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2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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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普遍精神文化生活丰富程度当然是一个标准，同时我想还有另外一些标准，比如说一个国家文化艺术的创作水平到底达到什么样的高度，这个水平是高了还是低了。所有接触过演出行业的人都会告诉你，现在的演艺人员的水平几乎已经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谷。同时，从新创作的作品来看也是如此。无论从新创作的作品还是就演艺人员的水平来看都如此，都是历史的低谷。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能够代表国家各个门类最高水平的艺术作品，基本上是1920…1950年代之间留下来的，除了电视以外——电视是新兴的——其他所有门类最能够代表国家水平的作品基本都是1920…1950年代出现的。仅就表演艺术领域而言，现在无论是表演还是演奏、文学剧本还是音乐、导演，在所有方面，几乎无不面临着艺术水平急剧滑坡的危机。是的，我们有些时候能偶尔出现一两个出色的表演艺术人才，他在某一个单项的技术水平上能够达到很高的高度，也偶然会有一两个人的某一项技术专长能够超过以往年代的所有艺术大师，但很可惜的是，在这种场合，技术和艺术往往是分离的。由于这种分离，个别的、偶然的、片面的、单方面的技术优势无法成功地转化为表现力和创造力，这是现在不能出现真正优秀的艺术精品的关键原因。更不用说现在的文学家，现在的作家、小说家汉语表达能力之低，那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样的状况告诉我们，艺术家们的创作水平在不断地下降，二十多年来整个文艺事业的总体水平是在急剧地往下走，而不是往上走。衡量这二十多年来文艺事业是否取得了成功，我想这些应该是重要的、关键性的标志。
至于越来越泛滥成灾的各种各样的评奖，我想那不能算可靠的标准，要衡量文化艺术事业是否成功不能光看每年有多少获奖作品，我们甚至都可以在一年不到100部电影里评出十部获政府最高奖“华表奖”的影片，每年也可以评很多很多的“文华大奖”之类，每年都可以评出很多，想评多少就评多少，但是这些评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高的水平，竖着与历史比，横着与世界比到底如何，以及能不能流传下去，能不能流传得开，那才是真正重要的标准。举例而言，假如过五十年以后，人们再回头来看哪些东西最能够代表中华民族艺术创作的最高水平，我想，看来看去恐怕还是1920～1950年代的作品。而这其中的关键，就必须追究到文艺体制，是这个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变化的体制在严重地制约着文艺事业。
最近二十多年来文化艺术事业的滑坡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本是因为遭遇到文艺体制这个瓶颈，是体制在越来越明显地制约着文化艺术的发展，不仅仅是表演艺术行业，在其他艺术领域，体制瓶颈也越来越成为我们国家文化艺术发展起制约作用的最重要的负面因素。只有电视剧是一个例外，为什么电视剧是个例外？因为电视剧这个行业从它一开始启动就是用市场化的方式运作的，不管由谁来投资，它整个运作的模式是市场化的。电视剧行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们国家那些拍电视剧的人基本上都是在国营剧团和国营电影制片厂等等公有制部门工作的，国营文艺单位的体制既养活了大量的艺术人才，同时又用僵化的分配制度压低了劳动力的成本，艺术的人力资源变得无比地贱，演员、导演、编剧们都拿着非常低的工资，使得电视剧可以用很低的劳动力成本、用市场经济的办法使自己迅速发展起来，所以现在电视剧的井喷式的发展成为整个文化艺术领域特别突出的现象。我们几乎拍出了全世界最好的电视剧，至少在技术层面上是这样，因为只有在我们这个艺术劳动力相对而言极其廉价的国家，才有可能以拍电影的运作方式、按照拍电影的技术要求去拍电视剧。
那么，是不是我们的政府没有意识到文艺体制在制约着整个艺术行业的发展？是不是政府不努力去改变这一状况呢？我看不能简单地这么说，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文化部就一直在努力推动文化艺术体制的转型和改革，尤其是 1985年以来，文化部相继发了无数的文件，包括《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通知》《关于继续做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等等，一直到最近还在努力。然而，在下发了那么多的通知与意见、采取了那么多措施后，从艺术表演团体看，我们现在的体制不是比改革开放之初更好了，而是更糟了。我们现在的文艺体制可能处于有史以来最糟的时期，文化部门所有推动体制转型的努力几乎都不成功，包括新世纪最新的一轮体制改革。最近报纸经常报道各地剧团改革的消息，看了那些改革的报道，然后再到基层去听听艺术家们的声音你就会知道，改革所有可能导致的负面的结果在这一轮改革过程中全部出现了。什么是最坏的结果？所有最优秀的艺术家都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于是艺术成为改革的牺牲品。试想，一门艺术如果把最优秀的艺术家淘汰到艺术领域之外去了，这个改革还有什么成功可言，这样的改革必定要使整个艺术行业的水平急剧下降，也必定会从根本上伤及艺术行业。到最后，我们的改革似乎只是为了能把政府的包袱卸掉，但留下的是个烂摊子。
