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2期-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纵向比较易于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使历史研究具有了动态美感，但也会使作者因目光局限于“上下”而忽视了“左右”，只注意了本体而淡忘了客体。尤其是民国史的研究，视野只盯住国民政府而不去关注同时并存的根据地政权，只看见了国内而未留心对国民政府有重要影响的他国政权，所提取的论点都可能有偏颇之处。因而在民国史研究中，适度地横向比较根据地史，甚至汪伪政权史，都是大有必要的，它能体现史学研究的开放心理和兼容性。不能单纯为了构建作为主体的国民政府史或中国国民党史，而将中国共产党史摒之于视野之外。
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已是民国史研究中的陈旧话题，想要有所创新，殊属不易。家近亮子独立思考，不拾人牙慧，或许正因为此，作者完全抛弃了革命史观，从一个合法性政权如何维持其正当统治着眼，最终将结论锁定于国民党的治国技巧，这就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失败根由进行了重新诠释。但我认为，作者将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流失主要归结于政党向基层社会渗透的技巧，用政治学的合法性理论来衡量是难以完全说通的。统治秩序要得以持久，除了需要政治权力之外，还需要政治合法性。统治者要长久地维持统治地位，需要把强力转化为权利，把被统治者的服从变为义务，而政府拥有的公意是统治合法性的惟一基础。谁没有公意，谁没有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谁就是非法的统治者。反过来，谁掌握了公意，谁体现了人民的意志，谁就可以成为合法的统治者。
作为强力统治化身的蒋介石，即使拥有超强的军事力量，但对社会各种力量的整合经常难如所愿。从统治阶层内部来看，蒋在处理地方实力派和党内派系中总是过多的依赖武力或秘密组织，这一点与中国共产党比较或许可以发现问题的所在：中共的各个根据地虽然散处四方，但却很少出现“枪指挥党”或闹独立性的地方实力派。张国焘即使想加冕称王，也十分在意获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苏俄及苏共的认可。张国焘的最后失败，与其说是党内残酷斗争的结果，毋宁说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专一，容不下任何有损于党内团结的异类思维的存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有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解释体系，从建党起就有“左”、右倾思想，但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直不曾动摇过，全党自上而下的凝聚力一直扎根于绝大多数党员的心中。
与马克思主义相比，三民主义没有其体系完整；与列宁相比，孙中山没有实现国家的统一；更重要的是，苏联革命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成功的样板，而国际上没有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三民主义能带来多大的效用，没有现成的感性的革命经验可资借鉴，这些都影响国民党在全国各个阶层各种势力中权威的树立，也使三民主义在全国的指导地位难以得到共同的认可。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及三民主义要想走进千家万户，必须给普通民众，尤其是给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找准农民和统治者利益的交集，而这至少就涉及到在不同时间段，统治者施政最应倾向于哪个阶层利益，即政权在某个阶段阶级属性的问题。从体现人民意志获取公意而言，三民主义的军政、训政与宪政的国家建设理论，远不及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减租减息等政策对农民的吸引力强，它们给广大农民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收益。
正因为此，家近亮子将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流失主要归结于国民党向基层社会渗透技巧的生涩，并从多种体制内因素加以论证，以支撑这一结论，但因作者只看到了技巧的生涩，未分析技巧生涩的阶级根源，其所得出的结论，能给人以一时的新鲜感，但不能使读者完全无条件地信服。统治技巧确实重要，在一段时间甚至可以起主导作用，如大跃进运动尽管给整个农村带来了严重后果，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却借着这场运动的推动，以罕有的规模急速地向社会各个领域扩张。但这种动员民众的统治技巧，如果长期不能与人民的整体利益相耦合，技巧到底能够走多远是大可怀疑的。“文革”后期出现的人民反对极左路线的“四五”运动就是一个明例。1978年后中国共产党转向改革开放，更能说明一个执政党仅仅掌握动员民众和向基层社会渗透的技巧，要想使自己的统治长治久安是远远不够的。家近亮子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技巧为参照，但却仅以新中国成立时期1949年的党员数量和改革开放已取得相当成果的2000年的党员和党组织的数量为比较。读者可以清晰地发现，家近亮子即使采行下延比较法，也未能对中国共产党五十余年的执政根基做一整体的分析，以上述两个时间段为参照物所得出的国民党失败主要原因的结论因而至少是有失全面和客观的。
