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北方吹来的风俄罗斯-苏联文学与中国-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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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年轻时，有机会来中国，可他兴趣未至；托尔斯泰垂暮之年，又有可能前来老子的故乡，可他却已力不从心。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在一系列的政论文章，甚至艺术作品中，均拿欧洲人在中国的强盗行为作靶子，以此证明所谓“欧洲文明”的罪行。从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在世界观的转型期，托尔斯泰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日益增长，尤其迷恋起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哲学。
他迷上了
老子、孔子、孟子，还有……
托尔斯泰，一个俄国伯爵，怎么会迷恋起深奥的中国古典哲学？托尔斯泰不懂中文，何以对华夏先哲们的领悟那么准确、深刻？仅从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不佩服，不可思议的凡人——托尔斯泰的的确确是个创造奇迹的伟人。
从前面几章的介绍中，细心的朋友恐怕已经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无论是普希金、果戈理，还是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对中国的影响都是基于双方的文化背景、民族心理积淀和现实需要等各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同样也作用于托尔斯泰。
从文化背景看，俄罗斯文化有接受东方文化的可能性。
俄国，地跨欧亚大陆。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决定它是个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场所。碰撞必然引发渗透、吸收，因而俄罗斯传统文化既有西方特征又具东方韵味。
十八世纪彼得一世的改革为俄国打开了通向欧洲的门户。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侵入，西方精神文明撞醒了落后封闭的俄国。俄罗斯民族文化产生出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个民族开始主动与西方文化对话、交流、融合。文学上的例子是最好的证明：俄国作家几乎都受益于西欧特别是法国先进文化。
东方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要比西方文化早几百年。十三世纪初，基辅罗斯分裂成一些大大小小的公国，统一的中央集权时期结束。这时期，住在罗斯以东的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已经建成了一个幅员广大的蒙古帝国。从1240年蒙古军队入侵罗斯，到1480年罗斯获得解放，俄罗斯人沦于蒙古人统冶之下达二百四十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伴随着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子孙的金戈铁马，东方民族的古老文化也西进俄罗斯。文学仍是最好的明证：在前苏联多民族的文学中，我们仍能从鞑靼文学作品找到不少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诗歌。
没有俄国有识之士，特别是代表俄罗斯民族文化精华的作家们对异质文化的容异意识和广纳四方的胸怀，就没有普希金、果戈理、冈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几代文豪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功。
从民族心理积淀来看，俄罗斯文化中的村社制、专制体制、群体主义、顺从、善、神秘主义、有神论等因子已经沉淀到俄罗斯人心灵深处，形成这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俄罗斯人身上罪孽意识重，他们注重内心的自我反省、自我忏悔。这种原罪感与苦难意识融合，形成俄罗斯文化的深沉、厚重。自然环境、异族侵略和国内的政治体制对俄罗斯人的多年磨合，化为这个民族的心灵重负。
农耕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和内向性、儒家思想几千年的传统等因素导致中国文化以“中庸之道”为主体的特征，它反射到民族心理结构上就表现为中国人的集体主义——中国人在精神上自我完成，必须借助社群、中国人的含蓄内向——中国人很“乖”，善于服从、中国人的羞耻感——中国人总是以别人怎么想为主，怕对不起别人，好面子（不同于俄国人的罪孽感）诸如此类的自我压缩的人格。
另外，思维方式是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的重要因素。就思维内容而言，俄国和中国都带有明显的政治伦理化倾向。
俄罗斯民族和中华民族在文化心态上的相交、相近，最好的体现也是在文学上，而托尔斯泰表现得格外突出——他的托尔泰学说、他的道德说教和道德力量充满浓重的东方色彩。
