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2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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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此前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家中看到过汉字，但他真正听懂汉语并开始用汉语说话，还是在来到台湾五个月之后。李比10岁那年，在父母离婚后随母亲和弟弟去了香港，并在那里生活了两年。他的父亲后来和一个来自上海的女性组成了新家庭，为李比生下了一对异母弟妹。
1964年是李比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父亲时任美国驻横滨领事馆的日语研修所所长，这一年暑假，李比来到父亲身边，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日本，并在一家前卫杂志上读到了大江健三郎短篇小说《死者的奢华》的英译本，很受震动。大概是从高中毕业后的第二年（1968）开始吧，李比开始有意识地阅读大江健三郎和三岛由纪夫等现代日本作家的小说，最初阅读的是英译文本，后来随着日语阅读能力的提高而逐渐涉猎日语文本。18岁考入普林斯顿大学以后，李比一下子主修了汉语、日语和韩语，同时选修了《万叶集》、《源氏物语》及日本近现代文学的课程。当时适逢美国各界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风起云涌，李比也不落人后，在学生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反战诗歌。
从大学三年级起，李比相继阅读了芜村、宫泽贤治、荻原朔太郎、田村隆一和吉本隆明等日本近现代诗人的全集，并由此上溯至俳句，再由俳句上溯至和歌，最终与《万叶集》结下了不解之缘。考入普林斯顿研究生院后，李比开始尝试把《万叶集》翻译为英文。1981年，由他翻译的万叶集全译第一卷（相当于原书一至五卷）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次年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这一年，李比32岁。
除了《万叶集》之外，这一阶段的李比还翻译了三岛由纪夫、中上健次等日本现代作家的作品。在新宿小酒馆的一次聚饮中，中上健次劝他：“你也用日语写小说吧”，由此催生了李比的第一部小说《听不见星条旗的房间》（《群像》杂志 1987年3月号）。或许是受日本私小说传统的影响，李比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型，成功塑造了一个生活在美国驻横滨领事馆中的17岁少年。这位17岁的少年“舍弃了父亲，舍弃了美国，走向新宿……作品以六十年代末期的街头的喧哗为背景，超越了语言、文化和制度的差异……”小说问世半年后，李比因其学术造诣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终身教职。五年后，他又因这部处女作荣获1992年度的野间文艺新人奖，成为叱咤日本文坛的美国作家。
就在获得野间奖的第二年8月，李比第一次游历中国大陆地区。同年12月，他在日本《现代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天安门》的纪实性作品，详实记录了这次旅行的感受，经过大约两年的持续发酵后，定稿以《天安门》为题发表于1996年1月号的《群像》杂志，同年6月被推荐为芥川奖候选作品。却由于身为芥川奖评委之一的极右翼文人石原慎太郎的激烈反对而落选。据说，石原慎太郎黜落《天安门》一文之后仍不解气，又对着这篇文章的编辑狂骂了李比两个小时。当我问及石原慎太郎激烈反对《天安门》的理由时，李比回答说：石原慎太郎认为，芥川奖是日本纯文学大奖，而李比这个美国人既然身在日本并用日语写作，就不应该像大江健三郎那样，动辄把日本以外的事物拉进来。听了这番解释，我想，好心的李比是否省略了什么？我猜测，李比在书中对当今中国的客观介绍，或许是以反华著称的石原慎太郎气急败坏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管石原慎太郎如何气急败坏，这次中国之行却成为李比走进中国、了解中国的开端。十余年来，李比走遍了中国大陆地区，相继创作出《现代·中国·文学》《听不见北京话的房间》《我的中国》和《从长安到北京——另一个“旅行自由”》等各种文类的作品，深入探讨了“远离母国语言”、“混血文学的可能性”、“越境的文学”和“越境的时代”等时代话题。
2001年8月下旬，李比终于在开封市郊区挖掘到了自己的金矿——发现了历史上犹太教堂的遗迹。说挖掘名副其实，其中一座保存完好的水井便是他雇请当地人从重重覆盖的土层中挖掘出来的。兴奋的李比9月6日回到东京，稍事休息，11日动身前往美国看望母亲和同母异父的妹妹。考虑到难以长时间忍受不抽烟的煎熬，李比选择了经由温哥华飞往纽约的航班，这样可以在转机时抽上几口以解烟瘾。不料就在飞机临近加拿大之际，9．11恐怖袭击爆发了。本文第一段里提到的李比的新作《破碎支离万千象》便是从这一严峻的时刻开始叙述，主人公爱德华即是李比的化身。