政党的活力在于动员民众，对民众的动员在于持久，持久的动员在于经常性地体现民众的意志，所有这些在国民党身上都能找到明显的缺陷。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王子壮在日记中感叹：“近日政治会议人多而常会寥寥，是注重政治之趋势，亦党逐渐没落之象也”。“今日之党务，已趋没路，无计划，无做法……勾心斗角，更有何力量以对外作民众工作”。这说明党事相对于军政而言，日益无足轻重，对三民主义理论的信仰在向对军政实力的信仰倾斜，在倾斜之中，国民党自身又未能和广大下层民众抱成一团，党组织没有力量对外作民众工作自然是毫不足奇的。在这种状况下，党组织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即令有十分的技巧，也难以收获一二分的成效。没有民众的广泛支持，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便丧失了稳固的根基，而动荡的根基一旦遇见极其擅长民众动员的强劲对手中国共产党的挑战，根基的土崩瓦解迟早就会来临，1946…1949年国民党加速度的崩溃正是对其改善弱势群体生存环境长期失效的总清算。
由于历史研究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历史学并不可能如自然科学那样建构起一种主导范式。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根本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存在范式转换的否定性关系，而只有可能存在一种并行或交错的解释关系，只不过各自突出诠释的是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不同侧面，《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一书即再次说明了这一论断。该书即使在论点的支撑方面，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家近亮子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不愿人云亦云的学术创新精神，是任何从事民国史研究的工作人员应该加以效法的，这种创新精神是学术研究永葆活力的驱动力量。
（《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日＇家近亮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1月版，19．00元）
早春文坛的标本
■ 徐庆全
《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是我在2003年出版的《文坛拨乱反正实录》的副产品。
在撰写《文坛拨乱反正实录》一书时，我将数年来所搜集的材料和采访记录摆上案头，拉开架式，准备将新时期文坛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一一勾勒出来。可是，这样的架式端了没多久，我就发现，这与出版社的要求相差甚远。所谓“文坛拨乱反正”，只能是几条大的线索铺排出来的场景，政治意义大于文学意义。单纯地勾勒每一件事情，且不说出版社所要求的篇幅容纳不下，就是能这样写，也需要几年的功夫。所以，只好改弦易辙，乖乖地放下架式，按出版社的要求来写。
不过，即使如此，也需要对那早春文坛所发生的事情钩沉。因此，在写作过程中，我大致还是将几件大事的来龙去脉作了梳理。
第一件是，文艺界拨乱反正的第一场战役——套用那时的语言，彻底推翻经毛泽东审定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中所提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要推翻这个观点，必须追根溯源，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开始说起。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尤其是其间所发生的“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争论，又存在着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因此，在文艺界人士同仇敌忾地声讨“四人帮”在这个问题所制造的混乱的同时，以往的人事关系又冒出来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拨乱反正的工作继续进行，而人事恩怨继续纷纷扬扬。主线和枝蔓相互交错，使这一事件有了更多的戏剧性。
第二件是，文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四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文坛老前辈都记得，这次大会筹备的过程很艰难，会期一拖再拖。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周扬代表中央所作的主题报告，由于意见分歧，不能按时成稿。之所以会有分歧，是因为当时文艺界、甚至包括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对于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三年文艺界形势的看法不一致。有分歧，就有争论。涉及到文代会的主题报告，不但主持起草的班子更换，而且报告八易其稿——我所收藏的有关这一报告起草过程中所留下的档案，就能装一个柜子。
第三件是，关于电影剧本《苦恋》（后拍成电影《太阳和人》）的争论。这一争论，由两军对垒、剑拔弩张，到统一思想、一面倒，再到后来余音袅袅，持续将近三年。一部作品引起这样的客观效果，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当年，上至中央最高领导，下至一般的作家，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在尘埃落定之后回头看，这部作品也就是个引线，它所引爆的“火药库”，从浅层的意义上来说，是对“文革”前十七年和新时期三年政治意识形态看法分歧的淤积，从深层的意义上来说，则涉及到对毛泽东的评价。只不过起草文代会报告时没有引线，到现在才有了引线而已。
