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2期-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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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讲，把这三件看似不相关联的大事放在一本书中，却是很连贯的。用一句话来说，都是解读早春文坛特征的标本。
还需要提到的是，学术功底的培养，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功夫而非一朝一夕。对于我来说，从搞很古的历史（我读研究生和毕业留校所搞的是吐鲁番出土文书）转到很近的党史，再转到更近的当代文学史，大约有十年时间。这种角色的转换，纯粹是出于兴趣，从无有专业的素养，加之自己的本职工作是编辑，诸事繁杂，在专家眼里我只是一名“游击队员”而已。既然板凳仍没有捂热，谈什么些微功底自己都觉着脸红。因此，一般说来，对于专家而言，一本专著的后记中写上请读者批评指正云云是客气，而对于我来说，就是实打实的请教了。
（《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徐庆全著，河南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当年叹辛苦，回首成真赏
■ 邓 鹏
这本书里收集的是一些真实的故事，它们的作者是一群1964、1965年远赴四川省东北部的大巴山区落户的重庆老知青。这些故事出自作者对于逝去的岁月的回忆，记载了作者的青春时代的经历，述说着当代中国社会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的追求、奋斗、挫折、迷惘和困惑。
我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肇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1964年和1965年，由于极端的意识形态和失败的经济政策，上山下乡运动出现了第一个高潮。根据有关知青的文献纪录，“文化大革命”以前全国有将近130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些真正意义上的老知青占全国1962至1979年下乡知青总数（1776万）的7％以上。
四川省达县地区政府部门根据大巴山区地广人稀、贫穷落后的特殊条件，创办了人民公社社办林、茶、牧场（以下简称社办场）这一全国独一无二的安置知识青年的形式。社办场属大队一级编制，公社选派大队一级干部担任场长、政治指导员，下设生产队长，另外包括本地场员若干名，辅导知青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1964～1965年间，达县地区的达县、大竹、邻水、宣汉、平昌、通江、南江、万源和巴中九个县共建立了四百八十余个社办林、茶、牧场，安置重庆知青一万四千余人。规模较大的社办场有六七十名重庆知青，小的也有一二十名。虽然不同县区的社办场的条件各异，长远发展方向也不尽相同，但最初的目标统统是自己动手、解决吃穿问题。绝大多数社办场通过两年的刀耕火种，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实现了粮食自给。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冲击了中国社会，也冲击了达县地区的社办场。 1967至1968年间，随着“文革”政治闹剧的展开，国家经济进入瘫痪状态，社办场大部分知青人心浮动，纷纷回流重庆，社办场难以为继，终于在1969年全部解散，大部分重庆老知青就地插队落户。七十年代，由于国家经济发展需要，老知青逐渐离开农村到城市工矿就业。“文化大革命”结束、高考制度恢复后，一些老知青搭上了高考的末班车。但也有少数人至今扎根大巴山区。
时光荏苒，岁月如流，四十年过去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知青文学曾经独领风骚，涌现出以梁晓声、贾平凹、老鬼和叶辛为代表的知青作家，有关知识青年的研究也相当可观，形成了以刘小萌、定宜庄、邓贤、杨志军和杨健等为代表的研究队伍。惟独1964、1965年下乡的老知青这个群体格外安静，有关老知青的研究非常有限。在有关知青的文字里，“文革”期间毕业的“老三届”成为“老知青”，以有别于七十年代下乡的“新三届”。当年被政治歧视边缘化的真正的老知青如今再次在文学和学术研究中被边缘化，甚至落到被遗忘、被抹煞的地步，成为一个独特的弱势群体。
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不禁想问：老知青们都到哪儿去了？他们当真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群体？他们的青春、他们当年的追求、他们的牺牲、他们的奋斗、他们的抗争就没有任何痕迹？就没有任何意义、任何价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段充满希望而又悲怆的历史上，老知青竟然没有一席之地？