这样的状况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体制瓶颈越来越成为文化艺术发展致命的障碍。当然这种体制瓶颈的出现有历史的根源和现实的境遇，有没有意识形态的障碍呢？有，但基本上很少，真正阻碍着文化体制改革的原因是因为风险和利益之间的不对称，当我们的剧团要从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所有的从业人员在改革当中能够看到的利益是朦胧的，是模糊的，而它的风险是现实的，现实的风险和朦胧的利益之间的博弈才是真正阻碍整个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
我并不认为我们的文化艺术体制无路可走，我对整个文化艺术体制的改革还是抱有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当然这个谨慎乐观的态度是有根据的。我能够看到一些走出困境的路径。我所看到的路径并不是类似于一般经济领域那种的简单化的“国退民进”。中国当下的文化艺术领域有它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在于目前几乎所有优秀的演员都集中在国营表演艺术团体，而除了完全以个体形式创作的艺术——比如像诗是个人写的，小说是个人写的，画是个人画的，这些问题比较好解决——从舞台剧和以舞台剧为代表的需要由群体创作来完成的艺术创作门类来说，要想创作出一流的作品，要想很好地开拓市场，一个经过长期训练并且相对稳定的群体是必不可少的，而长期的训练和稳定的群体确实需要稳定的结构。所以仅仅想通过鼓励与发展民营表演艺术团体和经纪机构占领的那部分市场，仅仅想依赖于目前各地大量存在的那些民营剧团、民营化的文化艺术机构提供的演出产品，不可能实现文化艺术事业真正意义上的、高质量的繁荣。不能简单化和幼稚地期待民营剧团很快就会涌现出许多一流的艺术家、能为我们国家创作出具有典范性和标志性的优秀作品，要想实现艺术事业的繁荣以及高水平的发展，还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国营文艺团体中现有的优秀艺术人才的积极性。果断地和有理性地推动国营剧团体制的改革仍然十分重要和关键，它和民营剧团的发展必须一同进行，这样才能找到艺术发展的康庄大道。
因此，我一直提倡我们应该努力建构一种新的文化艺术格局，建构一个“以国营为主导，以民营为主体”的演出市场格局，这种新的演出市场格局意味着整个演出市场必须比现在大得多，也只有在这样的格局里，优秀的当然也必须是经过体制改革而重新焕发了活力的国营剧团在里面才能起到积极健康的主导作用。只有整个市场充分发育了，充分成长了，艺术的创作与演出才能充分活跃起来，才能有它好的前景。
与此同时，我也一直强调，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它的文化责任，因为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它同时还关乎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表演艺术尤其如此，因为任何基于技能的艺术表演能力都需要一代一代人用身体作为媒介才能得以传递下去，这样的传递绝不能中断。在民族文化的传承遭遇困难的时候，在民族艺术的传承遭遇危机的时候，国家、政府必须承担起应该承担的文化责任，这是国家在文艺体制改革方面绝不能无所作为的更深层的历史要求。当然，不仅仅国家与政府，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人也应该为民族文化的传承承担起自己的一份责任。也正因为这样，文化艺术体制的改革是政府的义务，同时也是我们这些艺术理论家与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文化艺术体制的改革不仅仅是简单的市场行为，不仅仅是为了市场的发育与文化产业的发展，也不只是为了占领与抢夺文化市场，同时还是这个时代的政府和全民共同的责任，对民族历史应承担的责任。
我的奥运观
■ 郑也夫
2005年6月18日，国家体育总局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体育文化导刊》杂志社主办、召开了旨在推动与体育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进一步研究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人文奥运”内涵的“人文体育论坛”。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副主席杨树安先生出席并在论坛的开幕式上作了题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筹备工作概述”的报告。知名体育评论家、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先生受邀参加论坛并做了报告。以下是郑也夫先生的发言。
一、人文学者与现代奥运的诞生