我当时的想法是，要把这三件大事完完整整地——当然是就我掌握的材料而言——写进《文坛拨乱反正实录》一书中。当然，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主要原因还是书的篇幅问题。因为篇幅有限，我也就偷懒了，对这三件大事只是大概地描述了一下。其中，关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和《苦恋》各写了有四万字，周扬主题报告起草过程则基本上是一笔带过。就是这样，最后成书时，限于篇幅，《苦恋》这一部分还是拿掉了。
《文坛拨乱反正实录》交付出版社后，我即开始对这三件大事做完整的梳理。这个过程大约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在这个过程中，稿子是逐步完善的——当然是在我看来。关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评价这一部分，修改完成后交付《鲁迅研究月刊》，以《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为题，在该刊连载三期。《周扬第四次文代会报告起草过程述实》一文，原文六万多字，交付《新文学史料》发表时，考虑到篇幅，我做了删节，最终在该刊发出来的有五万字左右。《苦恋》一稿，原文也有六万多字，交付《温故》发表时，冯克力兄要求压缩到五万字以内，分两期来发表，也只能按其要求作删节。
当然，稿子交付给编辑，并不意味着补充、修改的停止。此后，我又陆续地作了些补充，最终形成一本书的规模。
把三件大事的“纪事本末”合成一本书出版，会不会给读者有不连贯的感觉？我的答案是：会，也不会。所谓会，是因为这毕竟不是一本自成体系的书稿，事件与事件之间显得不那么衔接。所谓不会，是从早春文坛的整个态势，进而言之，是从拨乱反正过程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新旧交错的形势而言的。
1976年10月，伴随着“四人帮”命运的终结，十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中国再一次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咸与维新，拨乱反正，还是萧规曹随？绝大多数在犹如漫漫冬夜的“文革”中度日的人们选择的是前者；但是，历史的惯性使选择后者的也不乏其人。而且，这选择者还是具有法定地位的“接班人”。于是，“两个凡是”的治国方略出台了。那些在粉碎“四人帮”的欢笑声中期待拨云散雾、看到万道霞光的人们，只能把陡然增大的希望变成了焦灼中的苦盼：历史的发展进入后来被党史专家总结为“两年徘徊”的时期。
徘徊时期的中国，写下了真理与谬误之间进行大较量的历史：“两个凡是”指导方针的提出和推行，虽然使一些人“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但是，中国毕竟不是十年前的中国了，用自己的脑袋思考，已使更多的有识之士激发了终结“文化大革命”阴霾的勇气。伴随着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真理的步伐在推进，到1978年12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历史终于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新阶段。“回春”的气象在全国各个行业出现，一向被称为“政治的晴雨表”的文学艺术界，与中国的政治气候相伴随，并以文艺的感染力，影响并推进着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回春”的气象随后就在全国各个行业出现。
在与“两个凡是”的交锋过程中，拨乱反正的步履缓慢。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之后，虽然“两个凡是”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历史的幽灵还一直在少数人中游荡，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争论一直不断。作为意识形态领域一个重要方面的文艺界，呈现出新旧交替、新旧交错的复杂的历史形势。
对文艺界形势的不同认识，使文艺界领导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在文艺界以至整个社会的扩散，使对作品的评价更多地带上了争论中的不同认识，也不免使作家有“乍暖还寒”或时紧时松的不同感受。
同时，在思想解放潮流暂时放缓的文艺界强制性的垄断之后，异彩纷呈的文艺见解和作品又蜂拥而出。在有些人看来，这当然是一种好的现象。但是，在有些人看来，则会对既往历史秩序形成某种威胁。于是，争论也不可避免。于是，又要“收紧”。然而，“收紧”可以，但与思想解放的潮流所强调的“放”相左。于是，又接着“放”。“放”、“收”，“收”、“放”，这种又进又退、且进且退、且退且进的矛盾现象，成为早春文坛历史的一大鲜明特征。
这一鲜明特征，在本书所描述的三件大事中，都可以脉络清晰地得以体现。
《新时期“两个口号”论争评价大争论》一文，从推翻“文艺黑线专政”论后又冒出个“文艺黑线”论，从是否把“国防文学”口号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摘出来，都充满着争论，这争论，实际上是新与旧的交锋中相互冲突；而所体现的方式，就是我在文中所用的一个标题：带着枷锁的舞蹈。伴随着枷锁的丁当声，读者可以充分体味这场思想交锋中的艰难与曲折。
《周扬第四次文代会报告起草过程述实》和《风波的前前后后》两文，应该是互相衔接的。有了在起草报告中对“文革”前十七年和新时期三年文学发展态势的不同认识，必然会有对某一部作品认识的分歧，而《苦恋》适逢其时的出现，使这种分歧便有了一个爆发的焦点。而从对一个报告的争论，到对一部作品的否定与肯定的僵持，早春文坛“放”、“收”，“收”、“放”的特征，也就有了可解剖的标本。
从这个意义上讲，把这三件看似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