从现实需要看，世纪之末，社会、人生总是充满动荡与不安。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俄国，农奴制被废除，资本主义急速发展，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历史进程改变着贵族的传统道德观念，动摇着俄国人思想观念的旧基础。这一切促使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他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文明不是救世灵丹，贵族地主阶级的势力更不是使俄国起死回生的妙药，于是，他抛开上层贵族地主阶层的一切传统观念，转到宗法式农民的立场上来，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世界观转型期的托尔斯泰，一方面不同意“纯艺术”派的观点，曾与这一派的代表屠格涅夫进行激烈争论，另一方面又不接受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主张通过道德教育的途经改善现有社会秩序和人们之间不合理的关系。显而易见·托尔斯泰执意要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对西方文明日渐失望的托尔斯泰，在这时候开始把眼光转向东方。他发现，东方的千年古国中国的精神文明具有独到之处，进而他着手研究中国古曲哲学和民间创作，尤其欣赏华夏先哲们的伦理思想。最终，托尔斯泰融合东西方文明的精华，形成自成一派的独家学说——托尔斯泰学说。
托尔斯泰思想体系的核心是托尔斯泰学说。托尔斯泰学说以三条伦理原则为主，即：“勿以暴力抗恶”，“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全人类普遍的爱”。三者通常被认为是基督教义的翻版，但近年来中国托尔斯泰研究成果表明，托尔斯泰在形成每一条原则时都从基督教出发，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中汲取精华，最终背离基督教的本意。
我们来看看这三条原则。“勿以暴力抗恶”受启于老子。从1871年起，托尔斯泰大量阅读和研究中国的老子、庄子学说和孔、孟之道，特别是老子的《道德经》。他与人合作转译过《道德经》，编选过《中国贤人老子语录》，他对老子学说中的“无为“和”道”思想非常欣赏。老子以水比喻放弃暴力。水表面上看去“弱”，“不争”，但它“利万物”——这是水的特性。实际上，水的本质是“强”的，所以水是最重要、最有力的。对老子心领神会的托尔斯泰，在1884年3月的一篇日记中谈及应该象老子说的——象水一样。以象水一样“最重要和最有力的”方式，即“争”的一种方式“不争”去抗恶。因此托尔斯泰是如此憎恶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
托尔斯泰还对老子的“无为”思想作了自己的解释，按自己的意思去理解什么是“道”。他极力赞同老子教导人要学会不为肉体和物欲而为精神生活的观点，将这一思想转变为一种要求超越肉体生活的“禁欲”思想，而达到这一要求要靠个人的内心修养来完成，决不能用强制手段压抑人性中的基本要求。由此派生出托尔斯泰学说的第二个原则——“道德的自我完善”。
如果说，“勿以暴力抗恶”原则与老子思想有着密切的师承关系的话，那么，“道德的自我完善”原则则是主要从儒家的学说中找到支持的。
儒家的理想是“仁”，儒家的方法是“中庸之道”。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学所讲的一系列行为中，“修身”为本。儒家信奉“性善论”，因为人的本性是善，所以仁者修身，定能启发善性。托尔斯泰的“道德的自我完善”与儒家的“修身”，在精神内涵上是一致的。象孔子和孟子一样，托尔斯泰也是个“性善论者”。他时常向人的“良心”呼吁，要人们停止杀人和作恶。“勿以暴力抗恶”和“道德的自我完善”合二为一，既实现“全人类普遍的爱”，这才是托尔斯学说的灵魂。它得益于墨子的“兼爱”思想。墨子“兼爱”思想的核心是“天爱人”；《圣经》指出，人无权审判他人，因此不能仇恨他人，一切裁决都要由上帝来进行——墨子和基督表达的“人类之爱”几乎一样。因而托尔斯泰要人们去“爱仇敌”，因为光爱妻子和孩子，动物也能做到，甚至胜人类一筹。人类爱，是人人相爱，是爱一切人。与墨子和基督教义所不同的是，托尔斯泰尽管将爱奉为至高的唯一法则，但他认为这一法则不是来自“天”，而是人心固有的，需要去激发。
托尔斯泰学说的三个主要原则表明，托尔斯泰的学说，是基督教和中国古典哲学结合的产物。在托尔斯泰思想中，较少基督教文化的宗教成份而更富中国儒家文化的伦理色彩。
托尔斯泰与佛教的关系也很密切。
在与个人欲望搏斗的蹉跎岁月中，托尔斯泰的精神支柱一方面来自基督教义的支持，另一方面来自佛教的力量。佛教“出世”的主张，在托尔斯泰看来有净化灵魂的功用。在他晚年编写的 《儿童故事集》中，可以看到他读到的大量佛经故事的影响。
托尔斯泰还从我国的古典哲学中发现有代表中国农民的观点。他肯定劳动的意义，认为人只有和劳动直接联系着时（主要指耕地、割草等田间劳动），生活才有根，人的品质才可能崇高。世界观转变后的托尔斯泰其生活的“平民化”正是这种主张的体现。他总是身着农民的布衣，种地，打猎，恢复农民子弟学校，为农民编写识字课本，经常拿自己写的民间故事和“人民戏剧”征求农民意见。他还自己出钱，为灾民筹办饥民施食所。农忙季节，他象雇工一样帮助缺少劳力的农民耕种和收割 （他拥有很大一片庄园）。世上只有农民为地主扛活的，哪里听说过地主主动为农民打工的？！
当然，不能否认托尔斯泰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爱好，有他的消极面，如过分主张忍耐、顺从、不抵抗，但他的积极面还是主要的。我们必须看到，基于同样的文化心态，托尔斯泰学说与中国古典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托尔斯与中国古代哲人们对世界和人生有着基本相近的看法。