在文本中，飞机临近加拿大时，长年生活在东京的日本文学翻译家和作家爱德华从飞机上俯瞰下去，只见碧蓝的大海上星罗棋布地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岛屿，蓦然想起三百年前日本俳句大师松尾芭蕉描写松岛美景的俳句——“诸岛尽奇观，破碎支离万千象，夏海碧于蓝”（此处采用叶宗敏先生译文，在此谨致谢忱），但这份好心情很快就被一个残酷的事实撞得粉碎——机长告知：“必须向大家通报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美利坚合众国成为巨大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因此封锁了所有边境，任何人均不得进入美国，任何人亦不得离开美国，除了值班的军用飞机外，一切飞机不得在美国领空飞行。”这意味着机上的所有乘客将无法按时抵达纽约，爱德华当然也无法如约于当天抵达纽约后在57大街的旅馆里和妹妹相聚，并于翌日前往华盛顿看望母亲。在机舱里等了三个小时后，爱德华终于走下飞机，在黑压压的人群中一面仰视着大屏幕电视上飞机撞击世贸大厦的惨烈景象，一面机械地挪动双脚往签证处方向移去。当看到在蓝天的映衬下，从被撞击后的大厦里飘出雪花一般的纸片和因绝望而跳楼的人时，爱德华再次想起了“破碎支离万千象”——原本以为坚固的大厦破碎支离了，原本以为有序的世界破碎支离了，原本以为严谨的思维破碎支离了，甚至在给亲人打电话时，说出的话语也背离自己的思维而破碎支离，惶惶然的爱德华在滞留于温哥华的三天里看到了与以往全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正如封面构图所显示的那样，坚固的大厦、有序的世界、严谨的思维、准确的语言全都“破碎支离”了，只剩下大小不一的不规则碎片，而且还要裂变为更小更不规则的白色和红色碎片……在包括历任、现任总统夫妇出席的追悼仪式上，“历代总统的牧师”用朗诵般的声音致悼词：“他们将因此而进入天堂……因为他们与主同在，因而每当我们想起他们时，应该抱有喜悦之情”，电视机前的爱德华忍不住用日语大声反驳道：“天堂？他们不全都往下坠落而去了吗？！”
亲眼目睹世贸大厦坍塌的惨景，并得知好友死于这场灾难后，住在曼哈顿的妹妹因极度悲伤而取消了家庭聚会，爱德华决定改变计划回东京。临行前，他来到由土著人生活过的原始森林改建而成的森林公园，想在这个破碎支离的世界中寻得一处静谧之地。就在这时，突然听到一阵发动机音响，他抬头向天空望去，并不见飞机的踪影，再顾盼四周，原来是一台观光大巴开进了森林，从车上陆续走下二三十位挂着数码相机和摄像机的黑发游客。这些人刚一下车，便立刻指着充满阳刚之气的图腾柱，用明朗的声音喊道：“kan！”（原文系日语拼音，此处转译为汉语拼音）他们围住了图腾柱，继续喊：“kan、ni kan！”
显然，这是一批来自中国的游客用汉语发出的赞叹。小说结尾处写道：
“看！你看呀！”笑声在爱德华的头脑中回响。
柔和的光亮从天际洒下。
爱德华再度抬头看去。静谧被打破，来自另一个大陆的爽朗笑声锐利地刺向空虚的天际并消逝在远方。
读家近亮子著
日本敬爱大学国际学部家近亮子女士长期从事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工作，在日本先后出版《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年表》《日中关系的基本构造》等著作。《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作为日本学者的一本研究专著，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富有新意，对于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的研究，有一定的启迪功效。
全书由前言与序论统摄，正文七章分别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政党运行等几个领域进行展开，每个领域又都从非阶级对立因素加以分析，为国民党丧失政权寻找体制内党权渗透何以不够的各种技巧性解释话语。
前言及第一章序论。作者把考察目光下延，纵向对比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认为，新中国的政府运作与其说是靠意识形态，倒不如说是靠占绝对多数的党员，以及像网络一样遍布全国的党组织，虽有执行政策不彻底、部分官僚腐败等民众不满的问题，但只要能给党员提供社会资源，这种体制今后还会继续。受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启发，作者得出了该书主要设问：“在于分析领导着……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国国民党，为何容许其敌对势力中国共产党势力的增长，并最终失败”的答案，即“其基本原因是南京国民政府以及中国国民党的权力渗透不够”。
作者得出国民党失败原因的结论，明显摒弃了革命史观话语体系，即对国民党阶级属性的定性考察法，转而从技术性环节——国民党党权扩散的技巧入手，会诊南京国民政府丧失政权的根由。作者认为党权渗透的技巧性，同党掌握的社会资源紧密牵连，而与阶级属性关联淡薄。对社会资源范畴的特别关注，正是现代化解释模式采取的一种理论策略，其目标是消隐革命史观对阶级矛盾的过分张扬，以塑造现代化解释范式的唯一有效性。
在第二章“孙文北京之死及其政治效果”、第三章“蒋介石的反共构造与四·一二政变”、第四章“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及其正统性的确立”以及第五章“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权力机构的变迁与蒋介石”中，作者认为：孙文之死成为三民主义解释多样性的主要原因，地方实力派从自身利益出发，自我诠释三民主义，阻挠国民党中央组织在华北等地的延伸，这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在北方统治力度虚弱的根源。作者探究了蒋选择12日发动政变的个中情由，其得出的市民团体认可蒋介石“反共”的结论，与大陆主流学界对政变的解释话语明显背离。作者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在时代的潮流中，在国内国际上获得了来自政权外部的一定的支持及承认，得以确立作为政权的正当性。除此以外，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直至在大陆统治终结，蒋介石都未能完全实现从制度领域保障自己的独裁权力，而国民党中央权力机构的频繁变迁，导致中央权力的不稳定，阻碍了党权向地方的渗透，最终造成地方权力及整个政权体系的不稳定。
