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2期-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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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面提到的修道院长，曾经提过这样的口号，更快更高更强，其实这个口号有点空洞。如果说这是奥运的理想，那么我们要追问，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是个人还是人类？如果是个人超越自己还好说。如果是人类，职业可以比业余玩得更好，更能追求到更高更快。另一方面，你顶得住少数个人，顶得住国家吗？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的都是职业运动员。如果奥运要捍卫住自己的纯洁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奥运不要轰动，不要成为世界性奥运会。如果不想成为半壁江山，对不起，你请我们来，我们就这样来。国家体制是有差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统统都是职业运动员，国家养的这些人，发展中国家很多运动员都是靠体育维生的。
纯洁的理想是脆弱的，组织者绝对不敢放弃扩大奥运影响的目标。1974年在奥运宪章里明确剔除了“业余”两个字，业余可以来，职业也可以来，都可以来了。这里面不可能没有遗憾，我们不是完全不能理解顾拜旦思想里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在实践中它是行不通的，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种结局。
再往前走怎么样，商业大规模介入，已经跟缔造者最初的想法天差地别了。美国洛杉矶奥运传递圣火，每个传递者要交3000美元，你想不想玩这个游戏，想玩就交3000美元，这还叫圣火吗？所以说这里面充满了矛盾。经过我们这些学者的分析，看到这里面充满混乱，不符合逻辑的东西太多。实际上最初主办奥运的这些人都是社会上有势力的人，奥运的发起者是地方上的中产阶级。以后，中产阶级当中的一部分成员的理想代替了此前他们阶层中另一部分成员的理想，赚钱压倒了身份显示。不管此前奥运先驱们怎样固持后一想法——奥运是高雅的事情，而现在他们同阶级中的另外一拨人认定，赚钱才是当务之急。
四、大型化的困境
奥运越来越大型化了。这是由几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交通条件的极大改善。过去奥运大型化是很难的，前面十几届奥运会，每次在美洲举行的时候，都是人数锐减。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去美洲太艰难了。欧洲办奥运人多些，因为参加的主力是欧洲人，原因就这么简单。现在交通没问题了，航空事业的发展，距离已经不成为问题。第二个造成大型化的原因是这个世界温饱的解决，大众娱乐的兴起。人们温饱解决了以后，推崇娱乐，奥运是最大的游戏，人们热衷于这个游戏，人们吃饱饭以后就越来越寻求刺激，这是现代人生存方式的一种变化。第三个原因是奥运获得了电视和赞助商们经济上的支撑，奥运的一个主办国差不多要从电视广播获得大约一半的收入，另一半来自赞助商，这种支持导致奥运不再赔本。第四就是以前奥运都统统是赔本的，所以过去奥运申办的时候只有两三个国家，没什么竞争，这是烫手山芋，很多国家没有那个能力。而洛杉矶奥运是个转折点，原来奥运还可以赚钱啊，加上前面那两个原因，奥运也变的越来越大型化了。1万名运动员来参赛，再加上1万名官员和教练，再加上5千名管理者，还有不计其数的观众，变成超大型的运动会。
对于组织者来说这规模当然是太大的，肯定难以支撑，于是在奥运领域有激烈的争论，提出过很多方案。一个方案就是固定在一个地点，可以有很大的节省。首先场馆来说，不需要四年一次大兴土木，修建无数个场馆，多数场馆赛后没什么用处，造成巨大的浪费。固定在一个地点可以把场馆搞得很好。另外可以取消申办，申办是一项巨大的浪费，任何一个国家申办成本都要超过1000万美金，还要造成腐败。但是固定在一点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各国的参与性弱，传播性差。还有一个弱点就是不能感受各种文化。所以最终固定在一个地点的想法只是在经济上比较实在，没有被大多数人赞同。于是提出的措施就是瘦身。瘦身其实很难，因为这三十几个大项谁都不愿意瘦，要瘦下来就要把一些项目拿下去，不容易。多年来我一直主张砍掉一些项目，比如我曾经提出过将竞走这个项目拿掉，太无聊了，因为比赛比的是快，为什么要拿一个最慢的方式来比快呢？无聊；还有就是犯规的判定很难一致，以至于所有被惩罚的人都说自己受欺负了，别人一样是走嘛，你没看见就是了。加上没有观赏性，我个人认为应该取缔。赛马这个项目可以最大程度的瘦身，可以保留其中一丁点，贵族不是一切都那么好，贵族的马术优雅可以保存一点，但不要有那么多的赛马项目，这是富人的项目，穷人玩不起。它还有一个很强的地域特征，很多国家玩不了。