今天，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已经成为既往，英雄时代、领袖政治已经成为历史的陈列。中国正迅速地进入后工业时代，以电视为主导的媒体创造着大众文化，人们通过媒体跟一个浮躁的外部世界保持着联系。媒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地推出一个又一个璀璨的明星，这些炙手可热的明星的成就、挫折、快乐、烦恼甚至琐碎的家事隐私满足了芸芸众生永无餍足的心理需求。当代的中国人既不向往崇高，又不甘于平凡。在社会和文化急剧转型的时代，有谁关心弱者？又有谁回首那苍凉的过去？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看来，弱势群体之所以不幸，完全是因为他们自身的过失。社会进步就是优胜劣汰的结果。扶助弱者，不仅于社会无益，而且最终也拯救不了这些人。在利益至上、金钱至上的时代，无私奉献、自我牺牲更是不合时宜，因为那如若不是履行虚妄的圣贤教诲，就多半是神志错乱的表现。
“文革”以前下乡的老知青偏偏具备以上两种属性。一方面，由于中国政治里的株连传统和跟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脉相承的血统论，这批人从小被打人社会的另册。从醒事的那天起，他们头上的天空就笼罩着一片不祥的乌云。他们承受了父辈的苦难，一再遭受有形或无形的政治歧视。这些在学校品学兼优的青少年在人生最富于幻想、最憧憬未来的时候被阶级路线蛮横地剥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接受教育、选择职业和迁居的权利，被政治歧视推到社会的边缘。“几乎从小时起我便明白，我背负着沉重的原罪，这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该属于我。小学升初中没有我的份，我只能读民办中学；初中升高中更没有我的份，我只能与那些和我命运相同的伙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广阔天地里来。广阔天地对于我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广阔。几乎每天，我身边的生活都在唤醒我的原罪意识”（周邦宪：《在严寒的日子里》）。
然而这些遭到不公待遇的青少年偏偏又有一种献身精神，向往虚无飘渺的乌托邦。一群革命的弃儿，他们偏偏接受了正在迅速蜕变的革命里残存的激情和理想。作为一个中国社会边缘的群落，老知青们是一群殉道者和执着的寻梦人，他们乐观、积极、向上、执著地追求、真诚地向往。在名落孙山的打击之后，他们纷纷“拼凑起支离破碎的心情，去学校报名兑现‘一颗红心’的豪壮诺言。”（卢晓蓉：《咏雪四题：雪崩》）为了国家的需要和民族的大义，他们毅然告别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城市，奔赴穷乡僻壤，用自己的牺牲和虔诚来换取社会的承认。
社办场是重庆老知青的社会大学。在社办场，老知青第一次自食其力，第一次接触了中国的农村社会。在这样的特殊环境里，老知青们不仅学会了开荒种地，而且开始真正认识社会和人生，认识人间的真情和虚伪。社办场的条件非常艰苦，饥饿和劳累考验着每个老知青的意志，理想和友谊支撑着这群稚嫩的少男少女，使他们能够在贫乏的物质环境中发掘出生命的绚烂，欣赏大自然的慷慨赐与。“文化大革命”以前，社办场普遍存在着一种乌托邦的气氛，老知青们自己建立了阅览室，成立了政治学习小组；田间地头常常飞扬着他们欢快的歌声；风雪交加的冬夜，他们围着火坑探讨着生活的各种课题。许多社办场的老知青还在附近的生产队开办了夜校，向当地农民传授文化知识；他们在农闲时间编排文艺节目，给偏僻的山村送去歌舞和欢笑。
对于老知青，农村的经历是他们人生的重要一课。他们从此开始体验真正的人生和社会的复杂。平心而论，学校既给他们传授了许多真知，也给他们灌输了几分蒙昧。“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开始了老知青思想上的启蒙。当社办场逐渐解体、曾经洋溢着欢歌笑语的“乌托邦”归于“树倒猢狲散”的惨淡结局时，他们惊愕地发现：青春的梦想竟然是虚幻的海市蜃楼；“战天斗地”的壮举其实沿袭了古老的刀耕火种，造就的是后患无穷的水土流失；在人口较为稠密的县区，农民其实并不欢迎跟他们争夺土地和口粮的知识青年；在家乡重庆，他们是一个被迅速遗忘的群体，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们的奋斗和牺牲。许多老知青开始怀疑绝对权威，怀疑上山下乡运动的合理性。一部分老知青甚至不顾社会的鄙弃和伙伴的反对设法将户口办回城市。尽管真正成功者为数甚少，这样的抗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实在是一种创举。
人性的觉醒使老知青更清楚地认识到极左集权主义对人心的曲扭，明白了世情的冷暖。宣汉县的老知青周邦宪在回忆自己曾经工作过的那所学校时写道：“这样一些在悲惨世界竭力挣扎的小人物，他们本该在不幸中相互怜悯，相互同情，以减缓一些他们精神上的重压。但出人意料的是，每逢‘大是大非’，他们中的一些人狠毒的程度却能胜过常人”（周邦宪：《在严寒的日子里》）。事实上，“天高皇帝远”的中国农村给老知青提供了思维和言论的空间。在偏僻的山乡，他们可以如饥似渴地传阅“禁书”，可以毫无顾忌地收听“敌台”广播；偶尔三五知青聚在一起，可以畅所欲言地指点江山、粪土王侯，而不必担心谁会去生产队长那里告密邀功。于是，在中国社会一片肃杀之气、思想界万马齐喑的年代，老知青居然成为极左政治下一个率先实现新启蒙的特殊群体。