作者采行现代化史观，认可国民党统治的正当性，故而特意重新诠释革命史观所竭力否定的“四·一二政变”，并将国民政府统治合法性消蚀的因素，反复归结为地方实力派和党内反蒋势力持续不断的抵制，为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失败寻找体制内根由。
在第六章“蒋介石‘安内攘外’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建设及外交战略”中，作者以现代化史观为依托，选择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建设与外交战略为重新评估的关节点，将“安内攘外”定义为多个历史事件荟集的时间段，即“安内攘外”时期，脱离了革命史观研究的窠臼。作者特意指出对“安内攘外”政策作出负面历史评价的根源：把这一政策归结为面对日本侵略的不攘外和镇压“代表大众意志”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
作者试图通过肯定南京国民政府在国家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成就，来否定革命史观对国民政府倒台原因的解释范式，为全书的核心观点——国民政府最终失败的基本原因在于国民党的权力渗透不够，进行充分、合理的铺垫。
在第七章“关于中国国民党党员与党费问题的考察”和第八章“南京国民政府权力渗透的一个侧面——从党的基层组织来看”中，作者将政党分为列宁型、孟什维克型、孙文型三种，把既强迫党员承受财政负担，又要牺牲个人一切的国民党定为孙文型政党，并指出孙文型政党的运行模式是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在党的组织化过程中，国民党几乎没能动员民众，组织工作以游离于大众的形式进行。尤其在抗战后，党员过分沉重的工作和资金援助方面的负担，引起大量党员脱党，使其基层组织遭受破坏，并成为国民党丢失大陆政权的重要因素。
与革命史观者对大众动员的分析不同，作者没有以民众为考察对象，而是从党员与党的组织工作人手，重构国民党丢失民众的非阶级因素，揭示了革命史观的宏大叙事所忽略的另一侧面。在这里，作者虽不排斥对革命性大规模社会动员的讨论，但实际上并不打算为革命的动因提供体制外的解释，这是因为作者采行现代化史观的阐释方式所致。
第九章结论，对全书主要观点进行总括。
《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一书，与彭慕兰的《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有相似的行文内驱力，即不采取大陆学界对相关研究课题的革命史观分析法，转而借助比较手法，通过与前后时间段在这一问题上的类似历史事件的比较，得出统领全书的核心观点。稍微相异的是，彭慕兰的关注眼光投向了传统，家近亮子则把考察目光下延，受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启发，重新诠释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失败根由。
全书虽然由作者公开发表的6篇论文汇集而成，但却看不出丝毫拼凑的痕迹。相反，每章都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结语三个部分构成，都围绕国民党党权渗透大做文章，既反映了作者对该问题的娴熟把握，更体现出作者宏观架构的过人能力。
不过，作者撇开革命史观基于“阶级”等概念的解释，就忽略了中国现代史上“革命和反革命”这一核心观念。由于作者的现代化范式无法包容和检讨旧式革命范式提供的理论前提，其新方法就同早先基于革命范式的解释一样陷入了片面性的泥沼，形成了自我解释范式的危机。坦率地说，作者运用现代化史观营造出的解释空间，同样呈现出过度阐释的色彩，这种单一的有选择性的纵向比较所获取的结论未必就符合事实。
史学的比较研究一般分为纵向和横向两种，纵向又可采取上溯与下延，比如《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就借助上溯比较法，获得了一条颠覆性的论语：满清与国民政府的主要失败，恰恰在于其忽略了以往封建王朝一向视为应尽义务的传统使命，如治水、救荒、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惩治官员腐败等。与此相反，家近亮子采行下延比较法，得出国民政府的主要失败在于统治技巧不够成熟，没能将党组织撒播到角落，造成党员数目极为单薄，以致缺乏政策的执行者。这一结论固然新颖别致，但值得仔细推敲，全书一个明显的薄弱之处是：既然考察对象是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失败的主要根由，则其对立面——作为胜利方的毛泽东及根据地至少不应完全脱离作者的研究视域。
纵向比较易于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使历史研究具有了动态美感，但也会使作者因目光局限于“上下”而忽视了“左右”，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