除了瘦身以外，我更强调的是分身运动。我强调分几个城市办，一个城市办太吃力了，太浪费了。世界杯搞了一次两国共办，日本韩国。办完以后，世界足联匆忙宣布：只此一回，下不为例。这是荒诞无知，没有眼光。这次合办极为成功，这么多国家要办，竞争惨烈，两个国家办多好啊，缓和矛盾。一个国家办搞这么多运动场地，两个国家办不用修建那么多运动场，还能同时展示两个国家的文化，多好的事情啊。奥运同样可以这样，可以是两个国家中的两个城市，也可以是一个国家中的两个城市，前提是离的比较近。干吗非要一个城市办呢？这么大规模，导致该城市民的生活受到极大的干扰。
奥运可能长存吗？这绝对是一个搞文化的怪物才能提出的问题。古代奥运历史写了一千多年，我们还能续写一千多年吗？我们现在已经续写了一百多年了，真能续写一千多年吗？我持怀疑态度。我相信体育会长盛不衰，因为全世界都已经解决和即将解决温饱问题，人们吃饱饭后就要活动，就要找游戏，找刺激，但问题不是体育长盛不衰的问题，是超大型的体育盛会能否长盛不衰？前面说了，奥运的一个重要支撑点是政治权力，靠民族主义国家支撑。如果这个世界上个人主义价值观越来越流行，民族主义沦落到比较次要的地位，如果价值观发生本质变化，奥运就没有了支撑的力量。
古希腊奥林匹亚运动会是四年一次。今天在延续这个周期。四年一次好吗？现在人们吃饱喝足以后，欣赏体育的需求实际上更频繁。我们不能同时满足这两个需要，就是超大型且频繁。奥运如果两年办一次又办不了，可是人们吃饱喝足后对游戏的需求越来频繁。专项比赛，比如田径锦标赛，乒乓球赛等等，已经变得频繁。实际上奥运受到两个因素的挑战，一个是奥运受到专项体育竞争的挑战，比如大的说足球世界杯跟它分庭抗礼，跟世界杯同样水准的足球比赛不进奥运，你奥运水准高不过我，我是专项的；除了世界杯，还有网球，进奥运比赛的网球水准是谈不上的，四大公开赛才是最高水准的。奥运的大型球类比赛中，篮球比赛水准还算世界上最高的，足球网球等等都谈不上最高的。但实际上篮球也还是受到挑战的，篮球比赛究竟是奥运会的水平最高还是NBA的？NBA比赛越来越扩大市场。如果单项比赛都这样一路发展下去，且保持高频次，一年一次，或两年一次，会对奥运构成极大的威胁。
还有就是电视的挑战，亿万人怎么看奥运，不是通过现场，是通过电视看。既然多数人是通过电视来实现的，那么最终就决定了电视的力量非常之大，它是奥运的主要买单者。世界各地电视台给奥运买了单，买单就能确保发言权，不买单就没有发言权。电视台会说，这么多观众凑在这里，何必四年一次，一年搞一次多赚多少钱，不必一个城市搞啊，重要的不是赛场，而是电视节目。只要有钱能赚，没有不能变的格局。事实就是这么丑陋。所以我说有专项对奥运的挑战，有电视对奥运的挑战，奥运还能活一千年，你相信吗？我不相信。与时俱变，奥运肯定会发生很大很大的变化。
报复的激情
■ 桑本谦
“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你们要是搔我们的痒，我们不是也会笑起来的吗？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那么要是你们欺侮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三幕第一场）借夏洛克之口，莎士比亚强调了报复是人类的本能，如同死亡、流血和发笑一样，报复似乎是受控于神经中枢而独立于理性思考的。社会科学和文学作品一样，经常把报复理解为受激情驱使的、难以抑制的一种本能冲动。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就将报复的激情称为“自然天性”。
观察人类的报复行动，最容易从中发现人类和动物相似的一面。在奋力反击的瞬间，心跳加快，脸色发白，精神亢奋，力量骤增，全身的血液集中到四肢，意识中除了残酷的天性之外一片空白，这些生理和心理反应与一只愤怒的狗的确没有太大差别。战地指挥官对人类报复本能的理解最为直观，他们清楚，肉搏战之前的动员工作十分重要，但当厮杀开始之后，继续鼓励士兵英勇杀敌就几乎是多余的了，一旦搏斗刺激起士兵们最原始的报复激情，即便鸣锣收兵，也不一定能把“杀红了眼”的士兵从战场上招回来。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情感（尤其是激情）就一直被视为理性的对立面。心理学家更是以其雄辩的气势主张，人类行为以非理性为特点，经济学上“理性人”在现实世界中很少见，即便在经济市场上也是如此，更不用说在这些市场之外了。但是许多现代理论家已经开始挑战亚里士多德情感与理性的对立命题，并提出情感是认知的一种方式。这不仅体现在情感反应通常是由信息激发的，而且体现在，情感能够表达对信息的评价因而可以取代通常意义上的推理。当我们对某种侮辱做出愤怒反应时，这一反应就表达了不赞成，即便不依靠情感，通过一步步推理我们最终也能得出这个否定性评价。
