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北方吹来的风俄罗斯-苏联文学与中国-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谛形绞降娜瞬⒉欢嗉毫屠箍履峥品虼τ谔匾煨奶械母闯鸶偌４蠖嗍送硐殖錾贫裢濉⑸贫裣嗤母丛有浴Ｎ怂得髡庖还鄣悖畲毫纸逞傅摹 渡耸拧泛屯邮系摹妒缗纺美幢冉稀�
陀氏的晚年作品《淑女》中的女主人公不满丈夫将她据为私有，为逃避他的爱而跳楼自杀。男主人公 （丈夫）性格卑微怯弱却又刚愎自用。他时而严厉之极时而又温情之至。他的外表冰冷内心却炽热。这种矛盾的性格使女主人公无法忍受。妻子死后，他认识到自己的恶、审问着自己。陀氏对男主人公的复杂性格挖掘充分。
鲁迅在《伤逝》中，细致入微地揭示出涓生灵魂深处的善恶。涓生与子君在个性解放的大潮中结合。但婚后涓生很快就与子君产生隔膜，进而厌恶，最终抛弃子君。他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而且突然想到她去死，以求自己摆脱束缚，重获自由。潜意识中隐藏极深的恶突然之间暴露得一览无余。
两位作家对他们的犯人恶的一面严厉逼问，使他们终于说出全部真实。当当铺主人和涓生敢于说出自己的恶时，就已经是在向善了。两位作家还挖掘出他们的恶产生的性格因素和社会因素。
李春林认为，《伤逝》和《淑女》在审问善恶相间的灵魂上极为相似。不同之处则表现在：主人公的身份不同，悲剧过程不同，成因不同。该文还认为，由于陀氏时代的俄国资产阶级势力比鲁迅时代的中国资产阶级势力强大许多，《淑女》比《伤逝》更具有震撼灵魂的独特魅力。前者的女主人公使读者感佩多于同情；后者的子君则令人同情多于感佩。前者通过富有戏剧性的爱情悲剧，赞扬了个性解放；后者通过平常事件中描绘的悲剧性人物，批判了个性解放使人误入歧途的苍白无力。
李春林的文章通过三组相对应的人物形象的剖析，意在说明鲁迅与陀氏不仅写出了灵魂的“深”——复杂性，而且展示了灵魂的“全”—一丰富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能在创作上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沟通的最突出的代表是鲁迅，其次是郁达夫。这里有必要提提郁达夫。他作品中灵与肉的冲突入往往以变态的心理方式加以坦率展露，这一点显然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卢梭等自然主义作家的影响。他的 《沉沦》所表现的青春骚动不安、异国饱受冷遇、内心欲求受到压抑，正是一代有着病态心理的知识青年的共同特征。基于本人浓郁的东方气质和东方式的心理结构，郁达夫在人的变态心理层次上与陀氏遥相呼应。前者凄婉真挚，后者力度十足。
鲁迅在谈到自己“总不能爱”的两个作家时，对中国读者的阅读心态作了深刻揭示，归纳出中国人难读懂陀氏作品的民族文化心理原因：一、人类不能忍受太多的真实，人类不敢正视自身诸多的心理现象。人的灵魂深处本来就不安份，敢于正视自己，并向别人承认的人就更少，何况写出来暴光。这是人类心理的共同特征。二、把人放在万难忍受的境地，反复煎熬、磨炼，极力使他们在痛苦的极限中活得长久，这是常人无法接受的心理耐久力和承受力的考验。三、陀氏的“快要破裂的忍从”，是太伟大的忍从，中国读者不熟悉、不理解。俄国人是笃信宗教的民族，基督教义深入俄国百姓。中国没有基督，在中国，君临一切的是“礼”，而不是“神”。四、对于千百年来以儒家中庸之道为处世哲学的中国人，对人对已都讲求既不过分又无不及。中国人世代承袭的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平和泰然，不习惯让心灵总是处于激烈的震荡和受难般的超越中。
鲁迅的见解实在精辟。即使在当代，很多中国读者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敬而远之，认为他太无情，太残酷，读他太累。的确，读陀氏作品要有良好的心理承受力和较大的耐心。对人深入肌髓的思考怎么可能象读轻喜剧那样轻快呢？不读，永远不懂。读进去，“前面是个天”！
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曾经误读你
在陀氏研究中，五十年代沿续三十四年代的路子，但由于社会条件的制约，没有进而丰富各种批评方法，日趋极端化。苏联模式的影响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1956年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七十五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将陀氏列入该年纪念的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我国报刊杂志发表了一批陀氏评论文章，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占了绝对优势。在紧跟苏联“老大哥”的年代，尽管中国人的评论文章仍然流露出我们对这位伟大作家的热爱和崇敬，但拘谨择言。在政治方向取代审美评判的束缚下，评论者们难以发表真实感想和个人观点。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读解出这样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充满矛盾，流放前信仰革命、流放后回归宗教，宣扬忍从。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一个具有“二重人格”作家——伟大的作家和反动的说教者。
这时期的评论只肯定 《穷人》和《死屋手记》；对《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卡拉玛佐夫兄弟》等采取批判地吸收的态度；而对《二重人格》、《地下室手记》、《群魔》等作品，一刀切地加以否定。
