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北方吹来的风俄罗斯-苏联文学与中国-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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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五、六十年代我国对高尔基的评介、研究可以窥见，这个时代造就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明显具有接受与服从的特征，它使一代人丧失了旺盛的创造力和灵活的理解力。

　　但是也有冲破禁忌的特例。有一些评论者力求从整体上把握高尔基思想与创作的特质，着力强调高尔基“人学”思想、人道主义精神——这一代代相承的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传统。

　　1950年出版的肖三的著作《高尔基的美学观》，是我国系统阐述高尔基美学思想的首部专著。该书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高尔基创作的精髓。

　　1957年，钱谷融发表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联系当时文坛的实际，把高尔基文艺思想的核心与反对极左文艺观念相联系，很有意义，但可惜的是，这一关于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的思想的探讨，没有引起评论界去进一步研究高尔基的文学观。

　　1962年，继钱谷融之后，吴泰昌发表了《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辩》。该文认为文学是“人学”，属后人的误传，并非高尔基本人的原意。高尔基只是把文学当作“人学”或“民学”的源头。同年发表的许之乔的《“人学”短笺》持相反的观点。文章指出，高尔基确曾称文学为“人学”。“文学是人学”集中体现了高尔基的一个重要的美学思想。“文学是人学”的问题触及到文学的本质、目的、作用等敏感的区域，统因此许之乔的文章的观点也没有得到我国评论界的普遍接受。

　　粉碎“四人帮”后，历史进入一个新时期。从1977年—1987年的十年间，我国各报刊发表的高尔基研究论文近二百篇，还有一些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高尔基研究专著和普及性的小册子问世，象陈寿朋的《高尔基美学思想论稿》、《高尔基创作论稿》，谭得伶的《高尔基及其创作》。长期锁国，与外界情况隔绝，一旦开放便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这时，苏联及其他国家高尔基研究专家们的论文、专著也被译介过来。谭得伶的《高尔基学简论》一文，较系统地介绍了苏联高尔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薛君智的《英美的苏联文学研究》，介绍了西方学者对高尔基的评论。

　　这些成果，给复苏不久的高尔基研究提供了一些新信息，对干我国研究者有所参照与启发，但长期的思想禁忌久已渗透在我们的文学观念、研究方法和思维套路之中，因此这些信息引起的反馈面并不大。

　　中国的文学界、评论界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迅速更新着观念，急步走进世界文学的潮流。种种变迁也在深化着人们对于高尔基的认识与理解。

　　1980年，刘保端以《高尔基如是说——“文学即人学”考》一文，激起关于“文学是人学”的又一轮探讨。文章同意吴泰昌1962年提出的观点。李辉凡针锋相对，以　《我国高尔基文艺思想研究中心的几个问题》和《论高尔基的人道主义》两篇文章，强调不必去深究高尔基是否说过“文学即人学”，重要的是从他的多次言论和整个创作思想去思考。李辉凡还建议今后最好将“文学即人学”这一用语改为“文学是人学”。继而，吴元迈又撰文进一步阐明：高尔基在谈论文学是“人学”时，并非一般的人学，而是艺术领域的人学。李辉凡、吴元迈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基本上得到评论界认可。

　　随着文学视野的扩大，文学交流的加强，我们的高尔基研究的领域也得到了开拓。研究者开始涉及以往未敢涉足或未予深入探究的一些问题。陆人豪注意到高尔基重视批判小市民习气；张羽对于高尔基著作中的造神论观点加以探讨；李辉凡深入考察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思想……

　　进入八十年代，伴随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一些研究者把比较的方法引入高尔基研究。有不少文章专论高尔基与列夫·托尔斯泰、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等俄苏作家的关系；还有一些将高尔基与鲁迅、茅盾、郭沫若与中国作家加以比较。这类论文尽管深度不一，但都具有锐意求新的特点，是对我国长期单向化的高尔基研究的一种反拨。

　　高尔基在中国：“门前冷落鞍马稀？”

　　曾几何时，中国许多作家、评论家把翻译和介绍高尔基的作品当作中国人民的精神食粮，当作自己的战斗任务之一。

　　多少年来，我们自以为已经很了解高尔基——“中国革命文学的导师”，其实不然。正如叶水夫在1981年大连高尔基学术讨论会上的开幕词中所说：“高尔基研究虽然已有很长的历史，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弄清楚的问题还是不少的。”但这种状况至今仍未有多大改观。个中原因也许恰似约翰·班扬说过的一句话：“我因为背上的重负，不能够按我要求的速度那样走去。”

　　在高尔基研究的领域，大家都迫切地感到需要新的经验，但又往往欣赏旧日经验的安全。

　　近几年，在中西文学交流势不可挡的总趋势下，惯于顺从的中国人似乎对一切已有定论的外国作家，都要重新审视、重新评判。这是可喜的现象，因为在历次政治浪潮中，我们大多习惯的不是独立思考，而是按一种既定的要求材料去否定某个人，也否定自己，在精神上完全丧失了自我。

　　对待高尔基的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曾经红极一时、被我们偶像化了的高尔基，在意识流、朦胧诗、黑色幽默、荒诞派面前，显得落伍了，大有“门前冷落鞍马稀”之势。人们把对极左文艺路线、庸俗社会学的厌烦情绪统统倾泄到高尔基身上——有的大学教师不愿谈高尔基，有些研究者不愿谈高尔基与中国作家的影响关系，某些作家不屑一谈高尔基对自己创作的影响——一沾高尔基，好象就有很不情愿的感觉。这种引导致使一般读者也对高尔基产生厌倦心理。

　　看来，“非此即彼”的传统认知方法是根深蒂固的。更新文学观念、转换观察视角、深化具体研究并不仅是肯定过去被批判的作家，或是否定以往被肯定的作家。

　　其实，高尔基的思想和创作，就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世界。作家的精神世界广博而深邃，作家的艺术追求多元化、立体化、远非《母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能够代表的。

　　令人高兴的是，我国评论界已有人潜入高尔基艺术世界的深层，进行大胆突破。如汪介之的论文　《高尔基与中国》就力图公正客观地考察高尔基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弥补庸俗社会学对高尔基的贬毁，向中国读者呈现一个不被拔高的高尔基，奉献一个丰富多采的高尔基世界。“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矛盾激化、风云变幻的十九世纪，是俄国文坛英豪辈出的年代。从普希金开始，一个又一个文学巨匠，使得历史并不长久的俄国文学迎头闯入世界文学的浩荡潮流。托尔斯泰创造出极顶的辉煌，留给后人一个难以达到的高度。

　　旧路已经走到尽端，必须另辟新路。“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高尔基从十九世纪跨进二十世纪，将俄国文学领入苏联文学。作为俄国斯民族文学的当然继承人，高尔基向世界显示：苏联文坛雄风犹在。

　　时光流转，代代年年。

　　从1907年——1993年，从戈厉机——郭尔奇——高甘——高尔基。八十六年过去，高尔基在中国的命运，正如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历尽坎坷，一度辉煌、一度黯淡。相形之下，辉煌的时期毕竟更长。

　　我们不企望任何一个作家在他的祖国或是其他国度，能够永远辉煌。但也许将来会有一天，高尔基在中国再度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