情感的价值在于节省决策的信息费用，当用严格推理来处理信息的费用极其高昂的时候，根据情感做出反应就是一种经济的决策方式。尽管，以情感取代推理，难免会使人犯错误（这正是人们把情感与理性对立起来的主要理由），但当严格推理的信息费用高于错误决策的预期损失的时候，这种错误是应当容忍的，因而此时以情感取代推理就是划算的。相反，倘若任何时候都依靠严格推理做出决策（像电影《雨人》中的男主人公），人们将无法安排自己的生活，解决到哪家餐馆去吃饭的问题也会令我们心力枯竭，更不用说选择配偶或是决定是否向另一个国家的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等等麻烦得多的问题了。进化过程为我们设计的情感基因使我们获得了生存竞争的优势，而那些没有情感基因的人们——在进化过程中可能的确出现过这种人——却由于被迫承担严格推理所需要的高昂信息费用（这会使他们心力枯竭），而在生存竞争中被彻底淘汰了。至少在进化论的意义上，情感并非理性的对立面，恰恰相反，它是与自然选择的逻辑相吻合的一种更深刻的理性。
按照经济学的逻辑，报复（尤其是受激情驱使的报复）从某种意义上的确不理性。经济学家告诫我们，要忽略已经沉淀的成本（“别为洒了的牛奶哭泣”），这就是说，无论你对侵犯者施加多大的伤害，你自己遭受的伤害都毕竟无法挽回了。为了报复你将要承担的任何风险和成本，都只会增加你已经遭受的损失。由此看来，一个理性人不会实施报复。但是，如果理性人不会实施报复，就会使他受到更多的侵犯，因为在侵犯者看来，理性人的理性——让过去成为过去（用经济学家的术语说，就是忽略“沉淀成本”）因而不会对侵犯者进行报复——实际上是降低了侵犯者采取侵犯行为的预期成本。相反，受激情驱使而不计后果地实施报复行动，可以有效削弱侵犯者的侵犯意图并阻止侵犯者逃避报复的侥幸心理，正因为如此，向潜在的对手展示自己的报复激情是一种有效的威慑策略，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马克斯·舍勒显然已经看到这一点，所以他认为报复行动包含着以牙还牙的清醒意识，因而不仅仅是一种冲动行为。 （Max Scheler，Ressentiment，Schocken，1972，p46）
密执安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罗伯特·艾克塞罗德在其博弈论经典之作《合作的进化》（1984年）一书中用类似“讲故事”的方式叙述了一个计算机模拟竞赛的过程。他让每一个模拟参赛者在“囚徒困境”的游戏中固定地执行一种由专业博弈理论家提供的策略，然后让这一策略与其他策略、与自身、与一个“随机策略” （即以相等概率随机选择合作和背叛的策略）分别对局比赛。每场比赛共进行 200回合，赛后通过累计每个策略在每场比赛的得分来比较不同策略的优劣并从中寻找一个最佳策略。共有14个模拟参赛者选择了复杂不同的14个策略，这些策略是由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数学和社会学五个领域的专业学者提供的。令人惊讶的是，由加拿大政治学家安那托尔·拉博泡特提供的“以牙还牙”策略 （tit for tat）以平均每场比赛504分的成绩名列榜首，最终赢得了这次比赛。“以牙还牙”策略是所有参赛策略中最简单的，这个策略一开始选择合作，然后在每一个回合选择对手在上一回合采取的策略；也就是说，如果对手在上回合选择合作，“以牙还牙”者就在这一回合也选择合作，如果对手在上一回合背叛了他，“以牙还牙”者就在这一回合以背叛相报复。因此，“以牙还牙”是一种“以恩报恩、以怨报怨”并且“恩怨分明”的策略。在“囚徒困境”的博弈中，“以牙还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策略，最广为人知的一点是这个策略能够促成高度的合作，不仅两个采取“以牙还牙”策略的玩家相遇时会出现稳定的合作，而且“以牙还牙”策略还能诱导或强迫采取其他策略的玩家也和它合作。（Robert Axelrod，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Basic Books，Inc．，1984，p27～54．）
在艾克塞罗德设计的计算机模拟实验中，“以牙还牙”者对其报复行动从来不作精心的计算，不考虑报复给自己带来的浅层成本，“以牙还牙”显然不是一个工于心计的策略，它简单朴实、墨守成规，甚至多少有点“情绪化”的固执。然而正是这种品质使“以牙还牙”策略成功建立了对背叛者的威慑。或者说，报复对于“以牙还牙”策略来说，几乎就是一种本能。
在真实的生态竞争中，像“以牙还牙”策略在虚拟的计算机竞赛中一样，那些禀有报复本能的人会比其他人更加成功。尽管有时报复行动会以灾难而告终，但如果没有报复本能，就很难建立一种强有力威慑，这会使一个人在前政治社会中完全丧失抵御能力，因而，为真实或假想的伤害进行复仇的激情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就最终固定为人类基因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报复激情成为“自然天性”的由来。作为“自然天性”的报复激情，可以有效排除报复行动的机会主义态度，也就是说，受报复激情的驱使，人们已经不再斤斤计较报复行动的利弊得失，就像惩罚一旦被规定为法律，国家就不再考虑惩罚罪犯的浅层成本一样，报复一旦诉诸于激情，报复行动就在人类心灵结构中被“制度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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