视野的狭窄、思维的单一、理论的僵化导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片面理解，使陀氏研究误入歧途。这种片面社会学批评的方法同样用在对其他俄苏作家和外国作家的评论研究上。
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发现——
七十年代后期文学在中国复苏。新时期文学研究大胆冲破长期以来的思想禁闭、艰难地摆脱苏联批评方法的影响，阔步向前走去。陀氏研究恢复要比新时期文学研究慢，八十年代以后才获得较大进展。
翻译界的举措前面提过，在此略过不谈。研究界在开过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等学术研讨会后，1986年2月，召开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术讨论会，掀起我国陀氏研究的热潮。大会收到论文六十多篇，议题空前广泛。
八十年代还出现了中国人写的陀氏研究专著，象刁绍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刘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论稿》。这时期的评论文章和专著，在充分运用社会学批评的同时，突破单一运用社会学批评的局限，将以往的社会历史评价的角度拓宽到艺术研究范围，对陀氏的艺术观、艺术创作风格、作品文本的结构，具体艺术手法等多方面的成就，进行评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活跃局面。评论文章中具体作品的分析研究占据主要位置。研究者们开始注意象《地下室手记》、《二重人格》、《群魔》等，五十年代以来被视为批判对象的反动作品。
人们的思想活跃了，鉴赏视野拓宽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不断提高。象刘虎、宋大图、钱中文等对巴赫金关于陀氏复调小说理论的研究、彭克巽对陀氏小说与二十世纪的关系和与现代小说流派的关系的探讨，表明在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知音更多了，能与陀氏直接对话的人不再屈指可数。
重读思妥耶夫斯基，中国人突然发现：陀氏作品中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感情，是打动全世界读者的永恒魅力；陀氏作品中执着的宗教探寻，得益于俄罗斯民族宗教文化传统的哺育，更是直接来自家庭宗教气氛的熏陶；陀氏超越了人道主义，带着一生对人的极大兴趣，对人的本质穷追不舍地深探；现实中人的种种丑行尽管使作家每每失望、重又踏上宗教之路寻觅，但他寻求人的奥秘的绝对真诚与投入，更是感染了各国的读者。
重读陀思耶夫斯基，中国读者忽有顿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那里去？”——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提出并苦苦追寻的问题，至今仍困扰着社会变革中的当代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斗转星移。初闻——结识——认识——偏识——再认识，中国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交情已经有七十五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当代中国读者还有吸引力吗？
每个时代的人们最关心的是与自己休戚相关的当代社会。现实是人们阅读、体验、思考文学与人生的主要源泉。已经到来的经济时代，以其鲜明的特征造成与以往政治时代的强烈对比。改革开放的浪潮猛烈冲击着长期以来人们形成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行为准则、道德尺度、理想追求。不管愿不愿意，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这一切把所有的中国人都卷了进去。面对注重经济效益、引进竞争机制的商品经济时代，人们不但面临着新的生存环境、新的物质产品、新的精神财富，而巨还要承受新旧观念对心灵世界的大冲撞。
近几年，中国人都有一个同感：怎么好象人人都常常处于两难的境地，怎么越来越多的人时时需要作出选择。的确，面临新的选择和灵魂世界的重新组合——是当今无法逃避的现实。
人性中的善恶、爱恨不时碰撞，人们困惑，人们焦灼，人们思考。陀氏对人生本质和人类深层心理的透析，恰好反映出中国人内心的剧烈变化。当代中国人会比前辈们更能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作家更能引起人们内心深处的共鸣。上升到这个层次，思考型的读者不会放弃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氏作品大都设有紧张的悬念，情节往往不拘泥于时空递进多变、复杂深邃，哲理化的探求和繁杂多面的人性因素错综交织，既不让人觉得枯燥，又能给人思考的空间，不比看武侠小说逊色，因此，一般读者多少也会留意于陀思妥耶夫斯基。
多元化的生活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色彩斑斓，读者的阅读兴趣受此影响已经多向分流；喜欢变幻，寻求刺激是当代人的共同特点。“惊人的相似”、本能的亲切感足以使过去的读者对凝重、深沉的俄国文学如痴如醉，但缺少基调鲜明的反差，又足以令当代中国人产生转换口味的欲望；不断加快的生活节奏使得活得挺累的当代人闲暇之余更愿读读轻松愉快的消遣读物，哪怕它难免庸俗，而不愿再花脑筋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进行对话；从民族传统的审美心态来看，陀民世界中的精神裂变，心理变态，非理性、宗教忏悔等与一般中国读者还是有距离的，接受起来不直观。