这样的人生、这样的故事在今天有什么意义？对我们的孩子、对今天的年轻人、对中国的未来有什么启示？老知青们大多年过半百，富贵荣华于我们如浮云。我们只想老老实实地讲诉自己的经历，希望用这些朴实无华的故事来填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的一个空白，让它们深深嵌进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因为我们的经历是这段历史的一个极其特殊而内涵丰富的单元，因为我们的心路历程是对一场劳民伤财的社会革命的一个冷峻的注释。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和人类在二十世纪的苦难告诉我们，一个民族丧失记忆、抹煞过去，会产生怎样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希望后代知道老知青们这样的惨痛经历：宣汉县的一个女知青因为调工体检屡不合格，竟不惜大量服用食盐，摧残自己的身体，使之达到“病残”标准，结果虽然回到故乡，却因严重肾炎，在几个月之内离开人世；巴中县的一个林场没有男知青，只有十名重庆女知青，“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林场的九名女知青被当地干部强奸，其中两名跳水自杀，有关方面的调查结论是她们游泳“溺水致死”。
长歌当哭，应该在痛定思痛之时。作为一出历史悲剧的幸存者，我们有义务记载下这些年轻时代的伙伴的故事。我们的初衷只有一个：希望那些阴郁的日子不再重复，希望中国不再有残酷的阶级斗争、不再有阶级路线、不再人分九等、不再有冤狱、不再有株连、不再有“黑五类”、不再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常言说，物不平则鸣。老知青们应该向后人诉说当年遭受的不公待遇，这是他们作为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的不可褫夺的权利。但《无声的群落》不是弱者的悲鸣，不是失败者的宣泄，而是一群历尽人世艰辛却对人生怀抱虔诚信念的人的证言，是他们对民族最诚挚的奉献。我们希望“文化大革命”以前下乡的全国130万老知青的经历能够引出一些有关人生、有关社会、有关中国的思考。我们想让后代知道这样的一些事情：老知青刘嗣阁在自己身患绝症、来日无多的时候，还不断用歌声来鼓励其他病人（刘长宜：《十月的歌》）；老知青曾令德在离开他十分眷恋的世界的时候，拒绝亲友的探访，为的是保持做人的尊严。爱尔兰有这样一个寓言，一个没有鞋穿的人总是感到自己十分可怜。可是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失去了双脚的人，这才发现世上还有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在贫困的山区，重庆知青目睹了种种使人心碎的事情：凛冽的寒风中衣不蔽体的孩子；代替父母服劳役并任人拳打脚踢、逆来顺受的地富子女；口袋里只有三分钱买盐的老大娘……也许就是这样的经历，造就了老知青对苦难的承受力。四十年来，他们倍受命运嘲弄却没有放弃真诚的追求，屡遭歧视却不失做人的尊严，屡遭挫折却不坠青云之志。自强不息实在是老知青的生命历程的主旋律。《无声的群落》里的故事兴许能给弱者一点力量，给强者一点谦卑，给不幸者几分安慰，给幸运者几分警示。
还值得一提的是，老知青当中的一些人的家庭不存在任何“政治问题”，学业成绩也不错，却主动放弃了升学机会到山区寻求理想，用青春来描绘中国农村的美好画图。老知青中许多人至今还保持着一颗童心，对大巴山的那段经历保持着诗情画意的记忆。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生跟今天的社会似乎有点不合拍。但是，透过它们读者或许能发现人生最可贵的东西。
“当年叹辛苦，回首成真赏”。厄运和不公可能摧毁某些人的意志，动摇他对人类的信心，他可能成为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人，他可能堕落、可能自杀。但是，这不是老知青的精神状态，不是老知青的生活态度。我希望读者在这些发自内心的文字里，看到的是一种历经人世艰辛后的达观和宽容，一种对往昔峥嵘岁月的眷顾，一种对多变人世的泰然接纳，因为我们毕竟得到了许多。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年代，我们受惠于许许多多的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场友；那些爱护过、帮助过、保护过我们的人，还有那些不理解我们、刁难过我们、甚至迫害过我们的人。正是那些跟我们或朝夕相处、或萍水相逢的人教会了我们识别真伪、美丑，善良与邪恶，正是一个接一个的逆境促使我们在否定虚妄的理想的同时重新建立对生活和人类的信心。“虽然我们早已从乌托邦理想主义的愚昧中走向了充满改革精神的时代，然而在那苍苍郁郁的大山里，有我们青春的足迹和故事，这对一个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更是永恒萦绕的思念”（杨必仪：《我的“上山”与“下乡”》）。对于老知青自己，大巴山的那段经历其实还有更深的哲学意义：“我梦中的峡谷叠翠重荫，高大的水青桐、马尾松、杉针与熊松以及叫不出名儿的树，散发出特有的树脂气息。当雨后初霁，阳光点点，树梢的水珠就折射出万千个小太阳，树林变成活脱脱一个童话世界，令人心迷神驰。我走在峡谷里，心灵莫名其妙地就获得了归属感，仿佛一下子寻找到了自远古以来人类就久违了的故土家园。于是，那个‘跋涉无尽峡谷’的意象就获得了某种新鲜含义，成为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心理反弹”（黄良：《置身峡谷的体验与思索》）。
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心灵难免有些连岁月都难以抚平的创伤。一些老知青朋友至今不愿动笔，就因为他们不愿意揭开心里那些仍然在流血的伤口。许多朋友经过思考再三才坐下来记述那些苦涩的日子。这本书里的许多文字拌合着辛酸的泪水，发自多年深藏在心底的悲怆和�
