖南学生宣布集体归国。宋教仁于会后和中国使馆联系一同往大森收敛陈天华遗体，胡瑛则在东京频繁召集学生集会，呼吁归国。
陈天华蹈海之事在留学生中间引起绝大的反响，陈天华的遗书被在各种集会上宣读，一时感动众人，归国之说遂占了上风，学生们纷纷打点行装，准备离日。此时上海的商会发来电报，愿资助留学生在上海重开学堂，以完成未竟的学业。而湖南长沙各界，得知游子蹈海而亡，纷纷痛哭下泪，长沙商会会长禹之谟便派人赴日，迎陈天华的灵柩回长沙安葬。
中国留学生开始络绎上路了，由东京出发南下横滨，将乘轮船直发上海。秋瑾等在横滨已等了好几天了，却坚决不坐日本人的轮船。去上海还有德国的航班，但德船少，四天一趟，大家就商量分批先行，宁等德船，决不乘坐日轮。同时给东京的同学捎话，请其缓来横滨。
陈天华的灵柩此时也运到了横滨。第一批回国的秋瑾、刘道一、姚宏业、蔡绍南等就护送陈天华之灵先行启程。陈天华的灵柩到上海后，转船沿长江直上湖北，然后入洞庭湖，溯湘江运抵长沙，秋瑾、刘道一全程护送，一直随船到了长沙城的小西门码头。
长沙城各学堂的学生一万多人全部身穿白衣白裤，整队在码头接灵，工商各界及市民也手持白花，倾城而出，前来送葬。灵柩在小西门接受祭奠后，横渡湘江，往岳麓山安葬。送葬队伍乘坐的小船千余艘，也一齐渡江前往。送葬人群涌上岳麓山，白衣与白花汇成一片，远远看来，仿佛一片白雾。哀歌婉转，隔江传来，缓缓飘落长沙城中。
第四十章 争辩声声里，芸花悠忽灿漫
集体归国的浪潮涌起，如火如荼，一批一批的留日学生离日回到了上海。这时忽在东京产生了一个以劝告留学生留日上课为宗旨的组织，叫“维持留学界同志会”，由江庸、汪精卫、许寿棠等人发起，被主张归国的学生称作复课派。归国派于是和复课派大起争论，口诛笔伐，互相拆台攻击。
两派都认为自己有理，大力宣传自己的主张，贴海报，搞演讲，各搞各的，若不幸遇到了一起，就发生口角争执，但归国派究竟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常常撕掉复课派的海报，使复课派的宣传难以顺利开展。
但国内却传来消息，说清廷已查明留学生中有不少革命党人，因而准备在上海动手，大肆逮捕归国学生。归国派的人如宋教仁胡瑛等立时气势受挫，这时孙文忽从美国写了信来，担心学生中的党人回国惨遭毒手，因而反对归国。宋教仁胡瑛等无奈服从孙文的意见，不再坚持归国。复课派的汪精卫等于是占了上风，便频繁的召集学生集会，呼吁复课。
此刻已回到上海的两千多学生却穷愁冻饿于上海街头，欲哭无泪。商会早先答应出资另办学校，这时候扯皮推诿，资金难以落实，学校办不起来，清廷又视归国的学生为捣乱分子，不予理睬，连普通民众也将学生们看作危险人物，敬而远之。有些客店的老板竟因怕惹麻烦而拒绝学生住店。快要过阴历年了，学生们害怕遭家人斥骂，虽然忍冻受饿，可大家不敢回家。
正是隆冬时候，风寒雨冷，身困心疲，学生们凄苦万状，踯躅于上海滩上。曾极力鼓动学生归国的湖南人姚宏业等奔走各方，筹建新校，秋瑾、蔡元培等人也积极为学校筹措资金，最后终于在北四川路租房办起了一所“中国公学”，但此时有许多学生已重返日本了，公学只招收了三百余名学生入读，开学不到十天，却有五十多名学生退学，并登报对公学大加诋毁，接着公学经费告竭，姚宏业出外募捐，却处处碰壁，无人理睬，姚宏业失望之余，仰天大叫说：“我以死来感动国人吧，但愿我死之后，公学能摆脱困境，我生既于事无补，我死也就不足为惜！”
于是大哭一场，投黄浦江而死。
秋瑾这时得朋友徐自华的帮助，在上海租屋办起了一张“中国女报”，宣传妇女解放；刘道一在葬了陈天华后，就留在了湖南，欲联系会党人物暴力覆满。
在日本，由于中国留学生的罢课及回国，许多学校萧条了下来，盛极一时的宏文书院也不得不关闭了好几个分校，各学校着急下，纷纷好言劝说中国留学生复课，日文部省也同中国公使馆一起出面调停，对中国学生做出许多让步，表示暂缓执行规则，学生们此刻别无选择，只好逐渐开始复课。
杨度将熊希龄请他写的四个宪政材料分了两个给梁启超写，说：“朝廷动真格的要立宪了，万千之喜呀！”
梁启超也兴奋异常，说：“如此我国就有希望了，我等当大力为之鼓吹。”高兴之下，梁启超就在《清议报》上写文章大肆宣传介绍立宪的好处，批判革命，到了零六年的五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开始连载其最为著名的文章“开明专制论”，说要救中国，必须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