我们惊叹：托尔斯泰能如此成功地克服语言障碍，深入到全然陌生的文化材料的实质中去。考察托尔斯泰学说形成的过程，我们感到，托尔斯泰热切希望通过东方文化来理解西方文化和通过西方文化来理解东方文化。在当时的俄国作家，甚至欧洲作家中，没有人能象托尔斯泰，以这般真挚的感情对待中华智慧、对待中国人民。这一点在现在看来都是难能可贵的。中国人自然特别珍视他、厚爱他。
托翁，老子的故乡欢迎你
托尔斯泰在世时，中国人就知晓了他的大名。早在托尔斯泰作品有了中译本之前，我国知识界就已经接触了这位俄国文豪。当时的接触主要通过留
日、留欧的中国留学生和外交人员。这批留学生后来成了“五四”文学大潮中的生力军。
1903年，一位曾到俄国的外交官夫人单士厘女士写了三巷日记，后印成
《癸卯旅行记》，其中对托尔斯泰热情赞扬，谴责俄国教会开除托尔斯泰教籍和沙皇政府禁止托尔斯泰著作发表的行为。
据现有资料，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介绍托尔斯泰的文章是在1904年。现已无法考证《托尔斯泰略传及其思想》的作者寒泉子是何人。文章侧重介绍托尔斯泰的学说，而文学作品则一带而过。作者凭直觉，敏感地悟到托尔斯泰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联系。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直接与托尔斯泰打交道的第一个中国人是张庆桐。1905年，他与托尔斯泰通信，除了表示对作家的仰慕外，主要谈论中俄两国的关系，没有涉及文学作品。
1907年初，托尔斯泰的肖像出现在《民报》上，并有题词“俄罗斯哲人——托尔斯泰”。但没有与托尔斯泰有关的文章。
中国人真正接触到托尔斯泰的作品开始于1906年。
1906年，德国传教士叶道胜（中文名）牧师和中国人麦梅生合作从英文转译了托尔斯泰晚年的一些以宗教为题材的短篇故事，最初发表在上海《万国公报》上。1907年由香港礼贤会结集出版单行本《托氏的宗教小说》，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托尔斯泰作品中译单行本。
托尔斯泰作品一旦被介绍过来，它的影响就迅速扩大、日益深远。
1913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翻译托尔斯泰作品的热潮。
马君武等译了《心狱》（《复活》）。翻译数量最多的要数林纾和陈家麟。他们译出的多是托尔斯泰的早期小说和后期宗教性较强的作品，如 《罗刹因果录》 （1915）、《社会声影录》（1917）、《婀娜小史》（1917）、《人鬼关头》（1917）、《现身说法》（1918）和《恨缕情丝》（1919）等。这些翻译都用文言，篇名都是译者另拟的，而且为使译作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像普希金的《俄国情史》一样，不少译本抛开原作的表现手法、风格，根据译者的理解大加发挥，对原作大量删改，如《心狱》还不足原作的三、四分之一。另外，从译者自定的篇名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托尔斯泰更倾向是一位宗教家和道德家的形象。
从1915——1921年间，《新青年》杂志做了大量介绍俄罗斯文学的工作，其中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及译著占相当大的比例。其他当时较有影响的杂志也都有专沦。1916年以后的几年内，托尔斯泰的作品译介日益活跃，相继发表的译作有《一个地主的早晨》、《伊凡·伊里奇之死》、《安娜·卡列尼娜》、《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童年·少年·青年》、《克莱采奏鸣曲》、《家庭幸福》、《高加索的囚徒》等。1921年，瞿秋白以记者身份访问苏联，成为托尔斯泰故居雅斯那亚·波良纳的第一位中国客人。瞿秋白翻译过托尔斯泰的作品和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
据初步统计，在“五四”以前，中国翻译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契诃夫等十几位俄国文学名家的作品，总数在八十种以上，其中托尔斯泰的作品占了三十多种，几近总数的一半。“五四”以后，由于中国知识界在文化心态上与欧美文学的隔阂日渐加大，人们对俄国文学的兴趣更浓，尤其是对托尔斯泰，于是开始了翻译托尔斯泰作品的第二个热潮。“五四”以后直接从俄文翻译的译者群体出现。他们给托尔斯泰作品翻译和其他俄国作家的作品翻译带来了新气象。1919年，瞿秋白发表托尔斯泰
《闲谈》的译文，1920年又发表《祈祷》。在直接从俄文翻译俄国文学作品的丰收年——1921年，耿济之译的《黑暗之势力》、沈颖译的《教育之果》、瞿秋白与耿济之合译的《托尔斯泰小说集》等托尔斯泰作品相继问世。1922年，耿济之重译了《复活》、杨明斋译了《假利券》。
抗日战争期间，尽管条件相当艰苦，文化上的压制十分残酷，但托尔斯泰作品的翻译介绍仍未中断。郭沫若从英文转译了《战争与和平》（未译完）。周扬也从英文转译了《安娜·卡列尼娜》，虽然是转译，但周扬基本上把原作的精神、风格传达了出来。
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前，译自俄文的托尔斯泰作品有刘辽逸的《哈泽·穆拉特》、蒋路的《少年时代》、高植（即高地）的《战争与和平》（继续郭沫苦的工作）等。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