首先想谈谈现代奥运会的产生。我认为现代奥运有两大支点。第一个支点是十九世纪的地区性奥运会，也就是那时候活跃于欧洲各国的体育实践。大家都知道中世纪晚期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这个运动对整个欧洲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要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度过了黑暗的中世纪后，欧洲人又发现了古希腊灿烂的文明，深受震动；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因为历史走到那一步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多新的变化，也产生了很多新的观念和思想，其实是这些新的想法、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价值观在“托古”，就是说借古代以建立新的东西。因为那时候人们的价值观念跟今天有很大差异。今天人们都崇尚新的东西，而那时候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崇尚过去的东西。
最早是1450年的时候，意大利的一个国务活动家叫马泰奥，提倡奥运精神。此后英国人弥尔顿在1667年出版的《失乐园》中也提到奥林匹克精神。正是在文艺复兴思潮的吹拂之下，在中世纪晚期贵族教育中开始了体育的复兴。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英国就成立了很多郡，在郡一级开展起地方奥运会。在1865年，英国人布鲁克斯创立了国家奥林匹克协会。与此同时，在欧洲其他国家，很多地方性的奥运会也开展起来。在1859年的时候希腊决定召开了其国内的第一届奥运会。布鲁克斯这个人不仅倡导成立了英国的国家奥运会，而且还是第一个倡导国际性奥运会的人，他是名副其实的现代奥运的先驱者。实际上这位先驱者的祖国——英国，应该是近现代史上体育的摇篮。顾拜旦自己青年时代就到英国去学习，因为那时候英国体育很发达，顾拜旦不但听说了布鲁克斯这个人和他的思想，1890年还去拜访了布鲁克斯。那时顾拜旦27岁，布鲁克斯82岁。顾拜旦深受布鲁克斯的影响，开始鼓吹召开全世界的奥运会。那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1894年在法国索邦召开。本来，这个思想是布鲁克斯最早提出。但是那时候布鲁克斯已经卧床不起了。1896年首届现代奥运会开幕那一年，布鲁克斯去世。
现代奥运的第二个支点是学者们的贡献。当文艺复兴这个大潮推动着人们开始仔细检点古希腊文化遗产的时候，发现了奥林匹亚。以后考古学家们开始了更细致的寻找和挖掘。1764年英国人钱得勒到希腊去做实地考察。1799年法国人福威尔再次考察。最有影响的应该是德国人库尔提乌斯，他在1852年的时候访问伯罗奔尼撒发表演讲，这个演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终导致了德国和希腊签定了《联合发掘古代体育遗址》这样一个协议。在1875年到1881年这6年当中，德国考古学家和希腊人一起工作，对古代体育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奥林匹克运动场、宙斯大祭坛、赫斯神庙，使这些古代遗址重见天日。1936年又搞了一次大发掘，并复原了那些场所。经过现代学者不疲倦的工作，使人们对古代希腊体育有了深入的了解，了解之后是极大的惊讶。古代的奥运应该是在公元前776年就开始了，一直到公元后 393年才终止，持续了1169年。在漫长的岁月中运动会一直持续着，并且覆盖面非常广阔，不限于奥林匹亚。希腊是个城邦，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之所以叫希腊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以及为宗教服务的体育活动，这样才将众多松散的城镇搞成了一个共同体。那个时候流行的竟然不是一个统一的奥林匹亚运动会，当时在古希腊定期召开的有四项大的运动会，奥林匹亚是四年一次，其他三个有两年一次的，有三年一次的，各项运动会进行了一千多年，实在是叹为观止。
库尔提乌斯这个考古学家的贡献实在是巨大的，他和布鲁克斯在同一年去世。恰恰在这一年（1896年），现代奥运会开张了。他两人虽然走了，但火种不会再熄灭了。他们已经为现代奥运提供了坚实的支点。刚才说到，当时的人们愿意托古改制，把当下的制度和很久远的制度结合起来。回首现代奥运之所以能够兴起，我觉得这里面有人文学者的巨大贡献。历史学科应该是人文学科中资格最老的，为之奠基的几个学科之一，而其中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应该说为现代奥运的产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发现，如果不是这些遗址激励着现代人，把他们正从事的那些规模不大的运动与那个伟大的称号挂起钩来，那么能否有后来的奥运形式是值得怀疑的。
这些人文学者做出的是什么贡献呢？是他们发掘、继承、传播着人类文化。一位哲学家说过：文明是一张薄纸，野蛮随时可以闯入。奥林匹克流传到了今天正印证着这句话，文明是非常脆弱的。古希腊那么灿烂的文明几乎覆灭和消亡。在公元393年有一个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他信奉基督教，认为祭祀宙斯是异教徒的聚会，是很危险的事情，他取缔了这些聚会，而希腊人的很多聚会正是运动会。文明可以被一个人的粗暴的举动摧毁，从此终止，就这么简单。我们现代奥运仪式中的一个项目是火炬传递，它有非常大的象征性，象征着我们在传递前人的文化基因。为什么要传递？因为火种是非常容易丢失的，再燃起是非常费力的。而人文学者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无以伦比的贡献。
今天的人们爱说人文，说中国目前在人文方面落后，说我们多年重视工程不重视人文。搞一个工程，盖一座楼房，立竿见影。而人文学科有什么贡献呢？我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