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读者中还会有市场，但不可能产生“读你千遍也不厌倦”的明星式效应。其他俄苏名家的作品也存在同样情形。
岁月如流。
通观七十五年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的影响，我们无法否认一个事实：比起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俄国作家，中国读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兴趣要小得多。历史的原因、杜会的原因，笔者已在前面涉及。
生命如梭。
在经济时代触发一系列巨变的今天，除了金钱，还能不能有别的追随？在苦乐年华的不停搏击中，除了享受生活的赐与，还要不要聆听生命的真谛？
不想仅仅活着，总想活出质感的朋友，实在应该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
托尔斯泰，中国人称你作“托翁”“翁”是中国人对年长者的尊称。被中国人称作“翁”的外国作家中，只有俄国的托尔斯泰 （1828——1910）和英国的莎士比亚。“托翁”，“沙翁”——既尊敬又亲切的称呼。
托尔斯泰，这位跨世纪的俄国文坛泰斗，是几代中国读者的好师长、好朋友。
象普希金一样，托尔斯泰向往中国；象普希金一样，托尔斯泰终未实现中国梦。与普希金相比，托尔斯泰更为关注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和普希金不一样，托尔斯泰直接“拿来”华夏文化的精华、汇入自己的学说。和普希金大不一样，托尔斯泰曾经直接与中国人交往、对话……
要论与中国关系的密切程度，俄国作家中，谁也比不上托尔斯泰。“如果我还年轻，我一定到中国去一趟”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托尔斯泰开始与中国结缘。
1856年，有朋友建议二十八岁的炮兵军官托尔斯泰去中国担任教官。由于正在参加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战，更由于打算结束军旅生活、重回梦寐以求的文学世界，托尔斯泰谢绝了朋友的好意。托尔斯泰与中国失之交臂，但俄国文坛多了一颗光芒四射的天王巨星。
1857年，得知英国舰队于1856年无理扫射广州居民的消息，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我读到英国人对中国的丑行。”这是托尔斯泰第一次以文字形式表达对外国侵略者铁蹄下的中国人民的同情。
还是1857年，在第一次旅欧时写的短篇佳作《卢塞恩》（旧译《琉森》）中，托尔斯泰愤怒地声讨英、法侵略者，谴责英国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屠杀上千个中国人的罪行。
1881年，托尔斯泰告诉彼得堡的一位出版家，在他成年之后，所有东西方哲学家中间，孔子和孟子对他影响“很大”，老子对他影响“巨大”。
1884年，迷上中国文化的托尔斯泰写下《孔子的著作》和《关于〈大学〉》（未完成）两篇文章，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先哲的思想。
1886年，在著名的政论文《那么我们怎么办？》中，托尔斯泰再次谴责欧洲列强掠夺屠杀中国人的强盗行径。
1893年，痛感俄国读者对中国思想宝库一无所知的托尔斯泰，亲自上阵，同他的助手着手从法文和德文转译《道德经》，但因故未能发表，十分可惜。
1898年，托尔斯泰在日记中严厉指责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都想霸占中国的野心。
1900年，获悉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北京，残酷镇压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托尔斯泰奋笔疾书，以一篇《不可杀人！》，对八国联军的野蛮行为提出严正抗议。
1905年，不懂中文，一直无缘和中国人接触的托尔斯泰，终于获得一个直接与中国对话的机会。曾经留学俄国的张庆桐投一长信致这位俄国文坛泰斗。托尔斯泰欣然回以长信，信中谈及他对中国当时社会的思考，劝告中国不要效仿欧美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也不要走日本的道路。他还指出，改进自己的技术力量不是中国人民的当务之急，发挥自己的精神力量才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最紧迫的任务。
1906年，在收到上海俄国总领事馆转交的辜鸿铭用英文撰写的两本著作后，托尔斯泰仔细阅读，写了回信——《给一个中国人的信》。信中流露出大作家对勤劳、智慧、善良、温和、忍耐的中国人民的极大兴趣和赞赏，反映了他对帝国主义暴行的痛恨，表达出希望中国人民不要重蹈欧洲人的覆辙的真诚心意，同时也提醒中国人民不要寄希望于军队、暴力，要保持宽容、明智。
1910年，托尔斯泰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接到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出版的一份英文刊物，读后很喜欢，对秘书说：“如果我还年轻，我一定到中国去一趟。”只是托尔斯泰已是八十二岁高龄的老人，无法进行长途旅行。中国之行化作了永久的梦境。
托尔斯泰年轻时，有机会来中国，可他兴趣未至；托尔斯泰垂暮之年，又有可能前来老子的故乡，可他却已力不从心。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